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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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方素梅
摘 要：20世纪初以来，在新史学和国史重建潮流的带动下，中国民族史研究迅速发展，四五十年间推出了一大批具有近代学术范式意义的民族史论著。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演进史》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本文通过对这两部中国民族史的特色及其主要观点进行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及其理论表述。
关键词：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演进史；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146-05
收稿日期：2013-09-21
作者简介： 方素梅（1961-），女，壮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史、民族学研究。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Writing
——An Analysis on Lv Simian’s Two Books about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FANG Su-mei
Abstract： From early 20th centory，the study of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had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under influence of the new historiography and trend of Chinese history reconstruction. There were lots of books and paper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during 30-40 years.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and《Chinese National Evolution History》written by Lv Simian were two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This paper will make an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 and viewpoints of these two books， and hope it could help to reveal the positions and theoretical express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state construction from one side.
Key words： Lv Simian；Chinese National History；Chinese National Evolution History；Nation；State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吕思勉（1884～1957年）可谓成就卓著的大家。他一生淡泊名利，用心教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特别是专心于史学，先后撰述了2部中国通史、4部断代史、5部专门史，还有大量的读史札记、文章、教材和通俗读物，在学界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演进史》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近年来，随着民族国家研究热潮的出现，学界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断有论著进行各种视角的阐释，试图从中发现现代国家建构及民族观念嬗变的轨迹。①本文以吕思勉为例，通过对其两部中国民族史的初步分析，从一个侧面探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及其理论表述。
一、求真与致用：两部民族史
的时代背景与特色
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演进史》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其研究背景可以追溯到清末兴起的新史学与国史重建潮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带动下，中国知识界兴起了新史学思潮，这一思潮对中国史学的转型产生了巨大影响。传统史书在关于书名、疆域、民族、纪年以及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等方面的使用与处理方式，已经不能够完全适用于近代以来的史书撰述。对国史进行重新解读和撰述不仅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路径，也是时代的要求。