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的治国实务思想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本刊编辑部
到底如何看待《贞观政要》，历代学者有不同观点。整理《贞观政要集论》的戈直，对该书的评价极高。他说：“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两汉之贤君六七作，何贞观之政独赫然耳目之间哉？盖两汉之时世已远，贞观之去今尤近，迁、固之文，高古尔雅，而所纪之事略，吴氏之文，质朴该瞻，而所纪之事详。是则太宗之事章章较著于天下后世者，岂非此书之力哉！夫太宗之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以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这段话，不仅点明了该书的帝王读本性质，而且指出了该书的基本思想体系。
从史学角度看，吴兢是正宗史家，所著《贞观政要》共十卷四十篇，篇目分别是《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论择官》《论封建》《论太子诸王定分》《论尊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论仁义》《论忠义》《论孝友》《论公平》《论诚信》《论俭约》《论谦让》《论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佞》《论悔过》《论纵奢》《论贪鄙》《崇儒学》《论文史》《论礼乐》《务农》《论刑法》《论赦令》《论贡献》《辩兴亡》《议征伐》《议安边》《论行幸》《论畋猎》《论灾祥》《论慎终》。从篇目可以大致看出其内容，全书可以与其他唐初史料对读互证，书目编排具有明确的实用性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初的治国理念和具体措施的体系结构。
《贞观政要》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君道。关于君道，位居第一的是统治的正当性。唐太宗遵从历代儒家强调的民本原则。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君道》）所以，君主必须是民众的楷模。“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同上）
关于君主的明暗区分，魏徵有一段名言：“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这种论证，不需要复杂的推理，大量经验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君道》）
唐初君臣，关于治理国家有多种讨论，创业难还是守成难就是议题之一。按照房玄龄的观点，创业打天下出生入死，难度较大；而按照魏徵的观点，创业时社会衰乱，民心思治，难度不大，守成之时，最易骄逸奢侈，社会矛盾激化和弊端累积，会给王朝带来致命之害，所以守成最难。这种讨论，实际上是把“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前代经验，加以操作性论证。所谓“贞观之治”，正是建立在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我约束之上。魏徵的进谏，就以此为据，不停地在唐太宗耳边提醒：谨防重蹈隋炀帝的覆辙。“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君道》）
君王的一言一行，影响巨大。唐太宗的长处在于他具有一定的自我反思精神。他曾经对萧瑀说，自己打了一辈子仗，对弓箭可以说是内行。但是，他选出的十几把良弓，拿给真正的内行工匠看，工匠却说都不是好弓。“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可见，自己对弓箭那么熟悉，也未能掌握其中的道理，何况治理国家，则更要小心谨慎（《政体》）。所以，唐太宗有意识地建立中书内省（中书省在皇宫内的办事地点）的讨论咨询制度，“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政体》）尤其是充分发挥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互相制约功能，贞观三年，他曾严厉批评中书和门下“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的现象，要求“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政体》）。
既然是帝王的操作手册，就要对帝王的行为效果作出恰当评价。人们一般认为，隋文帝是励精求治的典范，他坐朝处理政务，废寝忘食。唐太宗却认为，隋文帝的事必躬亲是君主的大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政体》）所以，唐太宗不但以隋炀帝为戒，而且以隋文帝为戒，试图跳出日理万机独断专行的窠臼，力求君主与股肱大臣的协力同心，避免君臣猜疑，以君主的不过问具体事务来充分发挥大臣的作用。
作为治国操作手册，目标定位十分重要。经过隋末战乱，魏徵强调，大乱之后易于大治，由此确定了贞观初期的基本方略。数年间，就做到了“华夏安宁，远戎宾服”。尽管这种大治还不稳定，而且具有表面性质，但为唐朝政治走上正规奠定了基础。
