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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药方”难成“经国之大业”

  一位著名画家接受记者访谈时,在《光大传统文化,抵御后现代主义消极影响》的主题下,提出很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意见,诸如“中国文化的发展振兴,首先要继承中华文化精华的部分,使之充分发展,不断创新,我们才有一个健康的文化振兴”。可是,通读全篇,细细品味,窃以为,也有一些说法不好“消化”,宛如一副“中药”的“配伍禁忌”。不揣浅陋,求教于“大家”。
  “物质主义几乎成了世界的浪潮。恶性发展下去就会物欲横流,大自然不堪忍受,人类灵魂也不堪忍受,在艺术上也会表现出来。所以我在艺术创作上提出口号: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读到此,我眼前浮现的是那幅著名的油画――《父亲》。试想,中国还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多少人没能喝上合格的饮用水……因之,“物质”成为“主义”,那是“先富起来”的“富豪”中的“另类”行为。没有这个基本的估量,无法懂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谛。
  “中国文化振兴不应是一个群体的热闹,不是起哄架秧子似地嫁接西方后现代主义,完全不是”。这一指责的注脚是,“有的人大代表在讲到文化与世界接轨、建设世界性城市的时候,竟然眉飞色舞地称道北京的个别‘艺术区’。我不知道那‘艺术区’里有多少中国自己的文化,也不知道它对繁荣、振兴中国文化到底有哪些好处。”读到这里,“名人”的那种“傲慢与偏见”,跃然纸上。就算绝顶聪明的“大家”能把《离骚》倒背如流,视为“小儿科”(且不说这个比喻的片面),也不该对一些为追求艺术和寻觅“饭碗”的“打工者”抑或“北漂”如此数落罢!难道这是一个“大艺术家”该秉持的气度吗!
  其实,对“后现代主义”的功与过,也不必大加挞伐。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有其积极的一面,有其生存的历史必然和空间,任其发展和死亡就是了。千秋功罪,历史评说,“艺术无派,千奇百怪”,你可以“厚古薄今”,难道就不允许有人“厚今薄古”吗?
  “回归古典,回归自然”,当指“继承”和“尊重”,倘若失却“创新”和“发展”,充其量是“画匠”和“文字匠”,决然产生不了讴歌时代的伟大作品。“九斤老太”看什么都今不如昔,尽管可以说出“画是无言的诗,诗是无言的画”这样的箴言,但他画山画水也一定是“厌世者”的雅兴。临摹自然景色,即使再逼真,也绝然不能成为传世的伟大作品。世界公认的伟大画家毕加索说过――“我不懂什么是‘抽象派’,什么是‘立体派’,我只知道创造!创造!再创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画卷中度过一生的人,并不一定是画家;在图书馆里徜徉一生的人,未必是学者。那些自诩为“大自然骄子”的人,作画或文字,也许栩栩如生,精美绝伦,却了无生命的灵魂可言。相反,那些追求创新精神的大家,诸如吴昌硕的《桃实图》,齐白石的《青蛙蝌蚪图》等,不是自然的再现,而是艺术的提炼,所以得以传世。“画当出自己,摹仿随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当是至理名言。徐悲鸿先生的《群马图》,那是“争取民族生存的壮烈图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仍然是今天的画坛和一切艺术创作,应该坚持的方向。刘海粟先生东渡扶桑,西游欧洲,中西合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有《黄山一线天》等大量经典之作流传后世,才有《学画真诠》、《现代绘画论》等著作问世,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齐白石,二十七,始学诗”,诗才如何,自有公论,不必借他人之口讥之为“薛蟠体”,还说什么“基本上没有入门”。
  “忧患百经未闻道”,“上帝无言百鬼狞”。愿借深谙国学、倡言西学的思想家康有为先生的“一唱三叹”以共勉,我们的艺术家记住――当今的“上帝”就是“不懂屎里觅道”却堪称“中国的脊梁”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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