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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权力与商界小说的话语实践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杨虹

  摘要:近20年来,中国商界小说空前兴盛并彰显出表现现实的独特能力,从话语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的产生是权力“合谋”的结果,其中经济权力的介入至为关键。经济权力的影响与渗透首先借力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商人阶层的崛起,其次是通过大众媒介干预社会审美趣味,此外还表现在对作者创作的实质性操控上。这推动了商界小说由文学场域的弱势话语向强势话语的转向,伴随这种转向,商界小说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日益凸显其话语力量。
  关键词:经济权力;商界小说;话语实践;文学场域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8-0091-05
  近20年来,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商业社会的来临和商人群体的崛起,以反映商业经济活动为主要题材、以塑造商人形象为基本目的、彰显经济与文化理性的商界小说也以如火如荼之势在当代文坛兴起,并且在文学场域的“争斗”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力或符号权力,彰显出表现现实的一种独特的能力。
  福柯认为:“从所体现的信仰、价值和范畴看,话语就是言语或书写,它们构成了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与意识形态一样,话语致力于使现状合法化。”话语建构的过程即话语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有确定时空定位的规则体系,“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而“权力无法逃脱,它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塑造着人们想用来与之抗衡的那个东西”,因此,话语不可避免地掺杂主观意志。话语实践当然也不可避免地留有权力干预的痕迹。话语理论的种种阐述使人充分认识到,任何话语,包括文学话语,都不可能是完全自律或自治的,它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物,换言之,文学是权力的表意策略,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可以进而探讨权力的游戏规则如何通过社会世界的集体性合谋,强加到文学领域,并以此动摇其生存的根基”。从工具性的意义出发,这一理论认知无疑是考察近20年商界小说话语与权力关系的学理基础。在此,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也具有相同效用。布迪厄把整个社会世界解释为诸多场域(如经济场、政治场、文学场等)的集合,而一切场域均为权力场的表现形式。所谓权力场,“是一个包含许多力量的领域,受各种权力形式或不同资本类型之间诸力量的现存均衡结构的决定。同时,它也是一个存在许多争斗的领域,各种不同权力形式的拥有者之间对权力的争斗都发生在这里”。这种争斗,通常通过符号权力发挥效力。符号权力是合法化了的权力,其拥有者利用自己在权力场所处的位置,力图将自身的观点赋予普遍、绝对的价值,以摆脱其固有的相对性。很显然,对于商界小说话语与权力关系来说,布迪厄的论说是颇具阐释潜力的,因为。在日益变革的社会现实面前,“那种认为文学是纯粹的独立自足的观念显得不合时宜了,文学与其说是纯粹供人审美欣赏的语言人造物,不如说是充满了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商界小说近20年来的兴盛显然是权力“争斗”与“合谋”的结果。影响商界小说话语表达的权力要素主要有哪些?近20年来它们是怎样生发或渗透于其话语体系并激发符号权力的演变的?
  从理论上来说,权力的本质是主体有效影响和制约自己及其他主体的价值与资源的能力,权力总是基于资本的占有:而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的观点,权力就是支配人们行为和意志的力量。从社会领域的视角来看,权力可以划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如果我们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的论点为据便不难明了,影响和制约商界小说话语表达的外部权力显然指向这三者。这其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各自占据支配地位、具有强制性的权力,对于本论题指涉的对象也具有决定性意义:文化权力尽管有自己运作的独立性,但总体说来它要受制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其作用往往要通过政治和经济的视域才能得到更好的说明,也就是说,要寻找作用于商界小说的文化权力因素,必须透过经济与政治的视角来考察。从内部因素来看,作为叙事话语,商界小说也是通过赋予叙事以意义、通过在人的意识或无意识层面上改变人们的信念而使自己成为一种符号权力,但相比具有鲜明艺术自主性的精英文学而言,商界小说显然并未以在文学场内部获得高度符号认同为追求目标。换言之,以超越性、非功利性、精神审美性等价值观为主导的文学自主性原则并未成为其标志性符号,更未阻遏它伴随市场经济的锣鼓和大众媒介的喧哗而兴盛。这实际上就表明,文学场内部的结构形态及其演变规律也与经济逻辑构成了同谋关系。这也许应和了布迪厄的感叹:“文学生产者们总是倾向于服从外部权力的约束(无论是国家、政党、经济权力,还是今天的新闻业),并运用从外部获得的资源来调节内部冲突”,它同时也印证:话语权力本来就是“由社会政治、宗教、经济权力附加和派生的一种权力”。由此观之,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无疑是制约商界小说话语实践基本的和关键的要素。
