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化、制造业结构低端化与“民工荒”现象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徐建荣 陈 圻
【摘要】2004年年中“民工荒”现象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相应的看法。综观各种论点，“民工荒”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鲜有触及，本文对此进行了相应探讨。“民工荒”的出现是对二元化结构发展的一次假证，并不能说明我国二元化发展形态的改变，恰恰反映的是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一种扭曲形态，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则是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结构低端化形成价值分配秩序和人力资本培养模式的不完善。
【关键词】民工荒；二元化；制造业；结构低端化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7)01―0116―03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SA8000及‘民工荒’对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中长期影响及对策研究”(批准号：05EYA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建荣，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管理；陈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管理。(江苏南京210016)
2004年年中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相继发生民工短缺，“民工荒”现象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沿海地区的众多制造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难问题，而且“民工荒”现象呈蔓延之势，缺工范围一度向中西部地区扩大，表明我国劳动力供需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农民工以自己对区域、岗位、待遇等特有的自主选择方式决定外出的迁移方向，形成民工在区域间的重新布局，他们基于自身理性选择而放弃某一地区的行为自然导致该地区发生“民工荒”的现象。
一、“民工荒”现象产生的原因
对于“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声音，各方论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工资低廉说。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处在绝对的低位，不仅与城镇职工工资的相对收入比偏低，而且增长幅度几近于零，珠三角地区12年来民工工资年均仅增长68元，低廉的工资实难吸引和留住民工。二是收入增长说。这种观点认为，2004年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大力实施农业减免税以及对粮食主产区的直补政策，再加之近几年粮食价格有了明显的恢复性增长，种粮收入比较可观，务工收入的相对优势有所弱化，导致农民工回流和减少外出务工活动。三是制度缺陷说。我国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重阻隔了农业剩余人口向城镇的迁徙，而由户籍所延伸出来的保障、入学、医疗等一系列障碍加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使本已偏低的工资收入雪上加霜。而且，农民工缺乏话语权，工资决定、劳动条件、工作时间等都难有制度性的保证，无形中使他们对城市归属感缺少认同，最终导致民工回流现象加重。四是结构滞后说。绝大多数民工没有受到过正规的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很多务工者只是具有体力这一最原始的劳动要件，无法适应企业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操作，而企业对有技能的工人需求量很大，对普通劳动工则处于正常的需求水平，劳动力供需结构的脱节造成民工的结构性短缺，结构性“民工荒”由此产生。此外，还有观点(刘艳，2005)认为，沿海地区产业过于集中引发了对农民工需求的区域性集中，产业高度密集推动沿海地区发生民工短缺。
以上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民工荒”的出现做了合理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信服力，归纳以上论点，可以总结为收入成本比较和结构不合理两种解释。这些因素都对“民工荒”发生具有一定的诱导作用，但并不足以从本质上有效阐释为何在我国制度设计并未有效扭转二元化结构发展条件下“民工荒”仍然发生，并且从沿海发达地区向输出大量劳动力的落后省份蔓延这一现象。本文认为，“民工荒”的出现是对二元化结构发展的一次假证，并不能说明我国二元化发展形态的改变，恰恰反映的是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一种扭曲形态，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则是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结构低端化形成价值分配秩序和人力资本培养模式的不完善。
二、“民工荒”与二元化发展的背离
1．我国二元化发展难以构造民工总量短缺的条件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农业剩余人口总量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成为最大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已从1978年的2．37提高到2003年的3．23，表明当前我国二元结构的形态呈现强化之势。这种工农部门边际收益的绝对差异更大程度上吸引农业剩余人口向工业部门迁移，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来说，劳动力资源的供应在较长时期内将是充裕的。中国目前仍有1亿多农业人口需要转移，仅2006年劳动力资源增量就达1700多万人，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逾2500万人，而全年预计城镇可新增就业岗位约1100万人，有1400多万劳动力无法进入就业岗位，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即使考虑到今后劳动年龄人口新增量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少，也只是增长放缓而已，劳动力的供应仍将持续增加，需要转移的人口不会在总量上绝对下降。因此，“劳动无限供给”对中国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命题。然而，“民工荒”的出现却对这一命题做了一次令人吃惊的反证，我们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我国工业化持续繁荣的景象下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供给”紧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关系在古典竞争环境下将会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从我国市场化深入程度看，绝大多数商品几乎都处于或接近于古典竞争的市场中。而劳动用工市场在我国则是一个非完全竞争市场，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条件下，农民工深处丧失话语权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占据了有利的位势，几乎垄断了市场的选择权。企业的强势选择权决定了有限的工作岗位对大量外出民工来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这是岗位供给与劳动力供给的强大博弈，“僧多粥少”的供需状况造就的是劳动力过剩的现实市场，总量上的失衡不会构造出民工短缺的条件。