在国史重建中，民族的历史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即如梁启超所言：“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1]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强民族凝聚力、增强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抗战必胜的观念，不少学者努力从事于弘扬和发掘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工作，或在自己的研究和著作中突出爱国家、爱民族、激发民族精神的内容。用熊十力的话说：“今外侮日迫，吾族类益危，吾人必须激发民族思想。念兹在兹。”②与民族危机息息相关的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研究，更是受到学术界普遍重视，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民族史研究热潮。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上半叶国内出版的通论性民族史著作约近50部，吕思勉的两部民族史属于较早的著作之一。其中，《中国民族史》以其1925～1926年在沪江大学任课的讲义为基础，1934年4月该书由世界书局初版，12月再版；《中国民族演进史》是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的基本知识丛书之一，1935年3月初版。③吕思勉出版两部中国民族史时，正值年过半百，在学术上处于厚积薄发阶段。因此，虽然写作目的不一，但两部著作都体现了作者在学术上的深厚造诣。陈协恭对吕思勉的这本民族史大加推崇，为之作序赞曰：“比合史事，发现前人所未知之事实者，尤不可覩矣。君之所为，诚足令先辈咋舌。”[2]金毓黻说：“近世努力于专史之著作者颇不乏人，兹举其要者。”其下列有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3]实际上，该书的确是吕思勉一部十分用力的著作，晚年他对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评价时，罗列了15种，其中就包括《中国民族史》，并说：“此书考古处有可取，近代材料不完备。论汉族一篇，后来见解已改变。”[4] 与同时代的民族史著作相比，《中国民族史》在体例上自成一格，它把中国境内各民族划分为汉族、匈奴、鲜卑、丁令、貉族、肃慎、苗族、粤族、濮族、羌族、藏族、白种等12个族类，然后按照民族源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内容进行叙述，需要详细考察的问题则列为附录。《中国民族演进史》则是为中学生撰写的读本，按照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主要问题来安排章节，这些问题依次为：什么叫做民族、中国民族的起源怎样、中国民族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民族怎样统一中国本部、中国民族第一次向外开拓怎样、五胡乱后的中华民族是怎样的、中国民族在近代所受的创痛是怎样、中国民族的现状怎样、怎样复兴中国民族、中国民族演进的总观察怎样。最后附有参考书和复习题。全书内容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同时贯穿着理论观点，可谓一部普及性强的中国民族史读本。
吕思勉的两部中国民族史既有时代特色，也反映出其学术取向和治史特点。其一，以社会进化的观点看待历史，《中国民族演进史》的体例结构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他认为：“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5]不过，吕思勉并不赞成教条地运用进化史观，指出“现在读史，自然和从前眼光不同；总得在社会进化方面着想。但是随意地摘取几条事实，甚至是在不可据的书上摘的，毫无条理系统，再加上些凭虚臆度之词，硬说是社会进化的现象，却实在不敢赞成”。[6]
其二，“求真”与“致用”相结合。读史所以经世致用，这是吕思勉史学价值观的核心所在。吕思勉在其论著中，不断强调治史的目的与功能：“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7]不过，吕思勉强调“致用”的前提是“求真”，反对根据现实需要对历史任意剪裁。例如，他的《中国通史》作成于抗日战争期间，书中叙述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斗争时，十分强调汉族对于所谓异族的反抗斗争，以达到“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的目的。但他认为，“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用之太过亦有弊”，“天下之事总有一个适当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于矫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他指出：“昧于事实的真相，惟有求明事实的真相可以救之。所以由矫揉造作的历史所致之弊，惟有用真正的历史，可以做他对证的药。”[8]
其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相结合。吕思勉的学生回忆说：吕先生在穷年累月阅读古文献、埋头写作札记的同时，爱好广泛阅读新出版的报刊杂志，十分注意当时从西方不断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的研究方法。[9]例如，吕思勉指出：“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会学了。历史是研究整个社会变迁的，任何一种事件，用别种眼光去解释，却只能得其一方，而惟社会学，才可谓能揽其全。……如蛮族的风俗，昔人观之，多以为毫无价值，不加研究。用社会学的眼光看起来，则知道何种社会有何种需要，各种文化的价值，都是平等的，野蛮民族的文化，其为重要，正和文明民族一样。而且从野蛮时代看到文明时代，更可知道其变迁之所以然。”[10]他还说：“考古学，从地下掘出许多东西——无论其为人造的，非人造的——借这许多东西，以补文字记载的不足，也将人类的历史，加长了几千年，甚者至万年以上。”[11]在研究“中国民族的起源怎样”和“中国民族是怎样形成的”时，吕思勉大量参照了当时考古学的研究成果。