太宗还与魏徵等人多次讨论过君臣关系问题。在《贞观政要》一书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关于君臣之间治国责任的细微变化。贞观元年，太宗对大臣说：“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政体》）明确宣告要靠大臣进谏匡议治理国家。到贞观四年，太宗在谈到隋朝失误时说：“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君臣鉴戒》）到了贞观十六年，已经露出政务倦意的太宗问魏徵说：“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魏徵马上警告道：“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掐灭了太宗暗含的怠政苗头。太宗还有点不服气，说，北齐文宣帝高洋荒淫无道，委政于尚书令杨愔，主昏于上，政清于下，不也是治道吗？魏徵回答道，这不过是勉强补救暴君：“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政体》）实际上暗含着对太宗的告诫。更多的时候，魏徵则明言不同于太宗的观点。贞观十一年，太宗同大臣谈到卫懿公之臣弘演之忠，感叹说：“今觅此人，恐不可得。”魏徵立即对答道：君主以众人对待大臣，大臣就会以众人回报君主，以国士待之，方可得到国士之忠的回报。“在君礼之而已，亦何谓无人焉？”（《论忠义》） 贞观时期，最出色的不是老百姓安居乐业，而是统治集团励精求治。当时的一批大臣，在政务上可圈可点。唐太宗之下，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团队。这个团队，首推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两位以“房谋杜断”的美誉，成为历史上少有的配合默契的宰相搭档。魏徵和王珪，本来是太子建成的谋士，“玄武门之变”后，被唐太宗收入麾下，成为贞观年间最有名的谏臣。李靖、李勣，则是贞观时期最有名的将领。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对大臣的能力有清醒的认识，认为在治理国家上大臣要承担其具体的责任，君主最重要的事务，就是发挥大臣们的才能。唐太宗曾经同王珪讨论手下大臣的长短，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任贤》）太宗深然其言，谓之确论。可以说，在用人的操作上，唐太宗做到了让大臣充分尽职尽责。由此，才有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辉煌业绩。对于虞世南，太宗直接以钟子期和俞伯牙比喻他们的君臣关系。这很难说没有作秀的成分，但是，即便是作秀，对大臣的激励作用是显著的。
当然，唐太宗作为帝王，使用起权术来也得心应手。对于大将李勣，太宗尽可能予以示惠拉拢，李勣生病，偏方需要胡须灰做药引子（中医称为血余），太宗就剪下自己的胡须为李勣治病。而到自己临终之时，他则采取了一个非常措施。对马上就要即位的高宗说“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旧唐书·李勣传》）其他一些记载，把这种权术说得更露骨。作为唐初史官，吴兢对这些史料应该了然于胸。但是，在《贞观政要》中并不取这一史料，这说明，在编写培训读本之时，前人也是很讲究“政治正确”的。
马周的发现，充满了喜剧色彩。马周本来是中郎将常何的门客，太宗令百官上书言事，讨论政务得失，发现常何的奏章见识超群，问明写奏章的是马周，立即召见，其间四度派人催促，求贤若渴的神态一览无遗。但很有意思的是，马周在政务辅佐和进谏言论上，显然比不上房杜王魏。太宗之所以对马周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他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周在朝中没有根基。所以，马周的进谏中规中矩，不像魏徵那样不留面子，但马周又头脑清楚见识过人，“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旧唐书·马周传》），在贞观群臣中还算比较出色。唐太宗重用马周，是否有平衡房杜一类功臣、魏徵一类刺头的动机，后人就说不清了。
贞观年间唐太宗最出色的行为就是求谏和纳谏。用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他也知道大臣进谏不容易，对大臣说：“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魏徵还从大臣自身的角度分析不能进谏的原因，说：“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求谏》）
在纳谏方面，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乾元殿是一个典型。他列举了不可修缮东都的五条理由，把营造东都说得一无是处，认为其错误性质“恐甚于炀帝远矣”。太宗显然对这一责难不能接受，反问道：“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直接对答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还好，太宗接受了这一谏议，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进谏和纳谏的艰难。对于这种进谏中的激愤和过头，魏徵说：“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纳谏》）
