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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沿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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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按时间顺序将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一阶段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最优货币区形成标准的讨论上;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理性预期、标准内生性理论,一般均衡模型等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使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被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历史沿革;理论延展
  
  1940年以后,国际货币合作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凯恩斯等人进行了货币体系改革、以固定汇率制保证金融市场稳定等方面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以蒙代尔、麦金农、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区域货币合作理论作为研究重心,欧洲货币联盟的实现,使得理论变为了现实。随后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得理论研究不断深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亚洲货币合作,此方面研究成果开始逐渐增多。与货币合作密切相关的理论之一即最优货币区理论①,是货币合作研究运用的比较成熟的理论。
  一、早期最优货币区形成标准研究
  (一)生产要素流动性
  最优货币区理论产生于固定与浮动汇率孰优孰劣的争论中,1961年由蒙代尔[1](Robert Mundell)在其《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中正式提出。蒙代尔认为引起一国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的转移,浮动汇率可以解决不同货币区之间的需求转移②。维持固定汇率的几个国家需要生产要素流转机制来保障国内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
  但是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也存在一些局限性:(1)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可能造成世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很多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将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增长”;(2)理论中没有对资本与劳动力流动两者的重要性进行区分;(3)因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生活习惯,文化风俗等障碍致使劳动力转移成本过高,短时间内无法迅速达成目标,只能在长期影响一国经济发展;(4)考虑到区域或行业需要,货币区的数量理论上可以无限增加,但是实际操作中,过多的货币种类会带来交易成本的激增,政治上的隔阂也将阻碍货币区的规模变动。
  (二)经济开放程度
  在蒙代尔提出要素流动性标准后,1963年,麦金龙[2](Ronald Mckinnon)提出将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作为最优货币区的形成标准。
  麦金农的相关著作中,社会总产品被分成了可贸易与不可贸易商品,认为不可贸易商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越低,经济开放程度就越高。相互间有着较紧密贸易关系的小型开放国家或地区应组成统一货币区,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区域外则实行有弹性的浮动汇率安排。也就是说,一国如果体量较小,且对外开放程度较大应实行固定汇率制,放弃浮动汇率制,理由有两点:(1)经济开放程度较大,国内物价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而出现波动;(2)一国如果进口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较大,居民实际收入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汇率政策效用减弱。
  经济开放程度标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假设前提是世界物价稳定,但这与现实是有出入的;(2)分析的对象是对外开放度较高的小国,不具有普遍意义;(3)研究重点在经常账户,国家与区域之间的资本流动没有被考虑在内,而现实中资本流动对于汇率制度的安排与对一国国内经济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
  (三)产品多样化
  1969年,凯南[3](Peter Kenen)提出了将产品多样性作为最优货币区形成的标准,凯南的理论假设是:国际收支失衡是影响总需求变动的主要因素。在这一点上和蒙代尔生产要素流动性标准假设一致。
  产品多样化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产品的多样性代表了出口商品的多样性,国外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分散,某一产品需求的下降不能对该国的出口造成过大的影响,国内的就业水平短期内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外部需求冲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产品的分散而变小,一国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抵御冲击的能力就越强。若一国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外部需求的冲击会带来本国商品需求的迅速下降,国内就业率在短期内出现下降,这时需要降低本国货币汇率,维持就业水平,这样的国家需要采用组成最优货币区来应对此类问题。
  (四)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补充与完善
  20世纪70年代,许多学者进一步对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标准提出了补充与完善,主要集中在通货膨胀率相似性、政策一体化、工资价格弹性、实际汇率变化等方面。
  1、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
  传统的最优货币区标准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常账户的研究上,无法全面解释最优货币区理论,英格拉姆[4](James Ingram)于1969年提出了基于一国金融特征的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标准来判断最优货币区的形成。
