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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中后期我国学前教育的平民化试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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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民国中后期,针对学前教育外国病、花錢病、富贵病等问题,基于学前教育大众化、本土化目标,在“五四”以来教育新思潮的有力推动下,一批先进的教育工作者发起成立面向农村和工厂劳工的学前教育机构,掀起了平民化学前教育运动,深入开展了比较全面的学前教育平民化试验探索,在创新办园模式、服务工农生产生活、全面保育儿童、立足于平民实际及儿童生活设计课程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成就。
  关键词:民国中后期;学前教育平民化试验;幼稚园新大陆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3-0013-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3.002
  Abstract:In the mid-lat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of diseases of foreign cult, money spending and wealth show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goal of popular localiz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strongly pushed by the new ideological trend in education since “May 4th”, a group of advanced educators initi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or rural and factory workers, thus launched a campaign to democratize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carried out a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king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s in innovating the kindergarten model, serving workers, peasants,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comprehensively caring for children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ivilians and designing curriculum for children’s life.
  Key word:the mid-lat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ploration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kindergarten new world
  本文的民国中后期指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即1927年之后的民国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逐步调整了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方向,即由“仪型他国”向中国化、科学化、平民化学前教育转变。正如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的学前教育开始由贵族阶层专享转向广大平民阶级,由城市社会向农村开拓 [1]346 。一批教育家意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对学前教育的科学化与平民化进行了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学前教育发展之路。其中,南方以陶行知、陈鹤琴带领一批有志者创办农村和工厂区幼稚园,而北方以张雪门领导北平幼稚师范学校所开展的城市平民学前教育活动的两股力量尤为耀眼 [2]。
  一、民国中后期学前教育平民化探索的背景
  1.学前教育发展现状:数量极少且极不均衡
  我国自主办理的学前教育机构始于1903年创立的湖北幼稚园。1904年,清政府颁发的《奏定学堂章程》确定了我国学校教育体系的第一级为蒙养院,标志着我国学前教育制度的确立。之后,我国学前教育有所发展,但极为缓慢。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壬戌学制》,确定了学前教育的幼稚园制度,学前教育机构一律更名为幼稚园。但是,由于观念落后、经济不振,加上政局动荡,民国时期学前教育徘徊不前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出现了一段时间学前教育机构数量还少于清末的情况。
