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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别林斯基文学批评中的文化反思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郭华春 王超

  摘要:别林斯基是19世纪俄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在文学批评中,对俄国文化的历史形态、现实状况和未来命运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别林斯基对俄国文化的反思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一是彼得一世改革是俄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分水岭,改革之后的俄国社会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二是俄国新文化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上层,尤其是与上层密切相关的知识阶层,他们代表了俄国文化的现实面貌和发展方向。因此,俄国的民族性呈现出不确定的特点;成长中的俄罗斯文化必然是多面性的文化;民族传统和欧洲影响共同构成完整的俄罗斯灵魂。
  关键词:别林斯基;文学;文化;俄国
  中图分类号:I512.0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3)04-0075-04
  别林斯基是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的巨擘,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共同构成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中坚力量。一个在今天看来非常难以理解的现象是:一方面,别林斯基在他短短十几年的文字生涯中,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文学批评,包括具体作家和具体作品的评介、某一年文学发展趋向的总结,也包括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另一方面,别林斯基对于俄国思想和文化的贡献远远不限于文学批评,他是19世纪中叶俄国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在知识阶层中,尤其在受教育的俄国青年中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尼古拉一世高压统治的时代,看似与世无争的文学批评在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发挥着迂回但却重要的作用。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别林斯基是最卓越的俄罗斯批评家,而且是唯一具有艺术接受能力和美感的俄罗斯批评家。然而,对他来说,文学批评只是体现完整世界观的手段,只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手段。”因此,别林斯基的批评文章不仅仅是文学性的,还是政治性的,代表了当时俄国社会的进步思想。列宁对此做出高度评价:“维·格·别林斯基是早在农奴制时代出现的、我国解放运动中平民知识分子完全取代贵族的先驱。”同时,在俄国文化的历史形态、现实状况和未来命运等问题上,别林斯基也做了大量思考,并在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分裂的俄罗斯文化
  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批评,他是这种批评的发明者和最杰出的实践者。这种批评的特点之一是对生活和艺术的界限不做清晰的划分,从而通过虚构世界折射现实世界的光明与阴影。于是,文学被看成民族精神的表现,俄国文学的历史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演进的历史。一方面,可以通过文学的进步透视一个民族成长的历程;另一方面,对历史的描述和总结也有助于把握文学发展的精神根源。正因如此,别林斯基非常重视历史的传承与延续,在他的文章中常常通过回顾过去的文学现象和历史事件来为当下的文学作品定位。然而,他并不是把历史仅仅当作现实的陪衬,而是与现实连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现实的源泉,“我们的时代主要是历史的时代。历史的观照声势浩大而又不可抗拒地渗透到现代认识的一切领域里去”
  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别林斯基深入俄罗斯的古老传统,深刻发掘民族血脉中流淌的最悠久的精神特质。他用诗意的语言概括了彼得一世改革之前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这个民族,当安详地结庐而居时,冷静而平淡,有如它故乡的皑皑白雪;当沙皇手指敌人时,骤速而严峻,有如它短促而炎热的夏日的天上迅雷;当飞觞宴饮时,勇敢而狂乱,有如它冬日的大雪和风暴;当丰衣足食时,缓慢而懒惰,有如它原始森林里的熊;当生活教训它穷而后通时,就伶俐、聪明、机警,有如猫,它那家宅守护神。它坚定地支持上帝的教堂,祖先的信念,不可摇撼地尽忠于正教的沙皇。”当然,别林斯基也分析了这种民族性格的来源,即我们熟知的:东西方交会的地理位置,蒙古人的残暴统治,从拜占庭帝国那里继承来的正教信仰,以及自伊凡三世以来不断巩固的沙皇统治。别林斯基在这种文化传统中发现了诗意,但认为那毕竟是“片面而隔离”的生活。俄国要想进步,就非同人类生活合流不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和彼得大帝把俄国推进了近代化的洪流,父亲的小船在儿子的手中变成了无畏的舰队。俄国在30年中走过了西欧几个世纪的道路。
