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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泥产能过剩之谜

  这几个月,王宏诚一直在后悔。
  作为合川区一家水泥公司销售经理,他错过了好时机。
  “今年4月,建筑老板和我谈判,出价280元/吨,我拒绝了。”王宏诚说。
  他万万想不到,行情就此陡转急下。
  4月,每吨降至273元;5月,降至253元;6月,降至226元。
  “我连死的心都有了。”王宏诚说。
  2012年,重庆水泥行业亏损1.05亿元,利润率居全国倒数第一。
  2013年,又一场“火拼”拉开帷幕。
  7月11日,市长黄奇帆批示:“三年前就要求不再审批水泥生产线,现在恶果呈现,产能严重过剩,要弄清情况,分类对策。”
  产能过剩之“祸”出自谁手?
  房门大开
  在浙商22条“军规”中,收看“新闻联播”位居第一。
  作为浙商,科华集团董事长赵宝忠也爱看“新闻联播”。
  2007年6月9日,“新闻联播”播报:重庆、成都获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一个月后,赵宝忠将科华集团总部从浙江迁移重庆。
  相关报告称,2008年至2020年,重庆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10万亿元。“1亿元投资会消耗1万吨左右水泥。”赵宝忠说。
  科华集团正是水泥生产企业。
  能透过新闻看到“钱景”的,不仅仅是赵宝忠。于是,一大批水泥企业杀入重庆。
  2007年5月,科华集团抢滩万州,投建年产200万吨新型干法生产线。
  9月,山拔尔桑公司入驻武隆,投建年产100万吨新型干法生产线。
  …………
  美好“钱景”,不仅让投资者兴奋不已,也让审批部门头脑发热——凡是新型干法生产线,几乎是一律开“绿灯”。
  “2007年、2008年,有关部门核准了28条新型干法生产线。”市水泥协会秘书长马泽民说。
  缺少规划和预警——审批部门房门大开,为产能过剩埋下“地雷”。
  首先产生警惕的,是市水泥协会。
  “如果无节制地审批项目,产能很快将会过剩。”市水泥协会上书预警。
  这个预警引起市政府领导的注意,市政府负责人强调:“我市现有水泥企业产能已经过剩,但有的区县还在引进水泥企业,这种只求效益的短视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不单是增加二氧化硫排放,破坏当地环境,也可能拖垮现有水泥企业。”
  2008年12月,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水泥工业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严控新建水泥项目。
  这脚刹车,能刹住吗?
  联名上书
  2009年6月9日,寻常的一天。
  但这一天,注定会被记入重庆水泥产业发展史。
  九家水泥企业老总齐聚一堂,联名上书市政府:“为何《通知》成了一纸空文?”
  上书之因,是有关部门批准了东方希望丰都项目。
  “这违背了《通知》提出的三项规定。”马泽民说。
  第一,违背了“优化区域布局”的规定。
  “在丰都上游,已有涪陵拉瑞、长寿润江等项目,年产能达660万吨;在丰都下游,已有忠县海螺、石柱科华等项目,年产能达1000万吨。若东方希望再建年产1000万吨生产线,区域产能将严重过剩。”马泽民说。
  第二,违背了“落实淘汰落后产能”的规定。
  “此项目是新建生产线,违背了《通知》提出的‘只能以淘汰落后产能的方式发展新型干法水泥,不铺新摊子’的规定。”马泽民说。
  第三,违背了“严格核准资料要求”的规定。
  “《通知》规定,项目报批时,须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等资料,此项目报批资料并不齐备,也获批准了。”马泽民说。
  水泥企业老总们的报告被迅速呈报市领导。
  “重庆水泥产能过剩,不能再大规模扩张,市政府也对此发了文件,但执行中没有落实到位,请市经信委、市发改委务必管好这件事。国土房管部门、环保部门也要启动闸门……总之,要有一套刹车办法。”黄奇帆批示。