2．“民工荒”对二元化发展假证的现实意义
“民工荒”发生是劳资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当前民工工资介于务工成本与刘易斯模型工资水平之间，与刘易斯所说的工资标准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工资粘性”带来的净收入的下降阻滞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大规模迁移(包小忠，2005)。从这一角度讲，“民工荒”现象并没有违背二元化结构理论，而是在缺失刘易斯理论标准条件下的特殊现象，是对二元化结构理论的一次假证。
“民工荒”对二元化结构理论的假证，在现实意义上反映出我国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扭曲，这种扭曲实际上是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利益分割的博弈变化，它进一步恶化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对工业化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积累，工业发展所需资金的重要渠道便是农业积累的转移。国家通过农业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将农民集中起来进行农业生产，然后通过农业社对农产品进行适度有偿收购，这种对农产品低价购买降低了工业发展的成本，实现了农业资金向工业发展的转移，由
此推动了当时工业化的进程。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以农支工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有效秩序之下，基于城乡之间严格的户籍分割，农业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行为近乎禁止，农业人口被完全隔绝在乡村，因此工业对农业资金的转移是全体农民以农业社为中介完成的。这种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模式在当时城乡收入水平都较低并且农民收入有着稳定的组织保障下表现出了很大的稳定性，较难发生城乡利益的严重冲突。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社这种农业组织伴随着农村改革而消亡，农民的经营自由权得到了充分尊重，农民由原来统一组织下的集体行为人转化成个体自由人。农业经营体制的变化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解放出了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而经营的自主化则使这部分剩余人口以个体形式直接面对城镇工业的劳动力需求。工业化的发展对农民工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当民工进入到企业中成为临时产业工人时，城镇工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的发展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的资金转移模式。由于这些企业自身技术水平和资金规模都不高，低成本发展成为其采取的可行市场战略，而低成本的源泉则是依赖丰富且廉价的民工资源，形式就是长期实行低工资、逃避各种劳动培训及保障投入，甚至无故拖欠、扣发工资。企业通过对民工低投入而获得高产出实现工业资本的积累，而农民工自身处于弱势群体地位，没有相应的代言人，即使有工会组织也大多形同虚设，甚至于一些地方政府以投资环境为幌子无视民工长期低工资的现实，因此，此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资金积累事实上走的是一条对以民工为主体的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资金转移模式，每个务工者以极低的收入水平并且因缺乏技能培训而只能单纯付出体力为代价，为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企业对农民工实行低工资及逃避技能培训投入，降低了民工的收入积累能力和未来提高工作技能的机会，导致绝大部分民工将来因年龄增大只能返乡或从事更低端的工作，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
三、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是“民工荒”产生的内在驱动力
当前，“民工荒”绝不是我国劳动力总量上的缺乏，技术型工人短缺所体现出的结构性问题才是其真实表现。结构型用工与劳动力供应之间的矛盾积累通过“民工荒”这一形式展现出来。技术型民工的供应需要一个长期培养积累的过程，高工资也无法在短期内催生出大量的熟练工人，熟练型民工的短缺说明我国人力培养的模式具有缺陷性，而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所产生的人力培养的缺位是“民工荒”产生的深层原因。
1．结构低端化形成的生产模式决定民工低工资
有关“民工荒”产生原因的论述，大多将其归结于民工工资的低水平，即使收入增长说、制度缺陷说等观点从另一种视角进行了剖析，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些观点立论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工资低廉的背景之上，认为民工的低收入是民工短缺的症结所在。从供求关系讲，价格是供需双方博弈的引导力。在相当低的工资水平下，劳动力将会发生供给转变，民工转移的数量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但事实是我国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加。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12578万人，比2004年增加755万人，在农民工工资整体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民工外出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受到低工资的各种负面影响。