  据统计,清末学前教育机构数量最多的年份是1907年,本年度全国各类蒙养院共计428所,在院幼儿4 893人 [3]192。民国初期缺乏官方对幼稚园数量等有关统计报告。社会团体及个人的调查主要数据有三个方面:一是1921—1922年中华基督教育调查团的报告,指出我国教会幼儿园为139所[4],但未涉及我国自主办理的学前教育机构情况;二是南京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对全国调查,当时全国幼儿园190所,其中国人办的仅34所[3]228;三是张宗麟1924年对江苏、浙江、安徽的调查,三省幼稚园的情况分别是26、34、26所,各省在园幼儿分别为1 186、904、203人 [5]9。
  从上述数据可见,民国初年我国学前教育数量极少,和当下中国各省市成千上万所学前教育机构的规模相比,只是一种点缀性的。另外,学前教育机构分布上也极不平衡,主要办在大城市和沿海沿江主要城市。因此,推广普及学前教育是民国中后期学前教育发展的首要任务,而且必须改变原有的办园格局和办园体制机制。
  2.学前教育办理现状:不适合国情
  民国初期幼稚园在办理方式上,更多地受外来影响,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幼稚园类型上主要为宗教式、日本式幼稚园,前者为教会办理的幼稚园,后者为以日本为蓝本的幼稚园;二是学前教育内容和方法“洋化”倾向严重[1]345;三是幼稚园开园时间短,中午还要求接小孩回家,不能为广大平民家庭服务;四是收费太贵——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幼稚园模仿欧美的方法开办,选用外国课程,购买外国教具等,收费很贵[5]400,对于平民家庭来说,幼稚园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针对当时学前教育的以上问题,陶行知指出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即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6]137-138。陈鹤琴对“洋化”的学前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坚决反对中国的幼稚园教育内容、玩具教材等照搬移植美国的做法,倡导努力探索学前教育的本土化之路[7]。
  3.学前师资的培养问题
  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公办学前教师教育机构晚至1940年成立,即陈鹤琴创办的江西省立幼稚师范学校。中华民国初期,中国幼儿教师主要是西方在华教会教师教育机构培养。当时的教会幼儿教师教育机构有1912年成立的厦门怀德幼稚师范学校,1916年成立的杭州弘道女学幼稚师范科及苏州景海女学师范科等。同时,一些教会大学也培养幼教师资。可见,在民国初期,教会通过幼稚师范事实上控制了中国幼教界[8]。
  这些幼儿教师几乎都是教会教师机构培养出来的,接受的是欧美式的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操作也是按照欧美式幼稚园模式进行。因而,她们进入幼稚园,一是必然造成学前教育的外国化;二是由于其培养成本高,必会收取较高的薪资,客观上抬高了幼稚园入园费用。另外,这些幼师学校均设在都市里,学生久而久之习惯了都市的生活,惯于照顾和服务有钱人家的小孩,一定程度上缺乏服务平民的情怀,从而在师资上造成了学前教育走向工厂和乡村的障碍。
  4.多种教育思潮的合力推动
  “五四”时期以来各种教育新思潮迭出,无疑为学前教育平民化探索提供了思想支撑和要求。其中,儿童公育思潮强调通过建设公共教育设施实行儿童公养公育;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教育即生活”“从做中学”和“儿童中心”等教育原则和主张,为学前课程的设置实施朝着平民化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平民主义教育思潮推进了幼稚教育向工厂区和农村发展的转变;乡村教育思潮波及到幼稚教育探究如何推动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与普及;教育实验思潮提倡普遍设立实验学校,直接影响并推动了幼稚教育平民化试验。
  二、 学前教育平民化试验机构的办理
  在上述背景下,1924至1927年间,一些学者纷纷发表学前教育平民化主张,并对平民学前教育的办理进行了具体的设计,代表性的文章有陶行知的《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幼稚园之新大陆——工厂与农村》《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陈鶴琴的《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端》《我们的主张》,张雪门的《参观三十校幼稚园后的感想》等。在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等人的带动下,包括农村和城市工厂区的平民化学前教育的试验探索开展起来。
  农村幼教机构办理方面,1927年11月,在陶行知的领导下,以张宗麟、徐世璧、王荆璞、孙名勋、戴自俺等为骨干,在南京郊区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农村学前教育机构——南京燕子矶幼稚园。此后,晓庄幼稚园(1929)、和平门幼稚园(1933)、迈皋桥幼稚园(1933)、新安幼稚园(1933)等一批农村学前教育机构创办起来。这些学前教育机构主要是陶行知指导带领,由他的学生具体办理。1934年,张雪门在北京阜城门外罗道庄创办了乡村教育实验区。以上乡村幼稚园的办理宗旨是建设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园,并研究和试验如何办好农村幼稚园的具体办法。1947年7月,在陈鹤琴等带领下,国立幼稚师范专修科会同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创办了大场农村托儿所,其目标是扩展乡村托儿事业,协助农村妇女改良家庭教育,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家庭教育,普及农民教育,提高农村文化等。这些机构的办理得到了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在城市,面对最需要帮助的劳工孩子,陶行知、张雪门等带领一批有志者创建了多个工厂区学前教育机构,开启了城市平民化学前教育探索。在北方,张雪门带领北平幼稚师范学校师生先后创办了艺文幼稚园(1930)、颂琴幼稚园(1930)、第一中心幼稚园(1932)、第二中心幼稚园(1932)等。在上海,陶行知、孙铭勋、戴自俺等于1934年创办了上海劳工幼儿团。
