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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制造2025》

  新一轮工业革命到来之际,发展中国家或许不会一步一步沿袭发达国家工业转型升级的进化路线,而是会借助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甚至弯道超车
  《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期行动纲领。它并不是一个一般性的行业发展规划,而是着眼于整个国际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变革大趋势所制定的一个长期战略性规划,不仅要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健康稳定发展,还要在应对新技术革命的同时,实现高端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主要源于三大背景。一是环境与资源的制约加剧,劳动力与原材料等成本日益上涨,使得我国面临巨大的压力。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随着发达国家纷纷出台重振制造业的强力政策,部分制造业企业开始从我国迁出,也有部分跨国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将目光转向工资低廉的东南亚地区,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传统制造业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也饱受大众的质疑。二是受德国“工业4.0”战略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刺激,激发了我国从“工业大国”升级到“工业强国”的坚定决心。三是受到现代制造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以及各国制造业科技创新的影响,我国也亟待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中国制造2025》明确指出:“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因此,强化制造业应成为中国未来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重点。

中国制造业现状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需要强大、独立、自主的制造业。但是,谈及国内制造业(如智能手机、集成电路、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状况,各产业普遍面临市场庞大、缺少核心技术、产品低端、利润少、人才缺乏等问题。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与制造强国仍存在较大差距。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为低水平下的结构性、地区性生产过剩,又表现为企业生产的高消耗、高成本;目前各类产业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分散程度较高,集中程度较低;在基础原材料、重大装备制造和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产品附加价值不高。一直以来,我国企业大都采用贴牌生产方式,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品设计、关键零部件和工艺装备主要依赖进口。即使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的产品,中国厂商也更多地处于组装和制造环节,普遍未掌握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依赖进口。如果我们继续仅满足于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不考虑技术创新突破与产业结构升级,有可能面临一场产业“空心化”危机。
   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单位GDP能耗,即每产生万元GDP所消耗掉的能源,一般用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对能源的利用程度。2010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且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石油、铁矿石等对外依存度均已超过50%。我国沿海地区大中城市建设的一批劳动密集型的轻加工企业和高能耗企业,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产品成本升高,国际竞争力下降,已无法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当然,我国的原材料成本低、劳动力资源丰富,为发展制造业提供了比较优越的条件。同时,不可否认,中国对于制造业产品的市场需求是巨大的。第一,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并且市场需求还在日益快速地增长;第二,我们有一大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企业;第三,我们有一个发展制造业的长期方针和战略;第四,我们还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新时期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不断地充实到制造业里面来。这是我们的四大优势。
   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并将深刻影响制造业的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从当前的全球制造业趋势来看,主导制造业的产业多为数字化、智能化的产业,如智能手机、通信设备、汽车以及一些精密机械等。与过去相比,我国制造业在数字化、智能化方面也紧跟时代的潮流。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上,一方面,通过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等软件的大规模应用,大幅优化了生产系统的性能,提升了自动化程度;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集成,形成柔性制造单元、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使生产系统的柔性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不断向智能化进化。
   伴随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物流成本的降低,以及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综合效率的提高可以部分抵消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带来的劣势。同时,我国各类的政策环境、资源环境和价格环境有着很好的梯度,为沿海地区的产业往中西部地区转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慢慢弱化。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与我国的差不多,有的甚至更低。例如印度为吸引外资制定了比我国更为优惠的政策措施,其平均劳动力成本比我国还要低,而其专业人才的质量又不在中国之下,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竞争很激烈。
   成本优势的丧失,打击的不仅是参与跨国业务的中国企业,还有一切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中国制造”最大的传统优势正在丧失,“中国制造”的代表企业、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正式对外发布了百万“机器人大军”计划,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用工荒”和人工成本的不断上涨,这也预示着中国制造将结束人口红利时代。
   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也曾经表示,到2016年,定位为智能化机器人生产基地的山西晋城富士康产值将有望突破500亿元,在五年到十年内将出现首批完全自动化的工厂,数年内将借助自动化技术消除简单、重复性的工序。
   “工业4.0”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从自动化向智能化、网络化和集成化方向发展。“工业4.0”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技术升级,也将导致部分制造企业的回流,从而对我国制造业产生间接影响。    可以说,“中国制造”正在面临空前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制造2025≠工业4.0


   自2014年10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并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以来,“工业4.0”的概念在我国迅速走红,一时间,“工业4.0”“智能制造”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可以说,《中国制造2025》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受到了德国“工业4.0”的影响,核心思路与“工业4.0”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中国制造2025》强调的一个主攻方向是“智能制造”,这也是“工业4.0”的核心思想;此外,《中国制造2025》中提及的作为智能制造基础的信息物理系统(CPS),也是德国“工业4.0”所强调的核心概念。
   与“工业4.0”不谋而合的是,对于国内工业的转型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早在三四年前就开始筹备未来十年期的制造业发展规划:《中国制造2025》。如今,这项规划将借鉴德国“工业4.0”,学习德国的智能制造,为我国发展成现代化工业强国描绘出清晰的路线图。
   “工业4.0”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中国制造2025》也弱化了以往规划中为期五年的时间限制,规划年限扩展到2025年,更注重中长期规划,主要围绕我国工业有待加强的领域进行强化,力争使我国在2025年从工业大国转型为工业强国。
   以前,我国制造业技术含量不高,一直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在工信部的积极推动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两化深度融合”)为制造业的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毫无疑问,新一轮工业革命将更快地带动两化深度融合:信息技术向制造业的全面嵌入,将颠覆传统的生产流程、生产模式和管理方式;生产制造过程与业务管理系统的深度集成,将实现对生产要素高度灵活的配置,实现大规模定制化生产。这一切都将有力地推动传统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从目标上来看,德国期望借助“工业4.0”继续领跑全球制造业,保持德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抗衡美国互联网巨头对制造业的吞并。而在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首次公开披露了《中国制造2025》的制定情况,表示中国大约需要用三个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并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中国制造2025》也就是“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一个十年期行动纲领,它是一个路线图,有具体的时间表――通过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用十年的努力,让中国制造业进入全球制造业的第二方阵。
   从时间维度来看,德国“工业4.0”战略工作组也认为德国实现“工业4.0”需要十年时间,与《中国制造2025》大体在同一个时间段。