  然而,正如人们所知晓的那样,近20年来,市场经济日益成为人们利益取舍的新的现实杠杆,文学与政治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开始终结,文学也从80年代公众视线的中心位置迅速跌落至边缘,它既不再拥有曾经由政治权力所赋予的神圣光环,也无须再任由政治权力所宰制,文学自主性的梦呓终于在历史的记忆中被激活。与此同时,正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推行市场经济的政治权力意志的引领,使得物质生存条件的不断改善,悄然改写了人们内心的精神图谱;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刺激并放大了人们的从商欲求;而大众媒介的飞速兴起及其向各个话语场域无孔不入的深度渗透,更以前所未有的叛逆性挑战了政治权力的话语控制力。伴随这种种社会条件总和的刺激,商界小说创作开始摆脱政治权力的“无中介”性支配,或者说真正获得了变革后的政治权力所赋予的表达空间。当社会全面挣脱“抑商”意识的思想罗网时,商界小说也以其话语实践的合法性倾力于构建自己的话语权力。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政治权力往往多以非强制性策略施之于文学——“由于文学场已获得相对自主性的既成事实,权力必须在更大程度上将自己置换成文学的逻辑,也就是必须使自己乔装成文学场的内在法则的臣服者,才有可能合法地干预文学”。商界小说的兴盛显然得益于这一文学与文化现实。不过,与政治权力的由强势变得“温和”、由“显在”变为“潜在”相反,经济权力的影响却空前地强悍起来。特别是伴随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伴随市场经济的出场,社会权力的内部结构被全面调整,经济权力开始拥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它的显性渗透与强势介入,更成功地导引了商界小说的创作路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着力探寻经济权力对商界小说话语实践的影响与制约,应是把握近20年来商界小说话语与权力关系的关键。   二
  对于商界小说话语实践而言,经济权力的影响与渗透首先借力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商人阶层的崛起。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全打破了一度被奉为经典的单一公有制的社会所有制结构,取而代之的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这对于当代社会的商业经济发展来说,是非比寻常的重大突破,因为它不仅标志国家权力及其掌握者对自身在经济领域中的责任、能力和作用的重新定位,更给予了民间工商空前独立的发展机会。而民间工商的发展,意义非同小可,长达30年高度集中的商业体制就此开始了意义深远的改革实践,拥有几千年“抑商”传统的中国社会开始步入声势浩大的商业化进程中,其发展的速度与创造的经济效率令人感叹称奇。当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物,它对中国文化的改造与重塑,同样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在这场伟大变革中,商业成为魔杖,它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更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商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商人获得前所未有的尊敬,商品意识、消费观念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话语,积累财富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社会已进入以消费为主导的商业时代。正是与这样的变革相伴随,社会的阶级分层也开始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拥有社会经济资源已变得与拥有政治资源同等重要,“经济利益成为重要的社会激励机制,经济能力成为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定位的重要指标”,资产占有和市场位置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一个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中国社会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而在社会分化成的十大阶层中,商人群体已成为涵盖最广泛的社会群体。毋庸置疑,群体的庞大促使其通过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本获取更广泛的经济权力,而经济权力的增长又激励其不断制造新的理论话语以颠覆传统的“抑商”准则和既定秩序,实现自身从社会话语权力场域边缘向中心的位移。一言以蔽之,商人阶层作为新的地位群体迅速崛起并开始拥有较为强势的社会话语权。对此,作家邱华栋曾指出:“中国社会变革进入到了‘利益分化期’,因而,出现了快速的社会分层与贫富分化以及城市新人类、白领、新市民的崛起。中国社会现实的矛盾也将日益突出,而这一时期又是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较长的一段。如此纷繁复杂的、比巴尔扎克时代还丰富十倍的社会现实,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作家无法回避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作家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难以确定与认识的社会状况和丰富的写作资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向来在文学场域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商界小说创作,因其与市场和市井的天然联系,因其坚持讲述“商人话语”的艺术自主原则,当然更因商人阶层兴起导致的经济权力对社会“贱商心理”转向和文学表达“给力”的积极介入,从而前所未有地获得了文学场域中的“行动者”本应拥有的自由、自主的话语权力和表达空间:作品出版盛况空前;创作队伍云集;在表现内容上,商界传奇、职场搏杀、股市交易、地产运作、官倒投机、白领争锋……其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多彩叙事,无可置疑而又颇为艺术地彰显了商人世界从文学场域边缘向话语中心的持续位移。