二、吕思勉的主要观点和创见
吕思勉的两部民族史风格不一，讨论的重点也不尽相同。在论述民族、民族主义、国家等相关概念及民族源流、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内容时，吕思勉阐发了诸多精彩见解，在此着重叙述三个方面。
（一）文化是民族的根柢
在建构近代国家的理论体系中，民族概念是中国学界重点阐释的问题之一。当时的讨论非常热烈，吕思勉也对什么是民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民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民族，是具有客观条件，因而发生共同（对外即可称为特异的）文化；因此发生民族意识，由此意识而相团结的集团”，“民族观念的晶莹与否，与实际上民族的存在与否，毫无关系。在中国，民族观念，虽未见晶莹，然中国民族，则久经存在”。[12]其次，民族与种族不同。“现今世界上，实无一单纯的种族；更无一单纯的种族所构成的民族……而一种族分为数民族，一民族包含数种族，及数种族渐化为一民族的，却不乏其例。”[13]种族的表征主要体现在体质上，而民族的表征主要体现在文化上：“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民族则论言文，论信仰，论风俗，其同异不能别之以外观”。 [14]第三，民族与国族有别。“民族是民族，国族是国族，这两者是不容混淆的。一国家中，包含数民族的很多。”[15]
对于什么是构成民族的要素，吕思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述。他认为，种族、语言、风俗、宗教、文学、国土、历史是构成民族客观上最重要的条件，外力也是民族构成重要的条件。不过，“民族的成因，总说起来，可以说是原于文化。一民族，就是代表一种文化的。文化的差异不消灭，民族的差异，也终不能消灭。”[16]吕思勉认为文化同其他事物一样，也会发生变化，文化的变化，最终亦会导致民族的变化。他指出：“若其两个民族，文化互有短长，彼此互有弃取，则或者互相融合，而新民族产生；或虽有所取于人，而其固有的特性，仍不消失，则为旧民族之革新；亦即一种变化。”[17]
在反复强调文化对于民族之重要的基础上，吕思勉提出了“文化是民族的根柢”的观点，认为在民族、国家的关系中，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世界上的人多著呢？为什么有些人能合组一个国家，有些人却要分做两国呢？这个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民族的异同，而民族的根柢，则为文化。世界文化的发达，其无形的目的，总是向著大同之路走的，但非一蹴可几。未能至于大同之时，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通力合作，以共御外侮；文化不相同的则不能然，此即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18]在吕思勉关于民族、国家的阐述中，处处可见他对于文化的强调。如在为朝鲜学者柳树仁的《中韩文化》所写的序言中说：“国家、民族之盛衰兴替，文化其本也，政事、兵力，抑末矣。”[19]抗日战争时期，吕思勉更是以阐扬民族文化、砥砺抗敌士气为己任。他撰著中国通史，就是“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20] （二）中国民族起源本土说
中国民族的起源，是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在中国人种来源上，最早存在着非洲说、澳大利亚说、亚细亚北方说、美洲说、埃及说、印度说和古巴比伦说等。其中，以巴比伦说影响最大，此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④中国人种“西来说”并不只是巴比伦一地，还有主张来自小亚细亚或大夏故墟的，即来自帕米尔-昆仑山。中国的一些学者，像刘师培、章太炎、丁谦、黄节等人，也相信西来说。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人种西来说被较多的中国人所认可，清末民初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多采用此说。[21]然而，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考古材料的发掘，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人种西来说逐渐失去其学术话语价值。
吕思勉先生对中国民族的起源进行了长时期的思考。最初，他也受到“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影响。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就主张汉族“西来说”。他从中国古籍中寻找证据，证明中国人种来自西方。一是关于“昆仑”的考证，认为今于阗河上源一带，是汉族古代的根据地，汉人西来之后，还祭“昆仑之神”；二是“汉族”的名称，古称“夏”或“华”，“夏”在阿姆河流域，古代汉人，居住在葱岭和帕米尔高原一带，这里原是各大人种起源的地方。吕思勉认为，“这两种证据，似乎都还谨严的”。[22]
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学界的转向，吕思勉承认“西来说”并不科学。在两部民族史和《中国通史》中，他都摒弃了中国民族西来的说法。吕思勉解释说：“予昔亦主汉族西来说。所立证据，为《周官》郑注。谓古代之祀地祗，有昆仑之神与神州之神之别。入神州后仍祀昆仑，则昆仑为汉族故土可知。自谓所据确为雅言。迄今思之，郑氏此注，原本纬候。疏引《河图·扩地象》为证。纬候之作，伪起哀、平，亦在西域地理既明之后。虽多取材故记，未必不附以新知。则其所言，亦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耳。据此议彼，未免五十步之笑百步也。”[23]