  英格拉姆认为资金的转移,尤其长期证券自由交易的缺乏是造成一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假设长期资本市场高度一体化,利率一旦受到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出现波动,会引致非投机短期资本的流动,从而达到稳定汇率的效果。
  虽然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内英格拉姆的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标准是非常重要的补充的,但是作为独立的理论标准而言,同样也只针对一方面(资本流动)进行研究,不可否认,资本要素流动只是调节国际收支机制中的一种,但忽略了对经常账户的考量。
  2、政策一体化程度
  最早将政策一体化程度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形成标准是爱德华・托尔[5](Tower Edward)和托马斯・维莱特(Thomas Willett)。
  两人从各国的政策角度对最优货币区标准进行了研究,该标准主要从通货区内各国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是否具有一致性角度判断货币区的成功与否。简单的说各国政府在对待失业与通胀的政策取向方面如果出现分歧的话,组成的货币区也是不稳定的。因此建议在通货区内建立统一的,超越国家主权的机构,行使财政与货币政策。该标准也存在有一定的缺陷:(1)超越各国主权的机构在现实中往往因为政治因素难以实现;(2)政策一致性标准概念也不是非常明晰。
  3、通货膨胀率相似性标准
  哈勃勒(Harberler)和弗莱明[6](Fleming)分别于1970和1971年,提出以通货膨胀率作为最优货币区的形成标准。研究认为各国不同的通货膨胀离散趋势由各国的发展结构、工会力量等不同引致,通货膨胀率的离散会引起国际收支基本账户的失衡和短期资本的转移,如果通货膨胀率的离散程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有效规避通货区汇率波动。
  通货膨胀相似率标准的分析一改之前基于供需条件而转向基于宏观经济货币分析,货币分析法将国际收支的本质视为一种货币现象,该方法以瓦尔拉斯定律为基础研究国际收支失衡与国内货币市场失衡关系问题。用公式一可以表示如下:
   W=(Xg-Mg)+(Xs-Ms)=(Mc-Xc) (1)
  W为国际收支,X为出口,M为进口,g、s、c分别表示商品、证券与货币。按照该分析法,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果本国货币供给增加超过预期,超额货币照成增购外国的货物和证券,从而引起Mg>Xg(商品进口大于出口),Ms>Xs(购买外国证券大于本国证券出口),进一步造成Xc>Mc(货币流出大于货币流入),这同时也意味着W为负值,说明该国的国际收支恶化了。
  但是,该标准也是有瑕疵的,例如过于强调货币分析,以通货膨胀率作为唯一的标准。艾迅亚马[7](Ishiyama,1975)提出了应该从多重标准考察最优货币区的形成,这包括:通货膨胀率的离散程度、政策一体化程度、工资价格的弹性和实际汇率波动等等,并提出通货膨胀率离散程度低是最优货币区形成的重要标准。
  雷曼(Rehman)曾将最优货币区的形成标准归纳为5个主要方面:(1)生产要素流动性;(2)经济开放程度;(3)价格工资弹性;(4)生产消费结构相似性;(5)政策一体化程度。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后,学界将研究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加入通货区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格鲁贝尔[8](H.Grubel)、柯登[9](W.Cordon)等学者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克鲁格曼和奥伯斯菲尔德[10](Krugman & Obsfield)在1998年提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对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一)一国加入通货区的成本
  通常认为,一国加入通货区的成本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丧失汇率政策工具。加入通货区意味着一国放弃了可以用浮动汇率机制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权利,对于工资弹性较低与生产要素流动性较差的国家,应对外部冲击的成本相应提高。
  第二,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如果一国加入通货区意味着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可能造成国内产出大幅波动的后果。阿列司南[11](Alesina)2002年的研究认为钉住国和驻锚国之间产出和价格的联动性与钉住国因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负相关。
  第三,铸币税3损失。一国加入通货区后,会因为放弃本国货币遭受铸币税损失。2002年,柏格提[12](Bogetic)估算了1991-1997年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因为货币美元化而遭受到的铸币税存量和流量损失。厄瓜多尔存量与流量损失比例最高,分别达到了12.2%和7.8%。研究目标国的平均存量损失为GDP的4.6%,平均流量损失为GDP的2.3%。
  第四,其他成本。包括新货币的铸币成本、组建货币监管机构成本等等。
  (二)一国加入通货区的收益
  通常认为一国加入通货区的收益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区域间贸易。单一货币的流通避免了汇率波动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上升,进而促进区域贸易。罗斯[13](Rose)在1999年收集了186个国家1970-1990年的面板数据,并引入引力模型,研究货币联盟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结果发现使用各自独立货币的两个国家的贸易量仅为使用共同货币的两个类似国家的贸易量的1/3,而且汇率波动对双边贸易具有负面影响较大。
  第二,节约交易成本。加入通货区对各国交易成本的影响不完全相同,有研究显示,小国获得的成本节约大致占本国GDP的1%左右,这个数据是大国的5-10倍,货币区内部的成本节约大概可以占到GDP的0.4%。
  第三,降低融资成本。布里斯等人[14](Bris,2002)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希望通过调查欧元区企业数据,考量欧元的流通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及对企业融资选择的影响。研究数据来源于欧元区的10个企业1998-200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结果显示欧元区企业较非欧元区企业在1998-2000年间增长了7.9%,且投资对企业价值增长的贡献率为3.3%,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欧元区企业采用债务融资的通道更便捷,成本更低。
  第四,其他收益。如获得承诺机制、降低外部投机性冲击对本国的影响等等收益。
  三、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的研究方法如:理性预期、标准内生性理论、一般均衡模型等不断被引入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丰富着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方法,此外,以计量软件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不断深化,也促进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理性预期分析