社会经济变迁所造就的文学事实,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论断的真理性意义,而评论家朱向前则早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初的1993年就预言:“毫无疑问,全面走向市场的中国当代社会必将急遽改变我国的传统文学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质言之,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正视、重视乃至一段时间内过分的夸大与强调。大部分文学生产力将逐渐从政治辐射下走出而卷入经济轨道运作,其意识形态色彩会日见淡化而商业气息将愈加浓厚。”
  经济权力介入的另一策略,是通过大众媒介干预社会审美趣味进而影响商界小说的话语实践。不可否认,朱向前的预言是准确的。伴随社会的商业化进程,走向市场的当代中国驶进了全方位变革的新航道,而走下“神坛”的文学却有些找不着北了——作为曾经的时代思想意识的主要生产源、曾经的民族精神自传,文学从社会话语的中心地带退向了边缘,或者说回到自身,其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显然都面临前所未遇的挑战,其中之一便是社会的文学趣味观的根本性改变。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审美趣味是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联系在一起的,是体制文化的必然产物。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提倡写重大主题。即配合某一阶段的形势作政治宣传:二是蔑视和压制表现个人欲望、情感、精神状态的“小叙事”。在那个封闭的政治导向型的文化体制中,这种审美趣味是唯一合法化的,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它实现着对泛政治化空间的建立和强化,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人民思想的“纯化”意愿。很难想象,此时期基本被排除于文学话语场域的商界小说能进入社会的审美视线。但市场经济改变了这一切,它所带来的社会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的变革,同样也激发了文学趣味观的变革。面对经济权力无所不能的强势入侵、面对日益商业化的社会语境,就像文学不再被认为是民族历史的神圣羊皮书一样。人们也不再受制于古典的规范、法则,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审美趣味,特别是新兴的上升的阶层或群体由于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除了在政治、经济上提出要求外,更会形成自己的文化要求乃至文学趣味观。这样一来,从强调文学的使命意识到张扬文学的趣味性和游戏精神,从社会化的文学趣味演变为个人化的审美趣味,经济权力对于文学的属性作出了重新界定并不断催化出新的审美趣味;文学自身也经受了从提升精神境界到崇尚趣味的重大转型,从承担社会团结和道德传承功能转变为提供单纯的审美愉悦,文学的娱乐功能第一次替代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教化功能。此时,以肩负使命的神圣去规约人们对文学的欣赏趣味已成为了历史记忆,社会的文学趣味首次实现了空前的多样与自由,其中那些释放人的欲望、确认人对物向往的合理性的审美趣味,因其顺乎社会向往财富与成就的心理、肯定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而迅速演变为大众趣味。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与文化语境,商界小说在获得空前的创作机遇的同时也以自己的作为有效刺激了社会的欣赏趣味。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梁凤仪的《豪门惊梦》、《花魁劫》、《醉红尘》等系列小说,很快引起“旋风效应”,作家刘心武就认为,从梁凤仪的小说中,人们可以“长些财经方面的知识,从强人的形象中获些启示,同时也从小说的揭露批判上获些快感”;而人们热捧《北京人在纽约》,是因为“作为一个大众神话,他们需要一个关于成功和关于艰苦奋斗致富的这样一个故事,老百姓希望圆这样一个梦。因为现在这是一个全民的梦”;至于“一个清贫的读书人在黄泥街成为千万富翁的故事”(何顿:《黄泥街》)、“商战蓝本MBA必读案例一代民族实业家的经商传奇”(陈杰:《大染坊》)之类的小说封面广告语,更能有效吸引对此类故事感兴趣的读者的眼球。不难看出,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比重的增加,经济实力对人的精神心态的影响与改变。特别是商人阶层作为创造与拥有社会物质财富的新兴力量所带给人们的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受和生命活力。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好奇、窥秘、企羡、效仿心理和审美诉求;经济资本趁机入侵文学场内部,在激发商界小说创作欲望的同时更引领了社会的审美趣味。这其间,以报刊、影视、网络等为传播工具的大众媒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代理人作用,它同时也几乎扮演了一个黑衣法官的角色。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汤林森曾经指出:在大众媒介时代,新闻,连同着它所自我标榜的客观、中立、自由等立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话语实践。