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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三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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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内容是解决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的问题,彻底放弃“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模式,建立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和谐相处的关系。但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着三个难以逾越的约束,即技术约束、经济约束、制度约束,这三个问题的解决程度决定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程度。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技术壁垒;经济约束;制度局限
  
  自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我国的经济转型事实上已经实践了20多年。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会严重危及中国经济的质量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20多年间,中央先后提出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包容性增长、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清洁生产、零排放、新型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联系的概念,足以证明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特别是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导思想,充分证明中央已经把这个问题放到了战略的高度。但客观而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远未实现预期目标,相反部分指标、个别领域、个别地方存在恶化的迹象,不能不令人担忧。究其原因,见仁见智,未有共识,但笔者以为由技术壁垒、经济约束、制度局限组成的三大挑战是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难的根本原因。
   一、技术壁垒
  技术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最重要的推动力量,石器、青铜器、铁器技术的发明都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腾飞。但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技术亦如此。以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火药为例,火药的生产和使用对环境的影响非常显著,它含有硫磺等化学物质,爆炸时这些物质便会散进空气中、水中,使各生态系统出现物种大批死亡;同时它会向空气中散发出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气体,这些气体会严重地污染空气,并且会加重酸雨现象;人们利用火药开山毁林,也会引发沙尘暴、造成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如果使用不当还有可能引发火灾,将森林烧毁。不过总体而言,农耕时代人类技术的进步速度、扩散速度非常慢,而且技术总量较少,这些技术使用造成的环境破坏基本上都在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因此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个阶段,技术进步的效应基本为正,人类享尽了技术进步的福利。因此,相对而言,农耕时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是一个有机循环的过程。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农民用牲畜耕地,牲畜的粪便作为肥料营养土地,牲畜死后其肉可做人类食物,其皮可做人类衣服;人类食用有机的粮食,产生的排泄物又可作为肥料回填土地。整个生产生活过程都是有机循环的,基本没有废弃物。任何物品都源于自然、回归自然,人类的生产生活基本不对自然产生破坏,人与自然和睦相处。
  但是,人类告别铁器时代进入机器时代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工业技术的发明发现使人类从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日益摆脱了对人力、畜力的依赖,各种现代化工业装备极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社会财富的创造能力以几何级数扩张,人类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高。
  但是与此同时,一个副产品随之而来,那就是伴随着大量现代科学技术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采用,人类的生产生活行为日益无机化。大量的无机物很难依靠自然的力量降解,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但进入工业社会后,问题发生了质变。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大量的无机废弃物,特别是化学工业的出现,使得人类对各种无机合成物的使用量大大增加。以人类的现有技术,无法将人类自身制造的如此巨量复杂的无机物完全降解回收,于是这些废弃物以污水、废气、废渣、垃圾等形式存在,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破坏。在这个问题上,即使声称已经完成产业转型,环境保护走在世界前列的欧美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技术困境。如欧美国家,技术水平领先世界,但对其自身产生的巨量垃圾同样办法不多。以核废料的处理为例,因为人类尚未掌握核废料的处理技术,他们对核废料主要的处理方法是填埋法,而填埋法是一种权宜之计,如果后代在一定时限内不能研发出处理技术,核废料就有泄露的危险,这会对环境造成灾难性影响。
  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面临同样的难题,我们没有足够的成熟的技术消解我们自身创造的巨量的工业垃圾。所谓的循环经济、零排放只是理论上的假设,迄今为止,实践中我们确实尚未掌握这样的成熟技术。各种工业废弃物还要以各种形式(废水、废气、烟尘、废渣、辐射、噪声)被排放到自然环境中,靠自然的力量对其降解,但自然的环境承载力是有极限的,当这些工业废弃物超过环境承载力时,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就会丧失,生态环境就必然遭到严重破坏。
  二、经济约束
  “经济人”假设是亚当・斯密为经济学做出的伟大贡献。假设未必是真,但这是从学术角度分析人们经济行为的出发点。作为“经济人”就必然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现代社会的财富是由无数个“经济人”,以自然人或法人的形式,借助现代工业技术生产创造出来的。出于发财目的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 “经济人”的行为都会对外部世界产生有利有弊的影响,在经济学上这种影响被称为“外部性”。对外部环境产生有利影响被称为“正外部性”,如企业为生产所需修建一条通往外部的公路,这条公路可以为外人利用而企业无法收费,这种外部性就是“正外部性”。对外部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被称为“负外部性”,如企业生产产生的废水废气对周边居民和环境产生危害。
  利己是“经济人”的本性,没有外在强制,没有“经济人”会主动治理自身产生的“负外部性”,所以解决“负外部性”是政府的天职,政府必须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监督企业治理“负外部性”,力争使企业的“负外部性”降为零。但在现实世界,任何一个企业都不愿在正常的经营之外再投一笔治污费用,因为治污投资会加大其交易费用。所谓的循环经济、清洁生产、零排放这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手段,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可行性,或者说采纳以后会提高企业的交易费用,企业不会主动实施和采纳。如果没有外在的制度强制,经济理论推演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只是一种道德责任,遵不遵守、如何遵守带有极大的主观性,难以客观量化,也难以强制执行。如果企业效益良好,企业可能更多地关注环境生态并为此做必要的投资;但如果企业经营困难,企业就自然会把生存放在首位,而不考虑或无力考虑自身的社会责任,甚至为了生存还会责任外卸,以邻为壑,做环境的破坏者。
  现阶段,我国的工业虽然总量巨大,但技术含量、品牌含量总体偏低,绝大多数行业竞争激烈,企业处在薄利、微利甚至亏损状态下,求生艰难。这种情况下,除非政府强力施压,企业是不会也很难担负起自己的环境责任自行减少污染排放的――因为污染治理是一笔费用高昂的投入。有人统计,一台60万千瓦的脱硫机组,如果满负荷运行,一年的运行费用是7000万元。[1]换言之,不治理污染企业可以每年节省7000万,治理污染则导致多支出7000万,这对于任何企业都是一笔高昂的费用。即使发达如欧美国家,其污染治理的成本都是巨量高昂的。2011年11月欧洲环境署(EEA)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声称,欧洲每年耗费在应对工业污染带来的后果上的资金高达数千亿欧元。[2]现阶段,除了极少数企业因为多种原因有厚利可图因而有能力进行污染治理外,绝大多数企业面对政府的监管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宣告破产,要么维持现状生存。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监管就陷入两难困境,严格执法会导致大批企业亏损破产,不严格执法会导致环境遭受日益严重的破坏。我国现阶段的客观情况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几乎绝大部分企业都不愿负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如果监管严厉,他们就启动污染处理装置;如果监管不严,他们就把污染物排向自然。没有企业愿意提升自己的生产成本,污染就无法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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