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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主人养了一缸鱼,每个星期天都会给这些鱼喂高蛋白的丰年虾。慢慢地,其中一条很聪明的鱼摸索到了规律:在这个鱼缸的世界里,每隔7天都会有好吃的食物降临。它把这个周期性的“科学成果”告诉给其他的鱼,结果它的预言果然成真,所有的鱼都高兴地认知了这个规律,并把它定义为“七天定理”,成为这个环境最重要的定理之一。有一天主人听到鱼群们关于“七天定理”的思考,他忍不住就笑了。人类就像是鱼缸里的鱼,“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犹太谚语多次被米兰・昆德拉提及。
  上帝的嘲笑
  在基思・托马斯的著作《人类与自然世界》序言中,作者说起“几百年以前,如果提出阻止而不是激励人类开垦土地的思想,那是难以令人理解的。因为如果不砍伐森林,清出空地;如果不开垦土地,不将荒野景观改造成人类居住地,那么文明如何发展?国王和大地主们可能会将森林和公园保留下来,用作打猎与木材供应地。但是在都铎王朝时代的英国,把未开垦的山丘人工保护起来,就像设立不能猎食野生鸟兽的保护区一样荒诞可笑。”
  确实如此,人类曾经艰难地生存于这个世界,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生存已经不再是问题,但当人类开始大面积迁徙继而移民时代的到来,对土地和资源的原始占有欲望激发了人类的生存本能。当十七世纪英国人移居到麻省时,他们占领印第安人土地的部分理由就是:那些自己没有征服并开垦土地的人们也无权阻止其他人这样做。同样观点在爱尔兰也有所体现。1610年,约翰・戴维斯认为,土著爱尔兰人没能够开发利用土地,“因此,让如此肥沃的土地像荒野一样地闲置浪费,既有悖于基督教方针,也不符合良知。”
  扫平森林、耕耘土地、赶走猛兽、杀死毒虫、铲除荆棘、排干沼泽。农业之于土地犹如烹饪之于生肉。它把自然转变为文明,土地未被开垦就意味着人还未被开化。他们甚至找到《创世记》中“遍满地面,治理此地”的理论依据。人类当时将它奉为真理,并笃信于此,但是他们一定没有听到上帝的笑声。
  上帝的冷笑
  直到200多年前,达尔文进化论与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转化定律一起,被尊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至此,人类开始更加客观和准确地去面对自然与环境,我们开始思考人类在生物链中所处的位置,并试图了解更多我们与“近亲”和“远亲”的关系。面对一个物种,它不再仅仅是“非人类”的存在,而可能是曾经的自我。
  进化论当然不是鱼缸里的科学,它使人类在自然面前开始反思,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逐渐传播,形成了人类对待自然的崭新认知。《人类与自然世界》一书中,列举了诸多事例。在20世纪初期,追求乡村休闲是英国上层社会典型的生活方式。曾任英国首相的斯坦利・鲍尔温、外交官格雷勋爵等,都热衷于乡村�w育运动,对狗和马宠爱有加,并拥有渊博的博物学知识,具体体现就是对乡间散步、观鸟、野花的浓厚兴趣。那时期,“田园作家”深受欢迎,这些作家长久保存了乡村淳朴的神话。无论对自然与乡村的神往是否果真为英国所特有,英国城里人长久以来无疑是喜欢这么怀想的,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文学与文化生活都表现了深刻的反城市倾向。甚至认为“不接触原始自然,英国人的精神就会消亡。”
  至此,我们仿佛看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另一面,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同时诞生出人类对于自然的向往,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欣慰的现象,人类又开始思考了。然而,即使这种思考虔诚而谨慎,但真的不会引起上帝的发笑吗?
  19世纪初期起,人类对自然的情感奔放而直接,人们开始自发地参与到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中去,使命感促使他们去改善“不合理”的自然环境。为了保护某一种看起来逐渐稀少的动物种群,人类开始猎杀它的天敌。或者清除杂草,让稀有的林木品种能够更健壮地成长。澳大利亚就曾经为了消灭虫害,而从美国夏威夷引进蔗蟾蜍。结果蔗蟾蜍数量猛增,泛滥成灾,对当地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在历经几十年后繁衍成两亿只的庞大家族,并成为全民公敌,大量毒死蛇、鳄鱼、袋鼠、蜥蜴、野狗和其他肉食动物,政府使尽浑身解数未果,乃至出动军队围剿,至今仍未奏效。在小说《狼图腾》中,面对草场、黄羊、狼群、牲畜、气候等诸多因素的交叉影响,人类对任何一方的偏袒或仇视,都会导致整个草原生态的严重破坏。
  事实证明,面对复杂多变的生态环境,人类单纯的自然观显得傲慢且自大,我们本以为凭一己之力能改变自认为“不合理”的环境问题,但现实却像上帝的笑声,令人尴尬。
  上帝的微笑
  过去的100年内,人类情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深刻转变,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深深的忧患和焦虑,这种情感也被引入到对自然环境的反思中去。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1962年,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现代环保运动就此拉开序幕。二战后,美国人的环保思想经历了从保护主义向环境主义的转型。环保思想转型是社会变迁的产物。1946年至1970年间是美国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时期。环境史学家塞缪尔・海斯认为,20世纪中叶资源保护运动至60、70年代环保运动兴起之间经历了某种转变,从强调资源利用的效率转向强调生活质量,这种生活质量建立在“美丽、健康和持久”基础之上。他说:“我们能够看到一种从战前有效管理自然资源的保护主旨到战后强调环境舒适和环境保护的显著转型。”河流开发,环境主义则试图保护河流的自然状态,避免工程破坏;保护主义坚持可持续的木材生产,环境主义更强调森林的生态价值;20世纪50年代,当土地资源保护局被授权筑坝和疏导河流时,它遭到环境主义者的抵制和挑战,他们认为这些工程毁坏了鱼类和野生生物的栖息地;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户外休闲娱乐趋势的发展,加之环境主义者的宣传,自然或荒野的环境价值得到更多公众的认同;40、50年代,空气和水体污染占据了环境主义的部分视野,这些问题并非二战后才出现的,不过在相当长时期内它没有为保护主义所重视;20世纪60年代以后,农药等化学污染备受环境主义者的关注,反污染成为环境主义的主要使命之一。
  更加形象直观的描述是,现代环保意识最明显的特征即是“去人为化”,将人类的干预和影响降至最低,用理性、冷静的态度对待自然,否定简单、单一物种的保护,而是从生态环境的立体视角切入,进行“必不得已”的参与。
  人类始终在上帝的笑声中不停成长,有点像是鱼缸里那些若有所思的鱼,尽管我们认真思索的样子在上帝看来也许有些可笑,但是思考本身是有价值的,起码好过浑浑噩噩地一世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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