  市经信委随即牵头,召开多部门参加的“贯彻落实会”。经过磋商,各部门达成一致意见:凡未动工核准项目一律予以收回批文;主城九区不新批水泥项目,其它14区县暂停核准一年;“两翼”区县也须执行《通知》要求。
  大门再开
  作为上书人之一,赵宝忠非常关注市领导的批示。
  作为浙商,他清楚产能过剩的代价。
  2001年,浙江水泥行业利润冠全国,占总额的四分之一。“从这年开始,浙江水泥行业开始全面升级换代,上马新型干法生产线,政府大开审批之门。”赵宝忠说。
  三四年后,数十个项目投产,血拼一触即发。
  “价格最低时,降至200元/吨。”赵宝忠说。
  笑傲全国的浙江水泥,因为“大跃进”,沦为全国之“锅底”。
  作为“大跃进”受害者,赵宝忠对行业状况极度敏感。
  敏感的他发现,市领导的批示,效果并不明显。
  2009年9月4日,九鑫公司日产2500吨新型干法生产线通过核准;9月27日,茂田能源公司日产4600吨新型干法生产线通过核准……2009年,8个水泥项目通过审批。
  “‘贯彻落实会’怎会又成空谈呢?”赵宝忠不明白。
  原来,是一纸文件让审批部门再次大开房门——国务院颁发文件:对2009年9月30日尚未开工的新增水泥项目一律暂停建设。
  2007年,重庆机立窑、湿法窑等落后产能,仍占总量的56%。“这些落后产能以后要关闭。关闭后,若没新产能支撑,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审批部门的负责人解释说。   因此,得赶在2009年9月30日之前,突击审批一批项目。
  2007年至2009年,重庆一不小心,就重蹈浙江覆辙——共核准36条新型干法生产线。
  “如果全部投产,重庆水泥年产能将达上亿吨。”赵宝忠说。
  区县推手
  2009年8月8日,重庆江北机场。
  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随人流匆匆而出。
  一辆轿车已等候多时,刘永行一上车,遂直奔丰都县。
  “这是您今年第八次来重庆了。”下属说。
  刘永行为何频频造访重庆?他要在丰都建立他的水泥王国。
  4个月前,东方希望与丰都县政府签订协议——投建年产1000万吨水泥生产线。“他们用15天就为我们办齐了所有手续。”刘永行说。
  “这项目一落地,我心里就涌起深深的担忧。”马泽民说。
  何以担忧?
  看看丰都所在武陵山区水泥厂建设情况:秀山、武隆各引进年产100万吨生产线,黔江引进年产250万吨生产线,彭水、酉阳引进年产300万吨生产线,石柱引进年产600万吨生产线……“一个比一个规模大,区域产能严重过剩。”马泽民说。
  区县为何如此热衷水泥项目?
  “完不成招商任务,将被诫勉谈话或调离岗位,所以我们只有玩命招商。”一位区县干部说。
  招商可以,为何紧盯水泥项目?
  “山高地偏,大项目好项目不愿来,我们不得已才盯着这类项目,为完成任务,哪还管得上产能过剩啊?”这位干部说。
  区县政府饥不择食,有保增长、增税收等深意。
  但企业是逐利的,眼见市场已饱和,为何还来搅局?
  “水泥企业重视技术改造,轻视市场研究,以为只要新型生产线建起来,效益就会来,于是盲目扩张。”马泽民说。
  “地方政府给予极优惠的土地和税收政策,并撮合银行贷款,让企业做大做强之心顿时膨胀。”一位区县干部说。
  “还有就是地方保护主义,企业不在当地建厂,就很难获得当地订单。”一位水泥企业老总说。
  这三大原因,促使企业不惜冒险一试。
  就这样,地方政府、企业、审批部门,联手导演了这场产能过剩。
  淘而难汰
  2012年9月2日,大渡口区跳蹬镇白沙沱。
  毒辣的太阳下,小南海水泥厂已失去往日喧嚣——高耸的烟囱已化为瓦砾,宽敞的厂房已人去屋空。
  “我们拆了两个月了。”一位工人挥着锤子说。
  在尽展辉煌40年后,这个水泥厂终于落幕。
  未拆除前,它有三条机泥窑生产线,年产水泥40万吨。
  2012年7月,工信部发布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该厂赫然在列。
  “没办法,只能将它关停。”工人说。
  厂子关闭,工人却一脸喜色,为何?
