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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财富500富人榜

  民企大不易
  国退民进、民营企业弱势生存,是近年备受关注的话题。但由“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榜者掌握的首富型民企,虽然在遭遇调控时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但其调动资源的能量、博弈政府的筹码,某种程度上与地方性国企已不遑多让。11年来,“新财富500富人榜”TOP100富人的财富增长速度,绝大部分年份都高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幅,更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增幅。这显示,相比业务无禁区的国企,民营资本生存空间固然受到限制,难以介入金融、电信、石油、电力等垄断、半垄断领域,但真正在贷款、市场竞争等各方面处于弱势的,是数量巨大的中小型草根型民企。
  不过,首富型民企也脱胎于草根,一般而言,它们在打拼成为地方性行业龙头之后,境遇才会改变;在上市之后,才会获得稳定的资本支持。做大与上市,是民企成长的两大临界点。“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榜者中,最易跌出榜单的正是每年的后100位富人。而那些在商业模式、产业地位、创新能力上具有不可替代优势的企业,则有可能逆袭垄断型国企。无论以微信挑战电信运营商的腾讯,还是秒杀国有银行支付业务的阿里巴巴,都在此列。创新,无疑是民企挑战垄断最得力的DNA。
  民企仍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与成长性的一部分,要激活经济复苏进程,政府有必要通过改进产权登记制度、放松生产要素流动限制、税收优惠、金融支持、扩大民企准入等措施让利民企,不过,相关政策的落点应当更精准地对草根民企与首富型民企区别对待。而以富人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同样需要反思,如何净化商业环境、重塑商业伦理。真正的中国梦,不仅需要达成物质上的富有,同样意味着优良的创业和财富保障环境。
  本刊研究员 孙红 古扬 苏龙飞 王阳 赵俊 陈永谦 文芳 周舒婕 韦业宙 刘美楠
  实习生 金颖琦 杨然 张健 王黎 陈丹阳 廖欣 寇雄飞 张春雨 陈雅婷/文
  感谢新浪财经、网易财经、搜狐证券、腾讯财经、凤凰网、金融界、东方财富网、和讯网、中金在线等网络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深圳晚报》、《深圳特区报》等平面媒体的大力支持
  感谢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的协助
  今年,“新财富500富人榜”第十一度推出。在过去十年的排名中,《新财富》一直专注于对富人的创富模式、其商业行为所揭示的商业方向进行研究。但是近年,伴随金融危机带来的凯恩斯主义回潮,在全球范围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日渐增多,在投资与资源调配上更加强势,富人阶层也遭受来自公众的前所未有的不信任。在中国,民企的创富活动同样被认为受到制度设计与社会思潮的紧约束。
  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一分子,此时,检讨富人乃至整个民营企业家群体生存环境的变化,聚焦中国创富机制遭遇的问题及改进措施,无疑有助于进一步释放生产力。在中国政治新十年的开始,我们相信,这样的讨论有助于引导中国经济通过更积极的创新、创富活动重回快车道。
  民营企业弱势生存?
  2004年以来,国进民退一直是中国经济领域备受争议的话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需求萎缩、成本增加之下,长三角、珠三角陆续有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出现倒闭潮,民企弱势生存问题更受关注。
  与此同时,被视为拉动内需主角的国企,成为4万亿刺激计划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大赢家,获得贷款、税收、政策、注资等多方倾斜。
  两种景象,形成强烈反差。在《人民论坛》杂志的一份调查中,近七成受访者认为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等学者亦直指,国企做大挤压民企生存空间。地方国企山东钢铁重组杜双华的日照钢铁、央企中粮集团收购牛根生掌舵的蒙牛乳业等民企“卖身”事件,以及近年的富人移民潮,都被当作国进民退、民企营商环境恶化的佐证。
  那么,国进民退是否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所指,是个伪命题?“新财富500富人榜”的上榜者,是否遭遇国进民退的困扰,在与国企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中国企业的阶层分析
  要考量民营企业家及其中翘楚—新财富500富人的处境,首先需要为他们精确定位。
  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形成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境外资本三足鼎立的格局。而按照其中国内资本的经济能量,可以大致将其纵向分为央企、地方国企、首富型民企、草根型民企四个层次。
  央企由于跟中央政府的天然纽带关系,能够尽享政策与资源优势,其“势力范围”基本聚集在产业上游、资源性领域,而且呈现出垄断或半垄断态势,民营资本“非请莫入”。