  毫无疑问,别林斯基热烈欢迎这种改变,但他也充分意识到彼得大帝改革给俄国文化带来了严重的分裂。“这样,民族,或者更确切点说,人民大众,和社会,就分道扬镳了。前者依旧保持着往昔的、粗陋的、半野蛮的生活,以及把悲苦的和欢乐的灵魂倾吐在内的沉郁的歌;后者显然是改变了,如果不是改善了的话,忘记了一切俄国的东西,甚至忘记了说俄国话,忘记了祖国诗情的传说和幻构,这些充满着深刻愁思、甜蜜烦闷和青春狂欢的美丽的歌给自己创造了一种正是自己的忠实写照的文学。”如果只是停留在字面上去理解,别林斯基的这段话非常不合逻辑:社会难道不是由人民大众构成的吗?但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表述的深刻之处。一方面,社会不仅是由人组成的,它还包括制度、风尚、习俗、价值取向等非物质的因素。在“强大的手”推动下,这些因素会发生或潜移默化或翻天覆地的转变,但生活于其中的人则未必能与时俱进;另一方面,构成社会的这些软件必须由硬件来支持,制度的遵守、风俗的传播、价值观的确立都最后要归结为人的因素。所以,社会与人民大众分裂,归根到底,还是人群的分裂:社会的上层,也就是彼得大帝为建立新秩序而造就的新人阶层,倾心于欧洲文化,而社会的下层还顽强地维护着中世纪传统。
  这种分裂的情形到19世纪上半叶悄然发生改变,一个受过教育、了解西方,但又对现行体制充满敌意的知识阶层崛起了。他们在面对社会与人民大众的对立状态时,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从确定俄国的民族性开始,寻找俄国文化未来的发展道路。别林斯基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二、不确定的民族性
  民族性问题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思想界重点讨论的问题。它源起于沙皇的教育大臣、贵族思想家谢·谢·乌瓦罗夫抛出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官方人民性理论。这里的“民族性”可以理解为是俄国人民“特有的”顺从、笃信宗教、忠于沙皇的品质。到了19世纪30年代后期,俄国知识分子围绕俄罗斯的前途与命运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形成斯拉夫派与西欧派两大阵营,其中斯拉夫派尤其重视民族性问题的探讨。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的民族性植根于俄国传统的农村公社,在村社的基础上,农民可以和地主、沙皇和平相处。因此,正是农村公社造就了俄罗斯民族,确切地说是俄罗斯下层人民和谐无争的民族精神。   别林斯基早在斯拉夫派形成之前就已经开始探讨俄国的民族性问题了。他在分析杰尔查文的献诗与讽刺文时说:“它们最显著的素质就是民族性,这民族性不是汇集村夫俗子的言语或者刻意求工地模拟歌谣和民间故事的腔调,而在于俄国才智的隐微曲折之处,在于俄国式的对事物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文学的民族性就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的标记。别林斯基被认为是西欧派左翼的代表人物,但他在对俄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方面所持的立场却是公允和全面的。他认为,当整个世界变成了罗马的时候,当一切民族都按照罗马式的思想思考时,智慧便中断了。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挺进。而这正是斯拉夫派理论的出发点。“我们这个时代智力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我们到底懂得了俄罗斯自有同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一点都不像的自己的历史,懂得了应当根据俄罗斯自己的历史,而不是根据跟它毫无共同之处的欧洲民族的历史来研究它,来评价它。”。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认为,“所谓斯拉夫派,毫无疑问,接触的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
  与斯拉夫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别林斯基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精神虽然也体现于下层百姓中,但更多体现在社会的中层和上层,因为他们体现了一个民族的高级生活方式。卢纳察尔斯基在论述别林斯基思想的时代背景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说:“俄国人的下层很少影响它的民族文化。农民在哥萨克和宗派分支中参与俄国思想史是不明显的,自发的,并且民族的觉醒,一般地那种文化担当者的特殊阶级(它同上层阶级融合或者与之接近)的产生,通常是一致的。”可能在有些论者看来,别林斯基和卢纳察尔斯基都似乎在刻意贬低下层人民在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其实不然。代表文化的原始面貌和代表文化发展的方向是有密切关系但又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农奴制下为生存艰难喘息的下层民众是没有办法创造新文化的,更不可能在文化进步的事业中冲锋陷阵。只有知识分子,也即作为“文化担当者的特殊阶级”才能引领俄国文化走向莫测的未来。
  正因为19世纪中叶俄国的文化、俄罗斯的民族性还处于不断成长、不断变化的阶段,正因为代表俄国文化发展方向的俄国知识阶层还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对于社会来说,现时是过去的结果,未来必然应该在现时这个基础上得到实现。……谁都看不到完美有什么极限”。所以,别林斯基不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单一的观念、静止的眼光概括出俄罗斯的民族性,就像斯拉夫派做的那样:“他们的奇怪的结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随心所欲超越在时间之前,将发展过程当作它的结果,企图在开花之前看到果实,而且,一发现树叶味道不好,就宣布果实是腐烂的,还设想可以把一座望不到边的庞大森林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培育森林”。斯拉夫派所设想的俄罗斯的民族性,与其说是发掘和重构,不如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玄想。与之相反,别林斯基虽然承认俄罗斯民族具有独创的、自成一体的民族性,但这种民族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他的回答是“暂时还无法确定”。