  理性预期学派研究基于的前提不同于传统最优货币区理论。其一,弗里德曼和卢卡斯认为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应该是垂直形态,而不是传统研究假设中的向右下方倾斜形态,也就是说失业率和通胀率不相关,货币政策失效;其二,央行建立的控制通胀政策可以克服各国通胀率离散程度过大的缺陷,而且也能获得收益。格劳威[15](Grauwe)基于巴罗-戈登(Barro & Gordon,1983)模型,采用理性预期假定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失业率会受到未预期通货膨胀影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高通胀国家加入通货区的代价较小,收益较多。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内生性分析
  1998年弗兰克和罗斯[16](Frankel & Rose) 与2000年罗斯和恩格尔(Rose & Engel)的研究结果显示不能完全依靠历史条件判断一国是否应该加入货币区。因为加入货币区可能极大地促进货币区内的贸易,一段过渡期后,该国在收入的提升和经济周期波动方面与区域内其他国家逐渐趋同,使该国各项指标达到OCA的标准。戈尼尔( Garnier,2003)也进行了相应研究,结论基本符合弗兰克尔和罗斯等的结论,说明贸易结构与周期同步性的相关程度不紧密。格劳威和蒙格利[17] (Grauwe & Mongell)2005年的研究成果认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加速了各国经济指标间的趋同,一定程度上弥补加入货币联盟后因丧失汇率工具的损失。
  (三)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
  20世纪80年代是一般均衡方法运用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中的开端,代表人物有赫尔普曼(Helpman,1981)、卡尔肯和华莱士 (Kareken & Wallace,1982)、卢卡斯 (Lucas,1982)。之后的学者朝两个方向拓展了该方法,一是基于考虑价格粘性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另一个是基于考虑资产市场完备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
  1、价格粘性下的一般均衡模型
  1994年,巴友米[18](Bayoumi)和依臣格林(Eichengreen)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一个基于工资是向下粘性的假设正式模型。分析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货币同盟能够提高联盟内各国家或地区的福利,但同盟外地区的福利却降低;第二,小国或小型地区偏向于加入其他国家或地区组成的通货区。
  1997年,里奇[19](Ricci)以李嘉图经典的(221)模型(两个国家,一种生产要素,生产两种商品)为框架,提出了一个考虑名义价格粘性的两国贸易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在真实冲击和货币冲击下,开放程度与一国加入货币联盟带来的净收益的相关性并不确定。
  1998年,基于里奇的研究,贝尼和多克奎尔(Beine & Docquier)引入时间因素,提出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一方面他们的结论与里斯的结论基本一致,同时还与麦金农观点吻合,经济开放度明显地增加了货币同盟的愿望。同年,德维尤斯和恩格尔(Devereux & Engel)以不确定性下两国最优化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得出确定价格的货币决定合适的汇率体制。
  2、一般均衡与资产市场的完备性
  1998年,纽梅耶[20](Neumeyer)使用不完备金融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对货币区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模型中区分了经济冲击和政策冲击的区别,纽梅耶认为当消除货币价格波动的收益超过了经济中丧失金融工具数量造成的成本时,选择加入通货区会增加福利。
  (四)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证分析
  1、冲击对称性研究
  1993年巴友米[21](Bayoumi)计算了产出供给与需求的不同冲击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关性。结论显示通货区内的核心国家比非核心国家更需要共同货币政策支持。
  2、货币政策效应与传导机制研究
  1995年,杰拉奇(Gerlach)和斯梅茨(Smets)研究发现,不同国家之间的货币政策冲击效应差异不大。1998年,拉马斯沃米和斯洛克 (Ramaswamy & Sloek)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效应在时间上,一组国家是另一组国家的两倍,而在深度上前者则为后者的1/2。
  巴然、康德特和莫扬 ( Barran,Coudert & Mojon)在1996所使用包括实际GDP、物价、汇率 、短期利率和实际出口价格VAR 模型,计算出没有预期到的通货紧缩政策对德国的冲击在十个季度后才能显现出来,英国和法国的时间较短,分别是八个月和六个月。
  四、小结
  早期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集中于提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条件,包括:劳动力流动性、名义工资弹性、冲击对称性、贸易开放度、产品多样化、金融一体化和资本流动性、通货膨胀率相似性、财政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学界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加入通货区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的研究方法如:理性预期、标准内生性理论,一般均衡模型等的引入,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新发展。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历史沿革以及最新的发展都为世界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注释:
  ①《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最优货币区定义为:一个区域,在此区域内,支付手段是一种单一货币,或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汇率在进行经常性交易与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区域内与区域外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②一国可以通过降低本国汇率来减轻因需求转移至其他国家而造成的本国失业率上升现象,同样一国也可用提升本国货币汇率来缓解因其他国家的需求移入带来的本国通货膨胀压力
  ③铸币税指通货的币面价值超出成本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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