  “新厂就在山那边。”工人伸手一指。
  年产40万吨落后产能关闭了,年产300万吨新型产能呱呱坠地。
  前几年,有关部门大开审批之门时说:“我们不认为产能过剩,因为现在大部分落后产能都将关闭。”
  2010年至2012年,工信部发布的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中,重庆有112家水泥企业上榜。
  照理说,如果这些落后产能淘汰了,肯定会大幅缓解产能过剩。
  但仅仅只是“照理说”,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淘汰,其实是新生。
  “水泥企业是当地的摇钱树,在淘汰过程中,区县政府想方设法四处求情——落后产能通过技术改造,变成更大规模的新型生产线。”马泽民说。
  在落后产能新生中,银行也帮了大忙。
  “一些企业欠了不少银行债务,银行不想让其破产,所以在其技改建新中,屡屡给以续贷,条件只是先还利息。”银行人士说。
  于是,区县政府、银行、企业合演了一出死而复生之戏。
  2012年,重庆新型干法生产线产量占总量的95.4%——落后产能淘汰几近完成,但产能过剩依然水深火热。
  “今年1月至4月,重庆水泥行业亏损1350万元,成为全国亏损之冠。”马泽民一声叹息。
  寻找“中国式产能过剩”的解药
  7月25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19个行业上榜。
  2003年,列入此名单的只有钢铁、水泥、电解铝三个行业;十年过去,上榜行业多了五倍有余。
  越淘汰越过剩——专家称这为“中国式产能过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各地调研时,一再强调:要坚决完成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等硬任务。
  化解产能过剩,已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要化解过剩,首先得找准其形成原因——是谁导演了产能过剩?
  此次淘汰名单,涉及企业1433家,水泥企业有527家——水泥行业产能过剩最为严重。
  所以记者选取水泥行业作为调查对象,追问“中国式产能过剩”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希望通过解剖这只“麻雀”,找到几味治疗“中国式产能过剩”的解药。
  在解剖中,记者发现“中国式产能过剩”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爆发式过剩。传统的水泥产业也好,新兴的光伏产业也罢,都是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过剩。为何会这样?主管部门是幕后推手——面临新机遇或新情况时,主管部门对市场前景把握不当,没有评估体系和预警机制,于是“高抬贵手”或大力扶持,导致企业一哄而上。
  二是地方政府主导。受GDP政绩观和分灶吃饭财政体系的双重影响,一些地方政府过于重视GDP和税收,而无视产业现实困局——A县水泥厂离B县很近,产量也能满足两县之需求,但为了增加GDP和税收,B县也会上马水泥项目,至于生产线建成后,市场在哪里,企业的效益如何,则考虑得不多。
  三是企业被盲目裹挟。政企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不少企业为避免丧失市场机会,便盲目扩张;地方政府给钱给地给政策,让企业做大做强之心盲目膨胀;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不在当地落户的企业很难实现当地销售——于是,企业被迫或自愿扩张产能。
  四是以邻为壑去产能。去产能意味着损失GDP和财税,于是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四处求情,总希望控制其他地方的过剩产能,而为本地企业寻求超出市场的经济利益。为保住GDP,地方政府甚至不惜用政府担保为这类企业“输血”——导致该退市的企业退不了。
  针对这些症结,我们可以对症下药。
  一要将调节产能过剩交给市场。各主管部门,要借这次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之机,在管理上实现两个转变:从经济性管制为主向社会性管制转变,从前置性管制为主向过程监管为主转变。通过审批权的不断退位,把调节产能过剩的任务交给市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实现自动调节——事实已证明,目前最能消除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还是完全竞争行业。
  二要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要借助这次主体功能区战略规划,改革调整现行政绩考核体系,把化解产能过剩、环境保护等纳入地方政府业绩考核体系,消除其“唯GDP论英雄”的强烈动机。此外,还应建立问责制度,对未按照相关政策停建违规在建项目、放任新增产能等行为,要予以严肃查处。
  三要建立评估体系和预警系统。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要将现行企业统计、景气指数分析与产能利用率评价结合起来,建立产能过剩评估体系和预警系统,让投资者及时了解行业信息,理智决策进入或退出市场,商业银行也可据此控制信贷投向和规模,防止投资过度。
  四要推进行业兼并重组。一是鼓励大企业开展联合重组,提高产能集中度和市场集中度,进行优化存量、减量发展。二是建立退出机制——企业被淘汰出局后,破产责任谁来承担,财产损失谁来负责,银行贷款如何偿还?
  四管其下,我们才能走出化解、过剩、再化解、再过剩的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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