  地方国企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的扶持,但并不能如央企一样享受政策垄断“红利”,在生存空间的争夺方面需要上与央企博弈、下与民企争食,因而经过一番大浪淘沙,存活下来的主要是一些具有竞争意识、相对优质的企业。地方性国企类型相对多元化,既有上游资源垄断性企业,也有下游市场竞争型企业。
  相比业务无禁区的国企,民营资本生存空间则受到限制,不仅金融、电信、石油、电力等垄断部门基本难以染指,在冶金、煤炭、航空等领域,少数民企即使介入,也基本处于弱势。在贷款、拿地、税收、政策优惠等方面,民企更难与国企匹敌。
  尤其是数量巨大的中小型草根型民企,它们虽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军,却往往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其生存环境相对恶劣、社会地位较为卑微。它们不仅在政策上很难得到扶持,往往还会在政府部门遭遇办事难。在融资方面,它们要么被拒于银行大门之外,要么只能通过民间借高利贷。一旦宏观环境发生变化,它们便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相对草根型民企,“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榜富豪所掌控的首富型民企,因其体量与影响力的庞大,享有截然不同的话语权。富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亦超乎平均水平。
  首富型民企:“二等公民”的塔尖群体
  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大大高于GDP增幅的现象备受瞩目,有些年份的财政收入甚至数倍于GDP增幅,而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幅则一直低于GDP增幅,舆论对此没少抱怨。那么,一众富豪们的财富增长又是怎样的呢?   根据《新财富》历年的统计数据,“新财富500富人榜”TOP100富人的财富增长速度,绝大部分年份都高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幅,更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增幅(附图)。
  如果将民营企业形容为“二等公民”,那么,上榜富豪则称得上是这一阶层中的塔尖群体。他们基本都是各地市排名靠前的首富级人物,其麾下的企业已经成为当地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在当前的GDP考核体制下,这些能够通过投资拉动地方GDP的富豪们,时常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因此,其调动资源的能力、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力,以及获得地方政策倾斜的力度,时常可与地方性国企龙头平分秋色。比如何享健家族控制的美的电器,2010年40亿元的净利润中,有25亿元来自政府补贴,而这类案例比比皆是。
  另一个典型是彭小峰的江西赛维。在2012年7月江西新余市政府以“赛维LDK稳定发展基金”的名义,为陷入债务危机的赛维兜底垫付5亿元到期贷款后,当年10月,新余政府旗下资产管理公司拥有40%股权的Heng Rui Xin Energy又宣布收购赛维LDK约16.59%的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在某种程度上,如赛维这样的民企不仅能以项目前景“绑架”银行,也能以GDP、就业等指标“绑架”地方政府。因此,首富型民企在经济运行中的话语权,绝非一般的草根型民企可同日而语,二者应该被视作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物种”。
  民企的成长临界点与逆袭资本
  事实上,首富型民企一样脱胎于草根民企,在初生之时、成长之中,它们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经历过种种考验。梁稳根的三一集团,1993年因产品积压、银根紧缩,几乎山穷水尽。张近东的苏宁,在创办的第三年就遭遇南京当地八大商场联合降价、断货的围剿。马云在创办阿里巴巴之前,遭遇过中国黄页的创业失败。许家印的恒大地产在上市之前,遭遇过资金链近乎断裂的危机。福耀玻璃的曹德旺也曾表示:“创业初期非常艰难,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是坎。”
  只不过如今,伴随中国各产业领域的成熟,既有市场往往已被占领,市场缝隙日益缩小,创业机会较当年大大减少。加之不同政府机构扩张自身利益带来的行政审批、监管等收紧,令生产要素流动受限,即使这些首富级人马从头再来,其成功概率、企业重置成本也与从前大不相同。由此不难理解,何以当下公务员国考热替代了从前的下海潮。
  一般而言,当草根民企打拼成为地方性行业龙头之后,才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垂青,境遇开始改变;而在上市之后,才会获得稳定的资本支持。可以说,做大与上市,是民企成长的两大临界点。
  不过,即使过了这两个临界点的规模民企,仍会面临成长风险,尤其是周期性行业、制造业的富人更易被震出局。2012年,施正荣的无锡尚德、倪开禄家族的超日太阳等光伏巨头纷纷倒下,森马的邱光和、美邦服饰的周成建等一众服装业巨头财富下滑,李宁、中国动向的陈义红更跌出榜外,即是例证。但综合而言,规模愈大的民企抗风险能力愈强,在“新财富500富人榜”的上榜者中,最易跌出榜单的正是每年排名靠后的100位富人。而11年来持续上榜的84位富人中,73%的人在2003年《新财富》排名之初即位居前200名富人之列,他们多来自综合、房地产、日用消费品、IT等行业。
  而那些在商业模式、产业地位、创新能力上具有不可替代优势的企业,则有可能逆袭垄断型国企。无论以微信业务挑战电信运营商的腾讯,还是以互联网支付先行优势秒杀国有银行的阿里巴巴,都在此列。可见,对于民企而言,要真正立于不败之地,不仅需要做大规模,更需通过创新赢得竞争力。在产业升级的当下,传统产业的民企更需创新力。
  国企/民企,相生?相克?