  三、平民学前教育机构所开展的实验
  1.创新模式,艰苦办园
  民国时期,平民幼稚园是在条件艰苦、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的尝试,完全依靠外界帮助是不现实的。这些平民学前教育机构的开办都是通过探索者的努力,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园舍建设、教具材料等方面,用穷办法办出了有特色、有质量的幼稚园。
  首先是针对没有足够资金进行园舍建设,便通过现有的房舍改造而成。如作为中国第一所乡村学前教育机构的南京燕子矶幼稚园,创办之初是借燕子矶小学的一间房子隔成大小两间,大间是工作室,小间是储藏室。另外,南京市教育局补助了几张桌子、几张凳子,从南京鼓楼幼稚园借来一架风琴,买了几个小脸盆、小便桶。这样,幼稚园便开办起来了。迈皋桥幼稚园的创设则是租得一家新修做商店的瓦屋,房子一共是三间,两间用来作为幼儿活动场所,一间隔开后作为灶房和卧室。新安幼稚园则是把市镇外偏僻处的一座庙宇作为园舍。
  其次是以本地现有材料为基础做玩具教材。一是利用自然物、生活用品作为教育资源教孩子各种常识。如南京燕子矶幼稚园就利用土质点心、废物手工材料、可爱的自然物等作为幼儿的教材[6]289;二是购买原料品和工具,运用“教学做合一”的原则让师幼一起动手制作玩具材料。如利用农村随处可见的沙和水制成的有名的“清水沙盘”[9]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水沙盘”不但是一个玩具,而且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学习工具;三是请当地匠人自做教玩具。有的是照原样做,有的则根据幼儿特点及教师设计改成不同式样。本地工匠所做教玩具一则省钱,二则结实耐用,剩下的碎料便做成积木等。
  2.以平民儿童为服务对象
  为谁服务是学前教育机构性质的根本性标志。贵族幼儿园是为有钱阶层孩子服务,平民幼儿园是从劳工家庭的需要和便利出发办理的学前教育机构。关于平民学前教育服务对象的问题,陶行知在《幼稚园的新大陆——工厂与农村》一文中明确指出,女工区和农村尤其需要学前教育机构,这是幼稚园的新大陆,也是中国学前教育服务方向[10]。对此,上海劳工幼儿团特别强调,该机构“以真正的劳动工人的幼儿为主体,不是劳动工人的幼儿概不接受”[6]293。可见,在平民学前教育机构中,服务对象主要是工农的小孩,也包括孤儿,真正践行着为平民子弟办学前教育的初心。   正是基于为广大平民服务,平民学前教育机构中在园幼儿出现了有趣的现象:一是孩子的年龄从2个月至6岁多甚至八九岁的儿童都有;二是一些平民家庭中大小几个小孩均在幼稚园,由幼稚园进行照顾和相应的教育。这样,幼稚教育的对象从适龄儿童扩展到了往大小两头延伸,以服务最广大的平民子弟。
  3.根据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生活安排幼稚园工作时间
  平民幼稚园依据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劳动情况安排幼儿入园时间和放假。城市里,女工几乎每天都要上班,劳动时间都在11至12小时。对此,为城市劳工方便,城市平民幼稚园担负着夜以继日地照顾在园幼儿的任务,老师们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没有节假日,忘我工作,诚心实意为平民服务。上海劳工幼儿团就是为工人家庭服务的典型代表。正如陶行知所强调的,劳工幼儿团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劳工居住区幼儿集合起来,并运用集体的力量,解决他们现实困难[6]293。农村里,特别是农忙时节,很多父母起早贪黑地抢收粮食,天还没亮就将孩子送进了幼稚园,有的天黑了还没来接孩子,于是,农村幼稚园教师也起早贪黑地为农民家庭服务,幼稚园没有明确开园闭园时间。
  4.立足于平民实际及儿童生活设计课程
  其一是读法、数法教育。这是考虑工农家庭孩子因贫困失去读小学的机会而设立的教学内容。这样,为将来谋生打算,幼儿多识字、多算数成为平民幼稚园教育任务之一。读法教育,就是认字。当时平民幼稚园具体做法是识字内容为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如生活用品等,还让儿童去认读歌谣、短篇故事、图画上或手工上面的说明书中的字。识字方式是对孩子随机指导和练习,特别注意激发幼儿识字的欲望和兴趣,一般不强迫幼儿识字。同时,注意随机教幼儿写字,包括写幼儿自己的姓名、常见动物和幼儿生活中的事情等[6]281。关于数法的教育,包括正式课堂上学习数数和数字游戏,强调利用孩子们已有数的经验随机进行。
  其二是注重儿童健康和卫生习惯的培养。当时一般劳工忙于生计,加上本身育儿知识的不足,对于幼儿卫生习惯的培养缺乏重视,这些孩子进入幼稚园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卫生习惯可言。于是,幼稚园对刚入园孩子进行“改头换面”的健康和卫生习惯教育。南京燕子矶幼稚园购置了一面大镜子,让幼儿每天照一照自己的脸是不是洗干净,又替每个儿童准备了一条手巾,要求儿童常常自行检查清洁,吃点心的时候要讲究清洁习惯。老师还替儿童剪发、洗外衣,替孩子们医治秃子、沙眼等疾病[6]290。对幼儿卫生习惯培养方面,上海幼儿劳工团针对一般穷苦孩子吃饭后没有洗面、刷牙、漱口的习惯,要求他们吃了饭后洗面、刷牙、漱口。一些幼儿贴身衣服上有虱子,老师打开水来给他们烫洗等[6]297-300。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这些孩子的身体状况和卫生习惯都大为改善。