有了前车之鉴，吕思勉在两部民族史中谈到中国民族起源时，态度更加审慎。他首先强调：“案欲考汉族发展之迹，必先明其地理。”并指出考证古史地理有三种方法，即考其疆域四至及九州境界、考古国所在和考其用兵地理。其次，强调对神话传说进行辨别。认为“其较可信者，盖始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异说纷如，要以《尚书·大传》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说为可信。”[24]他撰写了《三皇五帝考》一文，对该传说进行了详细考证。
通过考察，吕思勉得出结论说：“故汉族初基，实在黄河上流，后乃渐进于其下流。东方地形平衍，戎狄之杂居者少，其民以无与竞争而弱。秦、陇、燕、晋之境，则其民多与异族错处，以日事淬厉而强。此则三代、秦、汉，所以累世有胜于天下也”，“汉族在江域之发展，中流最早，下流次之，上流最晚。以蜀地大险，吴、越距文物之邦太远故也”，“五岭南北，开拓尤晚”。[25]此一结论的实质就是中国民族起源本土说。
吕思勉除了运用考据所长，对文献材料进行分析，也没有忽略新兴考古学的材料。他甚至强调说：“茫昧的古史，虽然可以追溯至数千年以上，然较诸民族的缘起，则是远后的。所以追求民族的起源实当求之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历史。”[26]在论述了西方人类学者对民族问题研究的历程和不足所在之后，他指出无论从考古遗迹和文化遗存，还是从体质遗骸来说，“也颇有足以证明中国民族，居于中国土地之上，为时已极悠久的”。他亦利用了当时的周口店考古发掘，指出“中国有发生最古文化的可能。虽然不一定就是现在中国文化的前身，然而说中国本土，不能或未曾发生文化，而必有待于外来的传播，则总是不确的了”。吕思勉认为，纵使古史记载和考古发掘还不能对中国民族的起源作出十分满足的答复，“而中国民族，居于中国土地之上已久，其文化亦为时已久，则似乎可以假定的”，[27]再次强调了中国民族起源本土说的观点。
（三）苗族源于九黎而非古之三苗
对于苗族源流的探讨，是近代民族史上一个颇受重视的问题。这与清末黄帝崇拜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在国家建构和历史重写中，汉族与异族的关系被极度重视，黄帝与蚩尤之战更是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因此，苗族的源流及苗族与汉族的关系成为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梁启超认为，苗族最初的起源地在今天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连接地带，蚩尤是他们的人文初祖，与华夏族的关系主要以矛盾冲突形式来表达，经过与华夏族的矛盾冲突，苗蛮渐渐向西南退避迁移，民族名称曾在迁移的过程中发生变迁，如长沙蛮、武陵蛮、黔中蛮等，最后到达西南。[28]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王桐龄等人，他们认为三苗即后世之蛮或苗族，此一观点对后世影响较大。除此之外，当时的观点还有几种：一是以三苗为非今之苗族者。此说代表有章太炎。二是以黎苗为另一种族者。此说代表有缪凤林。三是以九黎为现在之苗，但三苗则为汉族之姜姓而非现在之苗族者。此说代表有吕思勉。[29]四是认为三苗九黎或有存在，但若将其视为后来之苗的直接祖先则殊难使人信服。此说代表为林惠祥。[30]
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第八章中，专门叙述了苗族。他认为，苗是蛮字的转音。苗族本名黎，因其居住在南方，因此古书又称之为蛮，或曰矛或髦。晚近才伪称苗，并将之与古代之三苗国相混。吕思勉说：“三苗姜姓，当五帝时，姬姜二姓之争甚烈。姜为姬败，乃南走。服九黎之民而君之，时曰三苗。近人既不察今之苗族与古之三苗之别，又不察古之姜姓，其君九黎而称三苗，实在北方战败之后；乃误以为初与姬姓战于北方者，即为后来之三苗，所用者亦即为后来九黎之民；遂有今天之苗族，先汉族入中国，后乃为汉族所逐之说矣。今请得而辩正之。”[31]
吕思勉接着考证三苗为姜姓之国，并非种族之名。所据者《尚书》、《礼记》、《史记》、《后汉书》等相关记载。那么，“何以知三苗之君为姜姓，而其民则为今之苗族也”？吕思勉根据《尚书·吕刑》、《山海经》、《后汉书》等记载，认为苗民为九黎之君，九黎系指人民；三苗君民实非同族。“盖姜姓既败于北，乃南走而臣九黎，犹月氏破于匈奴，乃西走而臣大夏耳”。[32]至于“何以知姜姓之君九黎，必在其北方既败之后也”？吕思勉说：“案近人误以与黄帝战于北方者，为今日之苗族，皆为‘蚩尤九黎之君’一语所误，殊不知古之称人，惟重氏族；子孙父祖，同蒙一号者甚多。”[33] 根据《尚书·吕刑》的记载及对《史记·五帝本纪》的考证，吕思勉指出蚩尤实在九黎之君之前；与黄帝所战之蚩尤，实未尝君临九黎；《史记》所记黄帝与炎帝、蚩尤之争，其词又颇错乱，蚩尤与炎帝究为一人抑为二人殊为易定。吕思勉认为，“谓蚩尤用九黎之民，即今日之苗族，与黄帝驰驱于幽、冀之域者，其为武断无据”。[34]
捋清三苗与九黎关系之后，吕思勉对苗族的源流作了进一步的考证。他认为，“今之所谓苗族者，实为汉长沙武陵蛮之后”。指出《后汉书》对此有详细记载，认为此传说为汉人所附会。不过，干保《晋纪》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均说苗人杂糅鱼肉，口槽而号，以祭槃瓠，因此认为槃瓠确为苗族之祖。还说，“现在粤西岩洞中，尚时有崇宏壮丽，榜为盘古庙者，中祀盘古及天皇、地皇、人皇。旧历六月二日，相传为盘古生日，苗族远近咸集，致祭极虔。则盘古殆即吾族所谓槃瓠，与天、地、人三皇，皆为苗族古帝；而其传说，转见于吾族之载籍欤”。[35]
