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增加值与发电量背离之谜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崔晓红

　　面对数据引发的争议,国家相关部门大可不必掩饰什么,也没有必要牵强地进行解释,更不应该限制数据的出口,相反,应该鼓励不同的部门出数据,不能因噎废食
　　
　　在全球经济仍在谷底徘徊之时,中国统计局公布了一季度经济数据。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尽管6.1%的增长率,为十九年以来最低,但仍然可以欣慰,因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这个数字几乎都是负数,中国是正数。虽然比8%的年度确保数值还是低,但众人皆负我独正,还是不错。然而,这一让不少人乐观的数字却引发了海外媒体及部分机构的质疑。《华尔街日报》援引国际能源署的分析,对中国经济数据的可信度提出质疑。报道说: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过于乐观,中国官方公布一季度GDP较上年同期增长6.1%,但这一数据与中国当季石油需求下降3.5%的情况不符,与异常疲软的电力需求也不相吻合。
　　经济数据不吻合的现象还表现在工业增加值和全社会用电量上。今年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为同比下降4.02%,但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却增长5.1%。4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降幅为3.63%,而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仍同比增7.3%。5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8.9%,发电量下降了3.55%。
　　同是对经济状态的反映,两个数据却一升一降,一边报喜,一边报忧。面对这两个有些矛盾的统计数据,许多经济学家表示难以置信。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近日在清华大学经济形势讨论会上语出惊人:“我对国内5月份8.9%的工业增速表示怀疑,实际增速可能只有5%。我们的统计数据有很大问题,在萧条时期,地方就用统计作贡献,不是真正有增长。”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也认为,国家统计局关于经济增长和电力消耗的数据一定有偏离,“若5月电力增长是-3.55%,5月工业增长应该是零左右。”
　　对国内外的质疑,国家统计局相当重视,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予以解释说明。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导致中国经济正增长而社会用电量却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一季度产业结构变化大,用电量相对较少的第三产业增长较快;此外,高能耗行业及用电量增长放缓,而用电量相对较少的高新技术产业增长较快。
　　那么,中国经济数据可不可信?统计局的解释合不合理?经济数据出现背离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明显
　　
　　针对统计局的解释,不少分析人士表示,导致两数据趋势背离的原因十分复杂,经济结构变化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仅凭经济结构变化并不能完全解释两个数据的大幅度背离。
　　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牧群博士在接受《新财经》记者专访时,首先否定了国家相关统计部门故意作假的可能性,“很多人认为,政府为了提振人心,出假数据。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但是,对于统计局给出的解释理由,他并不完全认同。
　　数据公布后,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也进行了研究。李牧群告诉记者,根据目前三个产业的用电量和产值比情况,结合历史数据,他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GDP增长6%左右,实际用电量应相应地增长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点几,而不应该是百分四点几的负增长。
　　对于高能耗产业萎缩导致用电量下降幅度较大的说法,李牧群表示:解释方向可能是对的,但与实际情况仍有出入,仍不能完全解释GDP增长6%以上,而用电量下降4%。
　　李牧群给记者提供了一张表格,高能耗行业增长及电耗产能比(参见右表)。记者看到,一季度有六大行业增长为负,其中下降最大的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下降幅度为-5.4%。李牧群解释说,下降的六个行业占社会用电总量的百分比是非常低的,最大的也就百分之一点几,占GDP的比值也很小。问题是:“下降比例这么小,能不能造成整体用电量下滑那么大?”