  其三是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平民学前教育机构大都对幼儿进行相应的劳动教育,为儿童树立劳动观念打下基础。正如学前平民教育运动重要成员龚思雪说:“今后的教育,绝不能再把劳动者教成不劳动者,决定要把不生产者教成生产者。”[11]龚思雪曾与同事带领五六个小朋友一起筑好了幼稚园内一条长约八尺、宽约四尺的砖路。劳动中,小朋友負责搬运小砖头、小瓦片,并用小簸箕运泥土协助老师完成了筑路任务。可见,平民幼稚园孩子们的劳动是孩子们自己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以不影响健康为前提的教育活动。
  其四是采用生活化的教材。平民幼稚园结合工厂和农村的实际,以幼儿的生活为中心,把附近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出产物品以及儿童歌谣、儿童故事、儿童游戏等搜集起来加以编制成幼儿教材。如采用当地流行的儿歌《小板凳》《拍手歌》做语言、社会教材[6]182;还有结合农村实际和国情编儿歌,如《种蚕豆》[6]263;还有根据时事编写的爱国儿歌《小日本》[6]237。这些儿歌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理解,很受小朋友喜欢,同时,还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其五是乡村幼稚园多采用户外教学。一是由于乡村的幼儿习惯了户外活动,成群结队的户外生活是儿童生活的乐趣,他们爬树掏鸟蛋,在野外嬉戏打闹、捕捉虫鸟,在小河里、水田里捉鱼虾等,乡村幼稚教育不把儿童关在教室里进行;二是乡村幼稚园室内设备极其简单,需要从大自然、大社会中寻找教育资源。对此,当时的乡村幼稚园教育充分利用了大自然、大社会资源,老师们让幼儿在与自然、社会的接触交往中学习各种知识,培养生活能力。把大自然、大社会作为“活教材”成了平民幼稚园教育工作的一大特色。
  四、启示
  民国中后期,学前教育平民化探索动员了这一时期学前教育的基干力量,倾心于农村及城市工厂区学前教育的田野,开展了深入细致的全面工作,对于克服学前教育的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起到了有力的纠偏。学前教育平民化试验探索所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对于当下进一步推进普及普惠学前教育有着积极的启示。
  首先是平民教育工作者的教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民国时期,这批平民教育工作者可以说在当时是“有学问、有地位、有面子”的人,然而,他们放弃舒适的都市生活,把自己的学问、地位和面子紧紧地与国家的命运、与工农的疾苦和儿童的幸福联系在一起,他们脱下西装,穿上草鞋,走到了工农群众之中,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农民烧心香”的信念、决心和毅力献身平民教育,在今天是一笔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其次是平民教育工作者“扎根”平民生活的工作和研究态度。民国中后期,学前教育平民化试验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所在地工农生产生活的后顾之忧,而且还因地制宜用土办法办起了“中国化”的学前教育,既解决了学前教育的“花钱病”问题,还有效地提高了幼儿的知识力,发展了幼儿的生活力。这一切来自平民教育工作者“扎根”工农生活“田野”开展的研究,对于今天居身于象牙塔、埋头于故纸堆出著作、写论文而对社会实际问题缺少关注的学风是一种有效的借鉴。
  再次是挖掘和利用本土教育资源以提高教学实效。平民幼稚园是穷人的学前教育机构,平民教育工作者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通过挖掘和利用本土生活资源很好地开展了保教工作,保证了教育实效。如采用当地童谣、故事作为语言活动材料,利用碎石、泥土、木片做建构材料,把儿童带到周边自然环境中认识树木、花草,观察虫鸟,采用“教学做合一”方法进行手工活动和力所能及的劳动等,使幼儿的知识、能力、卫生、集体意识等得到了全面发展。这对于今天幼儿园如何使课程融入生活、如何利用好“大自然大社会”这一“活教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四是培养矢志于服务家乡的师资队伍。当前普及学前教育难点在农村,农村学前教育的质量更是堪忧,而有一批决心服务于农村的专业师资队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平民幼稚园这些“外来”平民教育工作者深知,要真正使学前教育在工厂和农村这一“新大陆”扎根、推广,必须从当地培养一大批有志于服务本土的教师,于是他们采用“艺友制”形式培养本土幼教师资,效果良好。对此,为了促进农村学前教育有质量地普及,师范院校应重观对师范生进行服务农村、服务家乡的教育情怀培养,促使学生对家乡风土人情及自然社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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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戴自俺,龚思雪.陶行知幼儿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610.
  (责任编辑:钟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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