因此，将不合理低收入作为“民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民工工资的低水平只是“民工荒”产生的直接诱因，低工资后面的决定因素才是导致民工短缺的深层次原因。工资水平的高低受制于企业的生产模式，部分制造企业技术含量低，以大量劳动力作为生产的要素投入基础，低劳动力成本支撑起了企业的发展基础。这种缺少技术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工资的平均水平及上涨的空间，作为这种生产模式参与者的民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只能是处于较低的层次上。我国制造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上处于整条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结构上的低端化导致我国的产业附加值不高，这种较为低级的价值增值形式也是通过民工工资体现出来的，并在工资低水平的条件下引发“民工荒”。因此，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才是“民工荒”发生的内在决定因素。
2．结构低端化使企业缺乏对民工进行技术培训的压力，人才储备不足导致结构性民工短缺
年轻民工和技术熟练工人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相对于企业的强烈需求而言，这部分人群作为技术应用的载体在供应上显得捉襟见肘。那么技术性民工来源途径在哪里呢?大体上讲，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经过专业职业学校培训，二是企业自身培养，三是民工自学成才，但个人自学成才毕竟是少部分，难以成为企业需求人才的正常途径。职业学校可以大规模培养职业技术人才，但受“轻视技工”的落后观念影响，近年技术学校普遍陷入了逐年萎缩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5年，职业教育所占比例从原来的58％下滑到38％，仅在2002年，全国各地就停办了大约600所技校。这意味着，技工学校对企业的人才支撑受到严重削弱，那么企业自身培养所需人才则成为最直接、重要的途径。
从实际来看，我国大量用工的制造企业难以培养出数量可观的急需的技术型工人。中国企业缺乏核心的制造技术，在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价值环节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则在于丰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成为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重要的竞争要素。为了尽可能的利用劳动力，即使稍微有点技术性的工作也被分解成很多单一性的流水式工序，每个民工针对这一种岗位进行重复式操作，难以接触到技术生产的全过程，这就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民工通过“干中学”成为技术能手的可行性。为了节省成本支出，企业难以舍得从有限的收入中抽出资金对民工进行技术培训，劳动保障部的调查表明，被调查企业中一半以上的企业用于技术工人培训的费用不到职工教育经费的20％，在培训经费难到位情况下，民工根本不可能通过培训这一途径获得技术提高。因此，在制造业结构低端化的情况下，企业缺乏进行技术性工人培养的压力，生产模式所决定的培训体系的缺失导致技术人才的储备严重不足，当企业生产扩张和技术发展需求技术型工人时，供应不足的问题立刻暴露出来，并通过结构性“民工荒”现象集中爆发。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是“民工荒”产生的内在性原因。
【责任编辑：昱 文】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二元化、制造业结构低端化与“民工荒”现象
徐建荣 陈 圻
【摘要】2004年年中“民工荒”现象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相应的看法。综观各种论点，“民工荒”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鲜有触及，本文对此进行了相应探讨。“民工荒”的出现是对二元化结构发展的一次假证，并不能说明我国二元化发展形态的改变，恰恰反映的是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一种扭曲形态，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则是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结构低端化形成价值分配秩序和人力资本培养模式的不完善。
【关键词】民工荒；二元化；制造业；结构低端化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7)01―0116―03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SA8000及‘民工荒’对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中长期影响及对策研究”(批准号：05EYA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建荣，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管理；陈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管理。(江苏南京210016)
2004年年中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相继发生民工短缺，“民工荒”现象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沿海地区的众多制造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难问题，而且“民工荒”现象呈蔓延之势，缺工范围一度向中西部地区扩大，表明我国劳动力供需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农民工以自己对区域、岗位、待遇等特有的自主选择方式决定外出的迁移方向，形成民工在区域间的重新布局，他们基于自身理性选择而放弃某一地区的行为自然导致该地区发生“民工荒”的现象。
一、“民工荒”现象产生的原因
对于“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声音，各方论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工资低廉说。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处在绝对的低位，不仅与城镇职工工资的相对收入比偏低，而且增长幅度几近于零，珠三角地区12年来民工工资年均仅增长68元，低廉的工资实难吸引和留住民工。二是收入增长说。这种观点认为，2004年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大力实施农业减免税以及对粮食主产区的直补政策，再加之近几年粮食价格有了明显的恢复性增长，种粮收入比较可观，务工收入的相对优势有所弱化，导致农民工回流和减少外出务工活动。三是制度缺陷说。我国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重阻隔了农业剩余人口向城镇的迁徙，而由户籍所延伸出来的保障、入学、医疗等一系列障碍加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使本已偏低的工资收入雪上加霜。而且，农民工缺乏话语权，工资决定、劳动条件、工作时间等都难有制度性的保证，无形中使他们对城市归属感缺少认同，最终导致民工回流现象加重。四是结构滞后说。绝大多数民工没有受到过正规的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很多务工者只是具有体力这一最原始的劳动要件，无法适应企业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操作，而企业对有技能的工人需求量很大，对普通劳动工则处于正常的需求水平，劳动力供需结构的脱节造成民工的结构性短缺，结构性“民工荒”由此产生。此外，还有观点(刘艳，2005)认为，沿海地区产业过于集中引发了对农民工需求的区域性集中，产业高度密集推动沿海地区发生民工短缺。