在进谏纳谏过程中，有一点需要注意，即防范借谏言谋上位的小人。进谏时危言耸听是一回事，以进谏为名恶意攻讦是另一回事。贞观五年，御史权万纪、李仁发以“告讦谮毁”，受到太宗的多次接见。魏徵告诫太宗说：“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骋其奸计，附下罔上，多行无礼，以取强直之名。”进谏是批评政策，规劝皇帝，而攻讦是揣摩上意，揭发隐私。这二者如果不能区分或把握不当，就会使谏议变味。
魏徵的进谏在贞观年间最出名，他看准了太宗求名的心理，在进谏上的基本策略是以进为退，以攻为守。贞观八年，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主管皇宫事务的少府监窦德素，问皇宫北门内近来有何营造。太宗知道这件事后，对房玄龄他们说，你们弄清南衙（宰相衙门）的事情就行了，我宫里北门有小小营造，关你何事？玄龄等人只好拜谢。而魏徵则不然，他直接指出唐太宗的指责是错误的，房玄龄的拜谢也是错误的。正是这种表面上不断给太宗难堪，才保证了魏徵自己在谏臣中的独一无二地位。实际上，魏徵已经看到唐太宗的前后变化，贞观十二年，魏徵对太宗直言道：“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直谏》）
对于君主来说，需要以制度规范方式对官员职责有所厘定，同时在治理国家过程中能够恰当把握不同角色。魏徵说：“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君臣鉴戒》）如果轻重颠倒，上下颠倒，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培育出没有担当、怕负责任、谲诈萌生、矫伪成俗的风气。这里的关键是君主要信任大臣。魏徵不客气地指出：“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同上）
关于治国的指导思想，唐太宗的作秀也罢，表演也罢，实际上是要解决一个操作性问题。汉代以来，在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上推崇儒学仁政，但实际操作却偏好刀笔吏式的刻薄寡恩。唐太宗试图把价值观念定位和实际运作配套。如此，就能更好地解答他在“纵囚”等事项上的心机。贞观之初，他多次说过，“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移风易俗的成效，也使唐太宗增添了信心，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论仁义》）唐仲友在批注《贞观政要》时，抱怨太宗讲仁义没有从《大学》《中庸》入手，“太宗言仁义，本乎魏徵之劝，然所谓仁义，乃在制度纪纲而已。”（《论仁义》）这恰恰说明太宗倡导仁义观念时的操作性。
为了弘扬忠义，唐太宗先后对那些尽忠于建成、元吉而又不再对现政权造成威胁的将领，作为忠臣义士大加表彰，还有尽忠于隋朝的大将屈突通，也被特意作为忠臣典范。在安葬建成、元吉时，太宗同意建成旧臣魏徵、王珪为前主人送葬（《论忠义》）。通过这种举措，使忠义之风得以弘扬。
为了完整体现儒家的治国思想，《贞观政要》也有《孝友》一章，却十分薄弱。而《公平》一章，则涉及面广泛。所谓公平，主要包括如何处理秦府旧人和原属建成、元吉集团人员的关系，皇族与官僚集团的关系，皇帝个人意志和法律规范的关系等。在不同人员的关系上，唐太宗尤其重视才能，“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论公平》）值得称道的是，在唐太宗的潜心培育下，贞观群臣有一批敢逆龙鳞、敢同皇帝叫板的耿直之士。贞观初年在官员选拔中，发现有人资历作伪，太宗大为恼怒，下令资历诈伪者自首，不自首而被发现，则治以死罪。不久，掌管司法的大理少卿戴胄，把查出来的资历诈伪者判以流刑。太宗看到判决后很生气，认为这一判决使自己失信。“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戴胄的回答是：“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更生气：“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戴胄并不让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论公平》）这个事例，对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可以作出更深的解释。“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同上）
总体来看，《贞观政要》以对初唐君臣言行的记录，展示了他们在治理国家上的不懈努力。到此，儒家管理思想一步步进入操作层面。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495256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