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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沧浪诗话》与“以禅喻诗”

  摘要: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文学批评特别是诗学批评的代表作。严羽的诗歌理论是针对宋诗中的江西诗派提出来的,自己也以“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诗辨》)自诩。全书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门,卷末附有《与吴景仙论诗书》一文,以第一部分为核心。其中以禅论诗、妙悟之论、别材别趣之说、兴趣、气象之说等是严氏主要的诗歌理论。“以禅喻诗”是严氏诗论最重要的观点,“妙悟”又是“以禅喻诗”的核心。�
  关键词:严羽;以禅喻诗�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3-0245-01��
  
  诗话,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论诗之体,它始创于欧阳修,而后历经数代,到清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著作,如继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之后,南宋又有张戎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钱钟书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将后三者定位为“鼎足”之三者。其中《沧浪诗话》它集宋代诗学研究之大成,是“宋代诗话的压轴之作,也是宋代文学批评特别是诗学批评的代表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沧浪诗话》全书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门,卷末附有《与吴景仙论诗书》一文,以第一部分为核心。严羽论诗立足于它“吟咏性情”的基本性质,《福建文苑传》亦以“扫除美刺,独任性灵”总括严氏诗论。全书完全不涉及诗与儒道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功能,而重视诗的艺术性和由此造成的对人心的感发,这与理学家的文学观恰成对立。 �
  1 严羽写《沧浪诗话》的时代背景�
  我们知道,诗歌艺术发展到唐代,已经达到了古典诗歌艺术的最高峰。宋诗要有新的创造,必须独辟蹊径。散文化和议论化便成为当时宋代诗坛的一个特色,这确实是宋代诗歌出现了新现象。但是江西诗派却过分强调,他们过多地发议论、讲道理,排比典故、掉书袋,片面追求文字工巧,这些倾向的恶性发展,违背了诗歌发展的艺术规律,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被奉为江西派之祖的黄庭坚就提出诗歌创作要“以理为主”,认为“词意高深要从学问中来”(《论诗帖》),强调“无一字无来历”,“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再答洪驹父书》),提出“夺胎法”和“换骨法”(参看《冷斋夜话》卷一),主张创作要对古人名作“不易其意而造其语”,“窥入其意而形容之”。王若虚《滹南诗话》曾尖锐指出:“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 如方孝岳先生所说:“严羽生在南宋之季,当江西派盛极一时之后,所以他的立论,多半是针对江西派而发。”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以黄庭坚为“宗祖”的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弊病的攻击,一是指斥他们“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二是指斥其作诗一字一句,必论出处来历。由此也便涉及了宋诗的具有普遍性的弊病,认为“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对苏轼、黄庭坚都表示了相当的不满。这在揭示宋诗的主要弊病方面,力图扭转歪风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 “以禅喻诗”�
   严羽的诗论观点最重要的是“以禅喻诗”,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妙悟”说。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以禅论诗,并不始于严羽。在唐代自从禅宗思想广泛流行之后,禅宗那种“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思想,对文艺创作就有很大影响。司空图提出“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就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宋代诗人、诗论家借参禅来谈诗的也大有人在。“学诗如参禅”之说,自北宋苏轼发端,苏轼以参禅比拟对诗作审美鉴赏:�
  “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
   而吴可有三首《学诗诗》,再三以“学诗浑似学参禅”点出学诗与参禅的相似处,并描述在参悟之后所呈现的境界,后来便引起两宋人士一连串的迭相应和,开启了“以禅论诗”的风气,并在诗话、诗论中广泛出现“以禅喻诗”的评论潮流。 �
  严羽集“以禅喻诗”之大成,并以明确的理论意识使用这种方法。在《诗辨》篇中,严羽宣称“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由于严羽并不精通禅学,以至于在他借用禅的术语时发生了一些舛误,因而授人以口实,尤其以清初评论家钱谦益及其学生冯班的批判为最。钱谦益在《唐诗英华序》中说:“严氏以禅喻诗,无知妄论,谓汉魏、盛唐为第一义,大历为小乘禅,晚唐为声闻、辟支果。不知声闻、辟支果即小乘也。谓学汉魏盛唐为临济宗,大历以下为曹洞宗,不知临济、曹洞初无胜劣也。”冯班也在他的《严氏纠谬》中批驳严羽“剽窃禅语,皆失其宗旨,可笑之极。”钱冯二人对严羽“以禅喻诗”的批评,主要是抨击严羽对于禅学没有专门研究,对禅家用语较一知半解,而不是要理解严羽提出“以禅喻诗”的动机和内容。但是应该看到严羽目的并不是要谈禅论道,而是要借助于禅师建构自己的诗学思想体系,是用“禅道妙悟”来比喻“诗道妙悟”,以说明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与本质特征。�
  另外严羽“以禅喻诗”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那就是他力求使其摆脱作为儒学婢女地位、以弘扬其审美特征。�
  因为历代以来诗家都是以儒治诗,而儒家诗学的着眼点在于社会人生,先秦儒家的诗学,都是为着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目的。后期儒家诗学也一直沿着这条轨道发展。“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之说,就是最典型的命题。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口号,就明确揭示了儒家诗学这种浓厚的外在目的性。诗歌创作的目的与功能,在儒家看来,不在于审美,也不在于艺术,而是为了“载道”,或者是为了裨益于社会政治。那么,对于诗歌的自身规律、内在特征以及思维特质等问题的忽略、欠缺,也就带有某种必然性了。严羽正是觉察到了儒家诗教的缺欠,同时,他也朦胧地认识到了诗歌的内在审美特征以及思维与禅学有着某种共同性。所以禅学便成为他治诗学的一种思想工具。禅不依恋、不迷信于外在的神灵与权威,禅是心灵的超越,禅是最具有心理学色彩的。禅的核心在于“悟”,而“悟”正是一种心理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思维方式。而诗歌最根本的内在特征,不在于韵律、格式乃至句法等因素,在于诗人心灵中所孕化的审美意象。诗是用文字符号创造出审美意象来表现诗人的情感。审美意象是一种非逻辑思维方式,而非逻辑思维同样是“禅家妙悟”的基本特征。禅宗教义强调“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就是要求众生以独特的、不可言喻的个性体验,返照自身的“佛性”。严羽论诗,正是深入到这个层次。他的“以禅喻诗”,意义上也就在这里,他用禅的思维特征,比拟出了诗歌的思维特征。�
   采用“以禅喻诗”使诗学抛开了儒道以及它的政教功能,而重在诗的艺术性和由此造成的对人心的感发,与与理学家的文学观恰成对立,这不能不说是严羽诗学的独到之处。�
  
  参考文献�
  [1]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M].北京:三联书店,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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