在此章末尾，吕思勉也谈到了瑶族，指出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之永明、江华、宁远、蓝山、道县、武冈、城步、郴县；广东之连县、连山、肇庆、罗定、合浦；广西之桂林、庆远、马平、平乐。居平地者曰平瑶，居山地者曰山瑶。平瑶多化于汉人，山瑶则自率其俗，居于岩洞之间。这些分布特点是符合清代民国方志记载的，说明吕思勉确实谙熟史籍文献。吕思勉还说，“瑶亦出于苗”，认为其俗亦祀槃瓠，因此说瑶与苗同祖，是有道理的。[36]
在当今学术界，认为蚩尤为苗族等少数民族的祖先，已成为主流观点。也有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深思，认为蚩尤是中国远古传说中一个人神杂糅的形象，围绕蚩尤这个形象，中国人一直有着非常矛盾的态度，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按照不同的需求，对蚩尤的形象进行重塑。因此，关于蚩尤的神话，不断在改编和加工。该学者认为，“近几十年来出现的蚩尤叙事与实践，是古老神话的现代性建构，是远古历史的‘当代史’写作。”[37]有的学者指出苗族社会中兴起的“蚩尤崇拜”，事实上是从“他者”叙事到“自我”内化的一种转变，是凝聚苗族民族认同意识最为核心的“受难者记忆”进行重构的组成部分。[38]
三、影响和局限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吕思勉是一个不为名利而又关心社会，致力于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期望民族独立和富强的典范。他的一生是在书桌与讲台前默默度过的，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他从未忘记学者的崇高使命，以全部的学术生命关注文化、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正如吕先生自己所说：“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39]他所坚持的一些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譬如，吕思勉认为“民族观念的晶莹与否，与实际上民族的存在与否，毫无关系。在中国，民族观念，虽未见晶莹，然中国民族，则久经存在”，说明今人仍在不断强调和争论的“民族”是否存在的问题，数十年前的学术界就作出了确论。又如，从吕思勉“文化是民族的根柢”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的“民族”概念中，文化是关键因素的解读，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大为盛行了。再如，吕思勉提出的“民族是民族，国族是国族，这两者是不容混淆的。一国家中，包含数民族的很多”，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事实的尊重。
但是，吕思勉并不是一个专门研究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学者，以当代学术眼光来看，他所主张的一些观点同样避免不了时代的局限。在吕思勉的观点中，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却认为汉族相当于或代表了中国民族，因为“此为最初组织中国国家之民族。其语言、习俗、文化等，皆自成一体，一线相承。凡世所称为中国民族者，皆以其能用此种语言，具有此等习俗文化而言”。[40]在关于中国民族起源的研究中，就是指汉族的起源。因此，汉族正统思想主导着他的民族观，民族同化意识存在于他的脑海中。在他的思路中，中国民族形成的路径就是以汉族为核心，将四方夷狄蛮戎同化。“所以，要研究中国民族的演进，第一步，便须考究中国本部地方的民族，如何与汉族相同化”。[41]他所奉行的文化至上的原则，从根本上也是为汉族的同化提供理论支持，因为汉族是中国文化最高的民族，汉族“以同化力的伟大闻于天下”。在论述汉族对于古代异族的同化时，他将“汉族”等同于“中国”，称畜牧民族为“骑寇”，认为其他民族应同化于文化最高的汉族，表现出强烈的我族中心观。[42]
从研究内容或体例来看，时人也有过抨击。如曾仲谋认为，无论是王桐龄、吕思勉，还是缪凤林、张其昀等人的中国民族史研究，都“只是‘活动的记述’或是‘事迹之考究’根本谈不上‘史的研究’；又‘只是中国各个种族之活动的记述’，或是‘关于与中国各种族有关系的事迹之考究’，根本就更谈不上叫做‘中国民族史’的研究。”[43]这样的要求对于当时的民族史研究来说，几乎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
美国学者杜赞奇通过对20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探讨，揭示了中国近代国家建构与国史重建关系的主要特点，即历史书写方式的重大转变。[44]从杜赞奇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从近代国家建构与国史重建的关系中，探讨知识分子的立场及其理论表述。以吕思勉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打破学科隔离，纷纷撰述中国民族史，来彰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术理念，体现了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从这一点上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 这方面的成果颇多，较为综合的研究可参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马戎《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王文光、段红云《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等。 ② 《十力语要》，卷1，第11页，1947年湖北印本。转引自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第26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③《中国民族史》初版以后，吕思勉及其学生和后人都做过校订，并经多家出版社重印。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李永圻、张耕华校订的《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演进史》合订为《中国民族史两种》列入“吕思勉文集”。本文即以此合订本为样本进行论述。