  当然,再强大的民企,面对政策制定者也显弱势。腾讯的OTT业务是否收费,最终取决于工信部的决断。支付宝第三方支付、基金支付业务的支点,在于获得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颁发的牌照,而其能否进军券商保证金托管等新领域,也在于监管机构是否继续发牌。2012年,山东首富张士平的魏桥创业所建电厂以低于国家电网1/3的价格销售电力被媒体曝出一个月后,电厂关停。因此,尽管一些首富型民企调动资源的能量、博弈地方政府的筹码,某种程度上与地方性国企已不遑多让,但一旦遭遇政策调控之手,又会劣势尽显,显示其仍属企业中的“二等公民”。
  在钢铁、铝业等重化工业领域,每遇周期性的过剩产能,民企必首当其冲被调控,刘永行的东方希望旗下铝业项目就曾因此被发改委叫停或瘦身,而已经倒下的典型则有戴国芳的江苏铁本;煤炭领域,山西省在2008-2012年间对煤矿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并购重组,2200多家煤炭企业被整合至130家,70%的煤炭产能实现国有控股,不少煤老板被迫套现退出;航空领域,南方航空等国企亏损时可以获政府输血,均瑶集团王均金的奥凯航空、兰世立的东星航空却因资金链等问题先后折翼,现存的民营航空公司也主要分布在利润微弱的支线航空领域,由此带来的是,除王正华的春秋航空之外,民营航空公司近乎全局性亏损。
  即使首富型民企,盈利能力也难望垄断领域国企之项背。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2年全国500强企业榜单中,前40位无一例外皆为垄断性国企。而根据全国工商联的数据,2011年全国民企500强的利润总额4387.31亿元,甚至还不及工、建、中、农、交5家国有银行利润总额6808.49亿元的70%。民企头羊与垄断国企的超额利润反差之大,可见一斑。
  或许正因种种差别待遇,民营企业家群体也不讳言国进民退。
  不过,对于“国进民退”说,官方往往给予反驳。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即表示,从企业数量、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等几大指标看,国企的份额都逐年下降,而民营经济的份额在节节攀升,“我们感觉到从统计数据来讲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趋势”。
  来自于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种说法。根据该局发布的《十七大以来全国内资企业发展分析》所披露的数据,从 2007 年 6 月底到 2012 年 6 月底,私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重,从 59.4%增长到 78.4%,私营企业注册资本占全国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比重,从 25.1%增长到 36.9%,反映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高(附表)。全国工商联的数据也表明,2012年,民营经济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0%。
  为何官方的数据与公众的感知出现巨大的落差呢?这需要进行理性的辨析。
  官方数据所显示的民企经济比重提升,或许更应归因于民企天然的活跃性,以及它们因机制灵活保持了更强的竞争力。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0.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同比下降9.2%,集体企业同比增长8.1%,股份制企业同比增长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同比下降9.2%,唯有私营企业独领风骚,利润同比增长17%。因此,民企指标上行,并不意味着国企在让利,更不能将国退民进证伪。
  事实上,公众对于国进民退的感受,更多来自于近年国企不断做大与民企受挫所产生的心理反差。
  1998年金融危机前后,国企曾大面积破产,此后,经过股权、治理结构、经营模式等一系列改革,国企竞争力显著提升。部分国企尤其是央企,在原本垄断领域获得丰厚回报之后,开始产生“资本溢出”效应—挟巨额的资金优势,向本由民企主导的竞争性领域进军。最典型的便是房地产市场央企的身影越来越多,各个城市的“地王”纪录频频被央企下辖的地产公司刷新。
  资金雄厚的国企向竞争性领域的溢出,使得势单力薄的民企日益承压;同时,民企却难以向国企所处的垄断性行业扩张。此外,同受金融危机挤压之下,草根民企因资金紧张收缩战线,国企却因获贷款、政策支持而持续扩张。国进民退的感受,由此而生。
  或正基于这一原因,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认为,国企变大不能怪国企,对国进民退要慎下结论。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也表示,国进民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企近几年的学习能力远远超过了民企。
  基于以上分析来看,民企仍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与成长性的一部分,要重新激活中国经济,政府有必要通过减税、金融支持、扩大民企准入等措施让利民企,带动就业与创新。不过,在相关宏观政策的讨论中,前两类政策的落点或更应着眼于草根民企,而首富型民企无疑更受益于后一类政策。
  对于富人而言,固然需要为扩张自身的生存空间据理力争,但也有必要如马云一样,反思国企成长之道。而从更深远的层面看,他们或许同样需要反思自己的社会责任与历史角色,毕竟,营商环境的净化,亦需商人阶层自身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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