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工业


   对未来制造业,各发达工业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愿景。美国利用互联网优势,意图让互联网吞并制造业;德国基于制造业根基,试图让制造业互联网化。
   201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而“互联网+工业”将开创制造业的新思维。
   从“物理”到“信息”。以往,每当提及制造业,人们普遍都认为各种零部件是构成硬件产品的核心。未来,相对于“物理”意义上的零部件,业界将更重视带有“信息”功能的附加价值。
   从“群体”到“个体”。“大规模定制”概念的兴起,和随着以3D打印为代表的数字化和信息技术的普及而来的技术与商业模式革新,使制造业的进入门槛将降至最低,不具备工厂与生产设备的个人也能很容易地参与到制造业之中。制造业进入门槛的降低,也意味着一些意想不到的企业或个人将参与到制造业中来,从而给商业模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互联制造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通过制造企业的快速重组、动态协同来快速配置制造资源,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减少产品投放市场所需的时间,增加市场份额。同时,还能够分担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投资的相关费用,减少经营风险。
   随着大规模定制和网络协同的发展,制造业企业还需要实时从网上接受众多消费者的个性化定制数据,并通过网络协同配置各方资源,组织生产,管理更多的各类数据。大数据可能带来的巨大价值正在被传统产业所认可,它通过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以及数据的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共享,为企业管理者和业务参与者呈现出一种看待制造业价值链的全新思维。
   2015年3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指出,中国正处于加快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之中,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坚实基础。《中国制造2025》对于推动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使“中国制造”包含更多的“中国创造”因素,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十大领域,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
   “互联网+工业”将会促进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宏伟目标。
   提到制造业,不能不提微笑曲线。微笑曲线是宏集团创办人施振荣于1992年提出的著名商业理论,因其较为贴切地诠释了工业化生产模式中的产业分工问题而备受业界认可,已经成为诸多企业的发展哲学。
   微笑曲线将一条产业链分为若干个区间,即产品研发、零部件生产、模块零部件生产、组装、销售、售后服务等,其中组装,也就是生产制造环节总是处在产业链上的低利润环节。于是,生产制造环节的厂商总是不断地追求有朝一日能够走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两端。    而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占据着研发、售后服务等产业链的高端位置,发展中国家的厂商则被挤压在低利润区的生产与制造环节。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走向产业链高端位置,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厂商们的终级目标。
   在产业链中,处于中间环节的生产与制造附加值最低。就全球产业链来看,尽管“中国制造”铺天盖地,但是,“中国制造”大多处于“微笑曲线”中间区域的生产与制造环节,厂商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获取少得可怜的利润。
   以往,企业以大规模生产、批量销售为特征,通过规模化制造,提供标准化产品,获取行业平均利润,各企业按其所处研发与设计、生产与制造、营销与服务的产业分工位置,分享价值。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与设计、营销与服务是利润相对丰厚的区域,盈利模式通常具有较好的持续性;而处于“微笑曲线”中间区域的生产与制造企业只能无奈地维持相对较低的利润,而且由于技术含量低,进入门槛也相对较低,致使竞争更为激烈,可替代性强,从而又进一步挤压了利润空间。
   以往的思路认为,要想摆脱传统制造业的低附加值困境,就必须向“微笑曲线”的研发和服务两端延伸,通过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制造型服务业是必经之路。从产业层面来看,“研究与设计”环节意味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营销与服务”环节则意味着提高制造型服务业的比重。但是,这一过程会遇到诸多挑战,且不能保证在短期内走出微笑曲线的底部。
   但是,在“互联网+工业”时代,我们不用再纠结于这个难题了。因为制造业传统意义上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模式正在发生转变,借助互联网平台,企业、客户及利益相关方正纷纷参与到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及价值实现等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中来。因为“互联网+工业”不仅仅意味着“信息共享”,还将广泛开展“物理共享”,从而形成新的价值创造与共享模式,开创全新的共享经济,带动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
   为了保障《中国制造2025》九大任务以及五大工程的顺利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八项扶持政策和保障措施。政府创造环境,市场决定创新。为此,《中国制造2025》将首项扶持政策定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长期以来,政府职能存在“越位”和“缺位”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对于市场主体的投资行为过度包办代替,限制了民间投资的活力和空间,市场准入方面也多有制约,许多行业存在显性或者隐性的市场壁垒,一些创新型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难以进入;另一方面,在制造业节能节地节水、环保、技术、安全等一些需要政府发挥监管职能的领域,政府却不能发挥有效作用。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制造2025》中作出了相应安排:“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无疑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将引领中国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跨越与蜕变。值此新一轮工业革命到来之际,发展中国家或许不会一步一步沿袭发达国家工业转型升级的进化路线,而是会借助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甚至弯道超车。而制造业基础尚未巩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机会一跃而成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主角――中国也是如此。
   作者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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