　　事实上,产业结构调整早已不是新概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产业结构调整。但是,“速度会不会这么快?能不能从2007年、2008年那么一个高能耗的状况,一下子就调到现在这个程度?”李牧群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太现实。
　　
　　与国外情况不具可比性
　　
　　为了证明经济增速与用电量增速不一致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列举了国外的例子。比如,美国2001年电力消费下降3.6%,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8%;1991年电力消费增长5%,但GDP下降0.2%。日本2003年电力消费下降1.3%,而GDP增长1.8%,在1980年、1982年和2001年也曾出现电力消费下降而GDP增长的情况,在1998和1999年则出现电力消费增长而GDP下降的情况。韩国1980年电力消费增长5.4%,而GDP下降1.5%。
　　对此,李牧群表示,简单的对比,意义不大,说服能力也不强。尽管美、日、韩等国家都曾出现过类似情况,但也是个别现象,差异幅度不像中国这么大。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中国不一样。比如美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非常大,工业占比要比中国小得多,而且高能耗产业相对来讲也比较少,日本、韩国也是如此。因此,工业用电量对整个社会用电量的影响要小得多,对GDP的左右能力也没有中国强。也就是说,如果把GDP比作大盘的话,在上述提到的美、日、韩等国家,第三产业才是类似中石油这样的“大盘股”,而第二产业对大盘的左右能力相对较弱。
　　“不能说国外存在类似现象,中国有这样的现象就非常正常。这就好比两个人,在做不同的事情,只拿出结果进行比较,可能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忽视了事情本质的区别,可比性并不是很强。”李牧群说。
　　
　　作假可能性不大,统计方式导致偏差
　　
　　既非人为刻意作假,统计局的解释又不具说服力,那么,中国经济数据出现背离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外界普遍认为,用电量是比较准确的,因为那是电表上实实在在存在的数字,操纵的可能性很小。由此看来,问题主要出在工业增加值(或者GDP)的数据上。李牧群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差距,和统计方式有很大关系。“在数据采集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非故意人为的、但客观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造成了水分掺杂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增加值的计算方法,二是数据来源。
　　国泰君安的策略分析师王成也认为,工业增加值的计算方法可能导致在经济下行期工业增加值被夸大,从而使工业增加值速度虚高。
　　以工业增加值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工业发展速度计算方案的通知》,从2004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按照价格缩减法来计算工业增加值率。即先用报告期现行价格工业总产值乘以工业增加值率得到现行价格工业增加值,再除以报告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以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得到可比价格工业增加值,并据以计算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这种方法的计算误差集中于价格指数和工业增加值率上,特别是计算时所需的工业增加值率直接由上年分行业的工业增加值率代替,没有考虑到当期产品生产结构、产品消耗结构等涉及到增加值计算因素的变化,增加值率的微小变化可能引起工业增加值速度的较大变动。
　　王成认为,作为一种效益指标,经济下滑阶段产能利用率下降,由于产能利用率下降,只有部分资产参与生产导致实际折旧降低,相应使得实际增加值率降低,但此时若仍采用固定的增加值率计算工业增加值,结果就造成了工业增加值的虚增。
　　至于企业数据的来源,李牧群告诉记者,在经济普查年度,国家相关部门会把所有的数据汇总起来,进行总体核算。而一般情况做不到那样,采取定点上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规模以上的企业会定点上报相关数据。问题来了,规模以上的企业会定点上报(姑且认为上报数据真实可靠),那么,规模以下的企业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企业。国家统计局一般是采取抽样的方式获取数据,如何保证抽样的代表性?“统计局并没有公布对小企业的抽样情况,都是什么企业,一共多少家企业,分别什么情况,等等。但抽样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企业今天还在,过两天就倒闭了,或者经营别的了,改头换面成一个新公司、新工厂。就小企业而言,能持续被采样的,一定是生产经营状况比较好的。生产经营状况不好的,你就采不到样。中国这么大,东西部、沿海和内陆地区,都有差异。”李牧群说,因为上述原因,抽样结果应该会比实际情况要好一些,“这样的偏差不是人为的,而是由采样样本造成的,避免不了。”
　　采取抽样的统计方式比较普遍,这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李牧群提醒说:关键是要保证抽样的客观性和样本的代表性,要把握好样本的组成,国有大中企业占多少,规模以下企业占多少?不能说,所有抽样的都是容易拿到数据的大型企业,一些比较烦琐的拿不到的企业就被忽略了。“往往忽略是就真实的一部分。尽管大中企业的数据也是真实的,但如果把这个作为衡量中国工业整体或者某一行业整体时,就存在偏差,以偏概全。”
　　这就是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之间的矛盾,具体个别数据是真实的,但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整体情况。
