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分流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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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采用CGSS2008调查数据，在Heckman计量模型基础上探讨了高等教育分流与居民收入差距互为影响的内生机制，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的互为影响作用显著。全样本中的职院组和普通大专组表现出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与教育不平等，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但是在分样本情况下，尤其在城镇样本下，教育分流所导致的职院组与普通大专组在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上的差异不明显，然而在农村样本上的表现与全样本一致。这说明总体上，职院组比普通大专组在居民收入差距和人力资本存量上劣势明显。
　　关键词：教育分流；职业教育；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8-0010-06
　　一、引言
　　近年来在收入差距研究领域，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聚焦于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的相关性研究（冯云、王维国，2011等）。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教育政策以及二元经济体制所造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了居民收入差异的不断扩大。
　　而在中国1999年以来教育急速扩展的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教育政策就是教育分流（升学轨道的差异），一般可以分为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和普通学术教育（academic education）。我国教育分流主要有初等教育分流（小学升初中：普通初中/中专）、中等教育分流（初中升高中：普通高中/职高）以及高等教育分流（高中升大学：普通大专/职院）三个阶段的分流。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教育不平等、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态势日益深化。我们不禁要问，教育分流与居民收入差距有着怎样的联系？这种联系显著吗？本文认为，研究我国教育分流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加强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扶持力度，平衡教育资源分配，提高教育质量，这对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正基于此，以高等教育分流为例，探讨教育分流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这一论题。
　　二、相关研究
　　国外较多关注教育分流对收入差距的间接影响，不少学者针对美国中学的学术与职业教育分流进行分析，其中指出分流可能会导致一些负面的结果：一是区分出较低层（lower-track）的学生；二是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力；三是以个人的社会背景作为教育选择的基础；四是排除进入大学的机会；五是较低的学业成就；六是选择职业课程者，并无明显增加就业机会（Cicourel and Kitsuse 1963；Schafer and Olexa 1971）。由此可见，分流体制并非仅仅在教学上作区分，其中也涉及了家庭背景因素，以及职业机会不均等的问题。学者Jencks等人对于初、中等教育分流的实证研究发现，早在小学初等教育阶段（elementary level）就有分流的概念。例如，学校根据学生学习的速度加以分班教学，其实就是所谓的分流或能力分班。Jencks（1972）特别提及，在同一班级中，有些老师也会将学习能力较佳者集中起来教导，即使教材一样，然而基本上仍属于一种分流。美国学者Friedkin and Scott（1997）认为，除了课程的分流外，公立与私立部门（sector）的区分，也可算另一层次的分流。Grant（1994）则扩大解释，将教育分流定义出四种类型：“tracking”、“ability grouping”、“assignment of pupils to special education”、“gifted-program”，而且他认为此四者是造成美国教育机会不均等、种族隔离的四大机制。以上的研究足以表明，公/私立学校的区分，就是一种教育分流制度。
　　就中国的现状来看，这种教育分流更多表现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以及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上。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教育分流的研究尚不多见。国内学者林大森（2002）对台湾高中/高职和公立/私立分流的后果研究发现，在教育年限相同的条件下，分别就读于公/私立高中与公/私立高职的学生存在着明显的教育质量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教育成就、职业获得以及收人水平等方面。尤其是毕业于公立高中的学生最有可能获得高教育成就、高职业与高收入。相比之下，私立高职的学生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是最弱的。总体而言，国内对于我国教育分流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这一论题的研究尚不多见，亟待进一步探讨。
　　三、数据描述及内生性的确认
　　（一）数据描述
　　根据本文研究目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2008年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简称CGSS2008），我们选取了受访者在60岁以下且有年收入的样本，同时剔除受访者或其父亲“从未工作过或在学且没有工作的以及户籍为‘其他”’的样本。对受访者及其父亲教育缺失的采用插值。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量见表1。
　　（二）教育分流与居民收入差距的内生性确认
　　根据上述统计数据对人力资本存量与两组别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Wald test of exogeneity检验显示收入与教育分流职院组（赋值1）/普通大专组（赋值0）。由此可见，下文如果使用ols估计两组别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将带来严重的估计偏误，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内生性确认。
　　四、模型设定一基于内生转换模型
　　上文已经证明居民收入差距与教育分流（职院组和普通大专组）之间的内生性关系，并非一个外生事件。所以在进一步探讨职院组和普通大专组（教育分流）对居民收人差距的影响时，必须考虑到个体选择进入职院组还是普通大专组之间的“样本自选择性”问题。
　　已有文献在研究转型国家教育分流的人力资本效应和居民收入差距时，没有注意到职院组和普通大专组的形成过程。本文认为内生转换模型（Endogeneity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是较为合适的，这个模型能够通过反事实分析分离出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从而消除选择性偏误，达到变量系数的一致性估计，同时还能够实现反事实分析。鉴于此，本文将使用内生转换模型展开分析。
　　若要估计职院组和普通大专组对居民收人差距的影响，可以把职院组视为实验组，普通大专组视为控制组。如果两组成员是随机的，不存在样本异质性，那么两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视为教育分流的效应。然而，正如我们前文分析所指出的，两者之间并非是外生的，那么我们在利用经验数据进行因果推断时就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偏误，表现为两点：一是样本选择性偏误，二是遗漏关键潜在变量偏误（Brand and Xie，2010）。传统的研究范式常用回归分析法，在研究对象是随机的基本假设下，运用回归分析能够分析解释变量的效应，且不会遗漏控制一切重要的因素，然而，这种做法容易发生内生性或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的问题，使其不能充分排除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基准差异（baseline difference），亦或是实验前组别间的异质性。因此，这种因果估计与推断往往会发生错误。
　　可以观测到的变量和不可观测到的变量都有可能导致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实验前存在差异。近年来，对于可以观测到的变量所导致的组别差异的处理方法是反事实分析方法（Winship and Sobel，2004；Winship and Morgan，1999；Morgan and Harding，2006）。这种方法主要有：倾向性评分匹配方法（PSM）、异质性处理效应模型以及Heckman（1979）提出的两步法、内生转换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本文使用内生转换模型进一步纠偏样本的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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