④创此说者为法人拉克伯里，其在1894年出版的《支那太古文明西原论》中，列举了中国和古巴比伦在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科技发明和政治制度方面近百种相似之处，断定汉族来自巴比伦。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吸取拉克伯里的观点，撰成《支那文明史》，东新社翻译为《中国文明发达史》。此说遂引起国人关注，特别是蒋智由以观云之名在《新民丛报》第37号（1903年9月）上连载了《中国人种考》长文，对拉克伯里“汉族西来”说做了较为详尽的发挥，并从中国古史记载中为之论证，使中国人种西来说得到扩散。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全集，第2册[M].北京出版社，1999：741.
[2]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序[A]//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8：4.
[3]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310
[4]吕思勉.自述[A]//俞振基编.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C].北京：三联书店，1996：226.
[5]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1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
[6]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95.
[7][20][26][43]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6.187.339～340.
[8]吕思勉.历史研究法[M].上海：永祥印书馆，1948：35～36.
[9]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A]//俞振基.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生活[C].三联书店，1996：5.
[10]吕思勉.历史研究法[M].永祥印书馆，1948：63.
[11][12][13][16][17][27][41]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A]//中国民族史两种[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87.263.264.268.268～269.275～276.290.
[14][23][24][25][31][32][33][34][35][36][40]吕思勉.中国民族史[A]//中国民族史两种[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0.12.12～14.15.17.178～179.179.180.180～181.185～186.
[15]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序[A]//中国民族史两种[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61～262.
[18]吕思勉.中国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85.
[19]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Z].上海：上海书店，1992：276.
[21]刘超.民族主义与中国历史书写：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22]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1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3～14.
[28]梁启超.饮冰室文集[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1680～1681.
[29][30]林惠祥.中国民族史[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03～106.106～107.
[37]石茂明.蚩尤神话的现代性[J].苗学研究，2013，（1）.
[38]杨志强.蚩尤崇拜与民族认同——论当今中国苗族树立“精神共祖”的过程及背景[J].青海民族研究，2010，（2）.
[39]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A]//吕思勉遗文集（上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01.
[43]曾仲谋.中国民族史的成果底检讨[j].法声半月刊，1936，（2）.
[44][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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