以上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民工荒”的出现做了合理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信服力，归纳以上论点，可以总结为收入成本比较和结构不合理两种解释。这些因素都对“民工荒”发生具有一定的诱导作用，但并不足以从本质上有效阐释为何在我国制度设计并未有效扭转二元化结构发展条件下“民工荒”仍然发生，并且从沿海发达地区向输出大量劳动力的落后省份蔓延这一现象。本文认为，“民工荒”的出现是对二元化结构发展的一次假证，并不能说明我国二元化发展形态的改变，恰恰反映的是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一种扭曲形态，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则是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结构低端化形成价值分配秩序和人力资本培养模式的不完善。
二、“民工荒”与二元化发展的背离
1．我国二元化发展难以构造民工总量短缺的条件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农业剩余人口总量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成为最大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已从1978年的2．37提高到2003年的3．23，表明当前我国二元结构的形态呈现强化之势。这种工农部门边际收益的绝对差异更大程度上吸引农业剩余人口向工业部门迁移，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来说，劳动力资源的供应在较长时期内将是充裕的。中国目前仍有1亿多农业人口需要转移，仅2006年劳动力资源增量就达1700多万人，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逾2500万人，而全年预计城镇可新增就业岗位约1100万人，有1400多万劳动力无法进入就业岗位，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即使考虑到今后劳动年龄人口新增量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少，也只是增长放缓而已，劳动力的供应仍将持续增加，需要转移的人口不会在总量上绝对下降。因此，“劳动无限供给”对中国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命题。然而，“民工荒”的出现却对这一命题做了一次令人吃惊的反证，我们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我国工业化持续繁荣的景象下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供给”紧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关系在古典竞争环境下将会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从我国市场化深入程度看，绝大多数商品几乎都处于或接近于古典竞争的市场中。而劳动用工市场在我国则是一个非完全竞争市场，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条件下，农民工深处丧失话语权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占据了有利的位势，几乎垄断了市场的选择权。企业的强势选择权决定了有限的工作岗位对大量外出民工来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这是岗位供给与劳动力供给的强大博弈，“僧多粥少”的供需状况造就的是劳动力过剩的现实市场，总量上的失衡不会构造出民工短缺的条件。
2．“民工荒”对二元化发展假证的现实意义
“民工荒”发生是劳资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当前民工工资介于务工成本与刘易斯模型工资水平之间，与刘易斯所说的工资标准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工资粘性”带来的净收入的下降阻滞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大规模迁移(包小忠，2005)。从这一角度讲，“民工荒”现象并没有违背二元化结构理论，而是在缺失刘易斯理论标准条件下的特殊现象，是对二元化结构理论的一次假证。
“民工荒”对二元化结构理论的假证，在现实意义上反映出我国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扭曲，这种扭曲实际上是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利益分割的博弈变化，它进一步恶化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对工业化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积累，工业发展所需资金的重要渠道便是农业积累的转移。国家通过农业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将农民集中起来进行农业生产，然后通过农业社对农产品进行适度有偿收购，这种对农产品低价购买降低了工业发展的成本，实现了农业资金向工业发展的转移，由此推动了当时工业化的进程。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以农支工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有效秩序之下，基于城乡之间严格的户籍分割，农业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行为近乎禁止，农业人口被完全隔绝在乡村，因此工业对农业资金的转移是全体农民以农业社为中介完成的。这种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模式在当时城乡收入水平都较低并且农民收入有着稳定的组织保障下表现出了很大的稳定性，较难发生城乡利益的严重冲突。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社这种农业组织伴随着农村改革而
