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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培训“利好”有待惠及更多残疾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落下残疾人群体
  记者:你今年的提案是关于精神残疾人康复工作的,提案的初衷是什么?
  王新宪:从现实情况看,可以说残疾类别里,精神残疾人的困难程度是最大的,精神残疾人的亲属是非常痛苦的。精神康复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活干,社会上其他患者一出事,就连累他们也丢了工作。精神病患者的亲属告诉我,患者往往是在康复之后因歧视才感到真正的痛苦。在有些农村贫困地方,“关锁”精神病人的现象还存在,精神病人的处境可想而知。因此,必须为他们发声。
  社会对他们的理解和关爱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去年,有新闻报道中直接用“武疯子”这一词做标题。我告诉当地有关部门,用“武疯子”来形容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就有歧视侮辱的意味。这是一种误导。人精神状态正常的时候去侵害别人,是要担法律责任的。(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是完全或部分失去责任能力之后的行为。
  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精神残疾人社会认识还存在缺憾?
  王新宪:是这个原因。现在,社会上人们往往把感冒发烧当常见病,没把精神疾病当成病,这就是社会认识的缺失。《精神卫生法》已经出台了,但怎么向社会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常见街道社区的宣传栏上对常见病、老年病宣传不少,比如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等。与此相对,怎么防止精神类疾病,如何注意家庭成员的精神异常,如何早发现早介入早治疗,很少看到这方面的介绍。种种原因,不少人根深蒂固地把精神残疾人当成社会的另类来看待,客观上加大了精神残疾人康复回归社会的难度。
  记者:除了社会认知不足外,精神残疾人康复工作难度大还体现在什么方面?
  王新宪:这两年做了些调研,一个明显的感受是,许多地方在这方面经费保障不足、医疗康复设施缺乏、专业队伍人员不足。
  总体来说,国家这些年越来越重视,保障得越来越到位,但由于人多面广,现在保障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比如精神残疾人的服药。大家知道,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康复在公共卫生的负担是排在前面的。如果患者选择服用二代药的话,每个月至少要300-500元,这对不少贫困患者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同时,用于精神残疾人康复的基础设施还比较少。
  另外,还必须看到,为这部分特殊群体服务的队伍也不足,我们国家的精神残疾人有800多万,全国才两万多个专业医生,与儿科医生问题一样堪忧。
  记者:这部分人大多数还是贫困群体,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该怎么做?
  王新宪:贫困地区老乡有句话,说“有吃的没花的,最怕摊上个残疾的”。对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来讲,往往吃饱穿暖没问题,但最怕家里有个残疾人,这是困难家庭长期被困扰的原因,这不光影响当代人,还影响子女的教育成长,导致家庭的穷根移到了第二代身上。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不能落下残疾人群体。我认为,对残疾人的帮扶,要和我们国家提出的“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战略举措结合起来,把他们纳入到医疗保障兜底的那一批人群中。
  仍有40%有就业愿望的残疾人未能就业
  记者:说到残疾人就业,目前国内残疾人就业整体状况如何?
  王新宪:这些年来,各级政府为帮助残疾人就业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据统计,仍然有40%以上有就业愿望的残疾人还没能就业,已经就业的也并不稳定。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如果企业裁员,很多情况下残疾人首当其冲。我也一直呼吁,在企业困难时,要优先保障残疾职工的基本生活,要尽量把他们留下来。
  记者:一直以来精神残疾人就业都存在困难?
  王新宪:残疾人就业困难是客观事实,特别是中重度残疾人,包括精神残疾人和重度智障残疾人等。这部分人比较稳定、流动性小,在适当的条件下,安排他们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哪怕做简易的家庭保洁都可以,就业渠道还有拓展的空间。
  记者: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政策实施了很多年,情况怎么样?
  王新宪:这是残疾人就业的主渠道,还是要多呼吁多重视。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应该比其他地方做得更好。比如公务员招收,每年要留出一部分岗位给残疾人,只要考试合格的,就要安排。现实的情况是,很多是人合格了,用人单位还是不愿意安排。还有的企事业单位,宁愿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不愿意雇用残疾人就业,这就是一种逃避社会责任的行为。
  记者:残疾人就业培训是不是也很重要?
  王新宪:是的,加强残疾人就业培训很重要。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企业的本质是生产者不是慈善家。根据我们的统计数字,近些年国家在就业培训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但残疾人接受培训的人数没有相应提高,和国家加大投入的部分不成比例。我觉得这里还是有各种障碍,国家职业培训的“利好”有待更多地惠及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
  记者: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王新宪:对于残疾人就业培训,要适销对路,安排适合残疾人的科目类型。另外,培训机构要具备无障碍设施,方便残疾人就业和培训。有些公共场所只有台阶,一些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上不去,接受培训或者就业的机会就没了。要积极行动消除这些障碍,所有的社会职业培训机构和公共场所,都应该按照国家无障碍标准来建设或改造,这对健全人也提供了方便。
  记者:是不是针对残疾人的就业培训也可以进行一些创新?
  王新宪:确实是这样。我了解到,现在有地方就开始通过网络对残疾人进行培训,或者帮助他们在网上进行创业。有些残疾人开电商网店做得很好,但起步的时候还是很艰难,也需要社会支持。比如残疾人在家里上网接受培训,需要电脑但没钱买,可以动员机关团体把淘汰换下的电脑给他们用,利用一些闲置的资源来帮助残疾人,也是举手之劳。
  要培训专业养老队伍
  记者: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养老问题日益突出,残疾老年人这方面更难吧?
  王新宪:这要从两个层面看。一方面,随着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相应地残疾风险就越高。一般人到了70岁以上,老年性痴呆、耳聋、白内障、中风等疾病发生风险变高,一旦得病,康复难度大,也加大了养老的负担。另一方面,发展专业的残疾老人托养服务机构,或者残疾人居家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要培训相应的社区服务队伍、社会工作者队伍和专业技术队伍等不同性质的服务人员。
  记者:为什么需要这些不同的队伍?
  王新宪:不同队伍服务侧重点不同。社区和社会服务队伍主要提供经常性、照顾性服务,比如在家里帮助残疾老人吃药、做饭、换煤气、洗衣等家政服务。很多残疾老人走得早,就是遇到了二次损伤,如摔倒等。还有,残疾老人除一般老人的常见病之外,还有因残疾给他带来的其他病痛,这些需要专业工作者来护理。因此,解决残疾老年人养老难问题,除了对一般老人的社会福利保障措施之外,还要针对残疾老年人的特殊性,这很重要。
  关心残疾人背后的故事
  记者:如何消除有些宣传报道、电视节目中出现的对残疾人有歧视和偏见的现象?
  王新宪: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不经意中,对精神病人或残疾人的言语、动作进行模仿,这反映了主持人缺少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文明教养。过去的电视新闻节目中,缺少手语翻译,现在很多电视台都增加了这一项,实现了信息无障碍,帮助残疾人与社会其他成员一起,共同享有精神文化的成果。我希望对精神残疾人的新闻报道要严谨,不要把精神残疾人妖魔化,要更多地关心残疾人背后的故事,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同在蓝天下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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