  三、完整的俄罗斯灵魂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别林斯基对俄国文化的反思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一是彼得大帝改革是俄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分水岭,改革之后的俄国社会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二是俄国新文化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上层,尤其是与上层密切相关的知识阶层,他们代表了俄国文化的现实面貌和发展方向。基于这两点,别林斯基对俄国文化的特点、俄罗斯的民族性进行了大量的、鲜活的描述,而非简单的、抽象的概括。这些描述主要是以文学批评的形式出现的,而且散见于各个阶段的文章之中,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这里以别林斯基对普希金和柯尔卓夫的比较为例,来说明他在俄国民族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柯尔卓夫是一位农民诗人,他的诗歌质朴、自然,不追求辞藻的华美,表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以及植根于俄国土地的忧郁。柯尔卓夫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然不能同普希金相提并论,但别林斯基认为,柯尔卓夫的诗歌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纯然是俄罗斯的,即使天才如普希金也无法写出像柯尔卓夫一样的俄罗斯歌谣来。因为,柯尔卓夫是真正意义的人民之子,是在草原和庄稼地里成长起来的诗人,因此在心灵深处与最底层的俄国农民悲欢共享、息息相关。“他身上包孕着俄罗斯灵魂的一切因素,特别是在痛苦和欢乐中的一种可怕的力量,一种发狂地投身到悲戚和欢乐中的本领,他不会在绝望的重压下倒下,他能够在其中找到某种狂热的、大胆的、无法抑制的快乐,如果倒下了,那也能做到泰然自若,对自己的倒下能够充分认识,并不求助于虚假的安慰,也并不向他在比较好的日子里也不需要的人求救。”这里的“他”既是指柯尔卓夫,更是指“他”所代表的“俄罗斯灵魂”。
  反观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普希金,在文化意义上,不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普希金可以写出最具俄罗斯风情的作品,也可以熟练运用俄罗斯民间诗歌形式进行创作。在他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深刻的俄罗斯文化烙印,但其中诗性的成分要比纯粹俄罗斯式的诗歌多出些什么。这多出的一点来自“欧洲的教育”,也就是欧洲文化的熏陶。别林斯基把普希金的“俄罗斯灵魂”称为“俄罗斯化”,以区别柯尔卓夫这样的十足的俄罗斯人。那么,两者孰优孰劣呢?别林斯基给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发人深省的答案:在独特的、唯一的柯尔卓夫的俄罗斯歌谣世界里,普希金无法和他匹敌,这不是才能的问题,“而是因为柯尔卓夫歌谣的世界要求的是整个的人,可是这个世界对于作为一个天才的普希金来说,它未免太狭窄太小,因此,它只能作为一种因素进人普希金诗篇的宏大而广袤的世界”。可见,别林斯基一方面高度评价了柯尔卓夫的诗歌创作,并展现了对俄国底层人民悲哀和绝望的深切同情,展现了对民众的精神与诗情的热爱;但另一方面,离开“欧洲的教育”的俄罗斯诗歌是不完整的,无法支撑俄罗斯文学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这是别林斯基对待俄国文学的态度,也是他对待俄国文化的态度。
  别林斯基把一切民族的文化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自然的直感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诗歌主要是民族性的。俄罗斯歌谣对俄国灵魂能产生强烈影响,但对外国人却丝毫不起作用。这是因为民间诗歌的鲜明特点比较容易被本民族所理解。第二个时期是“自觉存在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诗歌更容易被其他民族所理解。普希金的诗歌能够被每一个教养有素的外国人所欣赏。因为普希金的诗歌中“有更多的人类普遍因素”。别林斯基把古老的俄罗斯文化归人第一个时期,他没有痛加贬斥,而是比做人生只有一次的、一去不复返的幼年阶段。但终有一日,思想取代直感,儿童长大成人。彼得一世的改革使得俄国加速进入“自觉存在的时期”。在别林斯基看来,就在这个时期,俄国人“能一视同仁地了解法国人的社会性、英国人的长于实际活动、德国人的暖昧不明的哲学”;善于把一切外国的东西化为己用,不专门迷恋一种事物,不专门屈从于一种主张,逐渐成为俄罗斯民族的特殊属性。他把这种特殊属性称为俄罗斯民族的“多面性”。正是这种“多面性”构成了完整的“俄罗斯灵魂”。
  在《彼得堡与莫斯科》一文中,别林斯基说彼得大帝“在俄罗斯看到两个国家,一个是他凑巧所处的国家,一个是他应当加以创造的国家:他的思想,他的血液,他的汗水,他的劳作,整个生命,全部幸福以及他的生命的全部欢乐都是属于后者的”。这段话也可以看成别林斯基夫子自道之语。在他的文学批评之中,寄托了对俄国传统文化深深的眷恋和对俄国文化未来更深情的希冀。这也是他的文化反思至今仍能给人启迪、发人深省的原因。
  [责任编辑:刘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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