消亡，农民的经营自由权得到了充分尊重，农民由原来统一组织下的集体行为人转化成个体自由人。农业经营体制的变化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解放出了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而经营的自主化则使这部分剩余人口以个体形式直接面对城镇工业的劳动力需求。工业化的发展对农民工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当民工进入到企业中成为临时产业工人时，城镇工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的发展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的资金转移模式。由于这些企业自身技术水平和资金规模都不高，低成本发展成为其采取的可行市场战略，而低成本的源泉则是依赖丰富且廉价的民工资源，形式就是长期实行低工资、逃避各种劳动培训及保障投入，甚至无故拖欠、扣发工资。企业通过对民工低投入而获得高产出实现工业资本的积累，而农民工自身处于弱势群体地位，没有相应的代言人，即使有工会组织也大多形同虚设，甚至于一些地方政府以投资环境为幌子无视民工长期低工资的现实，因此，此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资金积累事实上走的是一条对以民工为主体的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资金转移模式，每个务工者以极低的收入水平并且因缺乏技能培训而只能单纯付出体力为代价，为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企业对农民工实行低工资及逃避技能培训投入，降低了民工的收入积累能力和未来提高工作技能的机会，导致绝大部分民工将来因年龄增大只能返乡或从事更低端的工作，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
三、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是“民工荒”产生的内在驱动力
当前，“民工荒”绝不是我国劳动力总量上的缺乏，技术型工人短缺所体现出的结构性问题才是其真实表现。结构型用工与劳动力供应之间的矛盾积累通过“民工荒”这一形式展现出来。技术型民工的供应需要一个长期培养积累的过程，高工资也无法在短期内催生出大量的熟练工人，熟练型民工的短缺说明我国人力培养的模式具有缺陷性，而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所产生的人力培养的缺位是“民工荒”产生的深层原因。
1．结构低端化形成的生产模式决定民工低工资
有关“民工荒”产生原因的论述，大多将其归结于民工工资的低水平，即使收入增长说、制度缺陷说等观点从另一种视角进行了剖析，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些观点立论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工资低廉的背景之上，认为民工的低收入是民工短缺的症结所在。从供求关系讲，价格是供需双方博弈的引导力。在相当低的工资水平下，劳动力将会发生供给转变，民工转移的数量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但事实是我国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加。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12578万人，比2004年增加755万人，在农民工工资整体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民工外出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受到低工资的各种负面影响。因此，将不合理低收入作为“民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民工工资的低水平只是“民工荒”产生的直接诱因，低工资后面的决定因素才是导致民工短缺的深层次原因。工资水平的高低受制于企业的生产模式，部分制造企业技术含量低，以大量劳动力作为生产的要素投入基础，低劳动力成本支撑起了企业的发展基础。这种缺少技术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工资的平均水平及上涨的空间，作为这种生产模式参与者的民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只能是处于较低的层次上。我国制造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上处于整条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结构上的低端化导致我国的产业附加值不高，这种较为低级的价值增值形式也是通过民工工资体现出来的，并在工资低水平的条件下引发“民工荒”。因此，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才是“民工荒”发生的内在决定因素。
2．结构低端化使企业缺乏对民工进行技术培训的压力，人才储备不足导致结构性民工短缺
年轻民工和技术熟练工人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相对于企业的强烈需求而言，这部分人群作为技术应用的载体在供应上显得捉襟见肘。那么技术性民工来源途径在哪里呢?大体上讲，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经过专业职业学校培训，二是企业自身培养，三是民工自学成才，但个人自学成才毕竟是少部分，难以成为企业需求人才的正常途径。职业学校可以大规模培养职业技术人才，但受“轻视技工”的落后观念影响，近年技术学校普遍陷入了逐年萎缩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5年，职业教育所占比例从原来的58％下滑到38％，仅在2002年，全国各地就停办了大约600所技校。这意味着，技工学校对企业的人才支撑受到严重削弱，那么企业自身培养所需人才则成为最直接、重要的途径。
从实际来看，我国大量用工的制造企业难以培养出数量可观的急需的技术型工人。中国企业缺乏核心的制造技术，在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价值环节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则在于丰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成为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重要的竞争要素。为了尽可能的利用劳动力，即使稍微有点技术性的工作也被分解成很多单一性的流水式工序，每个民工针对这一种岗位进行重复式操作，难以接触到技术生产的全过程，这就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民工通过“干中学”成为技术能手的可行性。为了节省成本支出，企业难以舍得从有限的收入中抽出资金对民工进行技术培训，劳动保障部的调查表明，被调查企业中一半以上的企业用于技术工人培训的费用不到职工教育经费的20％，在培训经费难到位情况下，民工根本不可能通过培训这一途径获得技术提高。因此，在制造业结构低端化的情况下，企业缺乏进行技术性工人培养的压力，生产模式所决定的培训体系的缺失导致技术人才的储备严重不足，当企业生产扩张和技术发展需求技术型工人时，供应不足的问题立刻暴露出来，并通过结构性“民工荒”现象集中爆发。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是“民工荒”产生的内在性原因。
【责任编辑：昱 文】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47782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