　　
　　有差异很正常 统一口径才可怕
　　
　　关于经济数据的争议爆发后,有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主管部门国家能源局召开会议,商议将两数据公布的渠道统一,并同时统一对数据的解读。据知情人士透露,新公布办法不日就将出台。
　　如此看来,今后类似这样的背离现象可能不会再出现了。但果真如此,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质疑。“统一口径后,用电量和GDP之间的差距可能会缩小,缩小的原因是如公众所期待的统计样本更加科学了?还是因为其他一些人为因素?”李牧群认为,国家相关部门大可不必掩饰什么,也没有必要牵强地进行解释,完全可以也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正视问题的出现,“不要怕人家质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质疑是好事,至少表明人家是在关心你”。
　　在这次争议中,国家统计局还表示,国外机构引用一些民间机构的数据不科学。李牧群认为不应该排斥民间机构的数据,“作为一个国家,要提高公信力,不应该限制数据的出口,相反,应该鼓励不同的部门出数据,不能因噎废食。”他说:美国没有国家统计局,有一个国家经济局(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虽然它顶着国家的头衔,其实是一个民间机构,由大学里的一些经济学家组成。很多不排斥民间机构出数据,“就算民间机构的数据和官方数据有偏离,也没有关系,可以分析产生偏离的原因。数据有偏离,才能发现问题。有出入也没问题,可以后期修正。”
　　事实上,对数据进行修正已经不是新鲜事。比如2007年的GDP,统计局开始公布说增长11.7%,但后来国内外不少学者、研究人员纷纷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根据发电量等其他数据,实际数值应该更高一些。后来经过进一步核实,确定是13%。
　　李牧群并不否认,中国近年来在统计方面取得的成就。“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做得已经很不错了”,除了统计局,包括海关、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局等在内很多部门统计公布相关数据。而且,当争议产生后,专家、学者、媒体都在讨论,国家并没有出什么“红头文件”封口,这本身已经是一种进步。李牧群希望以后政府部门可以公布更多、更客观的数据,甚至可以把统计核算方法也公布于众,让大家讨论是否有值得改进之处,“我觉得这是一个更积极、更开放的态度,当然,做起来有难度。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必然对统计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经济界关于中国经济数据真实性的两次辩论
　　
　　关于1998年GDP增长率
　　1998年,刚经历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亚洲经济一片惨淡,我国也受到影响,能否保住8%的GDP增长率成为各界的关注焦点。最终,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是7.8%。这一数据的真实性,引发质疑。
　　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ThomasRawski)认为,当年官方GDP数据“与现实完全背离”。他估算认为,当时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至多只有2%,1998～2001年间的累计经济增长在0.4%～11.4%的区间,而官方当时给出的数据为34.5%。
　　罗斯基的观点遭到许多经济学家的反驳,其中包括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Lardy)。他认为官方数据虽然存在一定水分,但绝没有罗斯基说的那么大。
　　渣打银行经济师王志浩总结这场争论认为,1998年经济放缓程度确实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严重,但罗斯基过分低估了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
　　
　　关于2004年经济普查
　　数年后,针对我国2004年的经济普查后的调整,学界再次掀起官方经济数据真伪之争。
　　其中,香港理工大学会计金融学院经济学副教授伍晓鹰的质疑最为强烈。他潜心研究了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后认为,国家统计局利用此次普查资料对历年经济统计数据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将1994～2004年间各年GDP增长率平均每年上调了约0.5个百分点,并将2004年的GDP规模调升了约17%,从13.7万亿元上调至16.1万亿元。
　　伍晓鹰表示,对实质GDP的修正应基于价格数据,但国家统计局并没有收集相关价格数据,他因而推断国家统计局勾勒出一个自认为合理的GDP增长趋势,然后调整了整体价格变化率,据此得出相应的调整数据。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贺尔斯(CarstenHolz)对此持不同观点,并为中国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辩护。贺尔斯投入大量精力深入研究了中国的统计数据上报系统,认为国家统计局已采取让大型企业直接登录系统填写数据,同时直接参与并进行调查,这两种方式可以避免地方政府虚报数据。
　　为什么官方数据总让人怀疑?贺尔斯指出,问题出在很多经济指标本身。以货运数据为例,交通部和国家统计局均对铁路、港口和大型运输公司直接收集数据并进行了调查,数据是真实的。但问题在于,与铁路不同,许多河流和公路交通由小型私人经营者掌控,并没有被纳入统计范围。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7548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