的确,当经济权力以无所不能的态势占据了社会生活的统治性地位时,当市场规律、利益原则开始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和行为驱动力时,大众媒介作为经济权力与话语受众之间的中介者,作为“社会赖以整合与取得合法性的主要渠道”(斯威伍德语),显然已开始全面渗透和介入公共空间、文化领域,并在打破传统意识形态对知识与信息的垄断的同时,实施了对社会商业价值观的重构。在对商人阶层高度聚焦的过程中,媒介不仅编造了一个又一个暴富的商业神话和小农经济孕育出的关于财富天堂的理想,有意或无意地将个人命运与奋斗故事榜样化,并且营造了一种以社会地位和财富为成功唯一衡量标准的价值取向;而在阅读的激情和愉悦中,在对成功商人的崇拜、对商界生活的向往中,受众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并接受这一价值取向,进而萌发对于商界小说的强烈的审美诉求。当然,经济权力控制大众媒介最直观的表现形式是后者所追求的发行量、收视率以及点击率等。为了满足利润追求的需要,大众媒介必然会根据自己的叙事模式对拒绝经济权力支配的文学进行合法排斥,而将服从经济权力或大众欲望的文学引为同道,在这一点上,商界小说无疑属于后者。于是,在经济权力的掌控下,大众媒介一方面运用自己作为具体社会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身份,创造财富英雄奇观,让叱咤商界的成功人士以生动可感的方式满足受众对于财富和成功的想象、成为芸芸众生理想和目标的化身,从而在将商人阶层明星化的形象建构中,完成对社会价值观念与社会生活的整合与重构。另一方面,大众媒介以受众的广泛可接受性作为话语实践的首要原则,将商业逻辑渗透到文学场内部,凭借发行量、点击率等市场效益的诱惑力为商界小说创作“助产”;它同时又将自己装扮成文学法庭的法官,通过对商业题材故事的反复渲染、精心包装和强力引荐,极力放大其在市场的身影,刺激并引导大众的阅读欲望与审美需求,从而为经济资本通过社会审美趣味展现符号暴力开辟了空前畅通的渠道。   经济权力渗入商界小说话语实践还表现在对作者创作的实质性操控上。文学场的诞生是与艺术自主性的发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家对于既定的经济利益或立场的拒绝是其艺术自律的本质规定之一。然而,文学场尽管具有相对独立性却并非脱离社会空间的封闭的孤岛,经济权力潜在或直接地制约着作家的话语实践同样是文学发展的客观事实。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在商品拜物教的支配下,经济逻辑对整个社会宇宙进行了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渗透,它把社会关系变成商品关系,并将自己的意志铭刻在人的灵魂深处”。近20年来,随着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涌入和旧有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变革,文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作为现实人生介入者的形象正日渐从作家身上剥离,价值的失范和意义的缺席使作家们失去了自己的主心骨。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支配下,一直担负“铁肩担道义”之重大使命的中国文学被解除教喻意义并被迫作为一般商品参与市场流通,这对于提供这类商品且一向“口不言钱”的作家来说不仅遭遇了前所未遇的思想阵痛,更面临了一种商品意识的强制性启蒙。作家们虽然摆脱了政治权力代理人的审美趣味的控制,卸下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重负,但他们“或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无足轻重,此前那种先知先觉的悲壮情怀,在商品流通中变得一钱不值”。作家们不得不置身于经济权力的暴政统治之下,即不得不为市场保证而屈服于公众需求,就像埃斯卡皮所说的那样,“在智力创造中,很少有比商业上的死亡率更高的领域,除非作家同意服从市场的迫切需要”。质言之,市场经济的推行和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已迫使作家创作转型。“听命”的时代渐渐远去,艺术的自主性已经被融合到他治性尤其是商业逻辑之中,一种能够表达自我的独立话语成为作家笔下新的端倪,而通过“功夫在诗外”的市场操作来使之获得文学价值和资本已变得不足为奇。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经济资本对文学场的暴力冲击,已使得作品价值评价不再由文学场内的稀有原则决定,却转而由受众数量大小所操纵,读者人数的多少、作品影响范围的大小往往决定作品的价值和地位。换言之,受制于市场强制而生产的话语模式往往被渲染为普遍原则。于是,为了解决切身相关的价值与生存难题,在市场的鼓动下,作家们一方面努力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从为非物质功利性的心灵的写作转向为市场的制作,将传奇性、趣味性和欲望化书写内化为创作秘诀,将精神产品的创造与物质主义之间的遭遇战变成一场激情拥抱:另一方面努力与市场经济合作,积极遵循资本的运作规律,依靠广告和传媒,通过包装和炒作来不断扩大作品的影响面。如此一来,权力催生话语,话语又进一步产生权力,文学的话语生产与经济权力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这其中,商界小说生产因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商业化进程的天然联系,因其讲述商界故事的内在规定性而更乐于接受经济理性的制约,更强化了这种相互依赖性。在经济资本强力入侵与改变文学格局、思维和叙事风格的现实面前,在商业大潮的推波助澜中,面对现实生活中空前丰富的商业题材,商界小说作者的创作立场和审美趣味均发生了积极变化,其话语实践也一改以往漠视商业活动本身甚至将商人妖魔化的倾向而着力展现商人及其经济行为的丰富与多彩,他们也因而结下广泛的“读者缘”,其作品常常成为畅销书,不少作品还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创造了很高的票房和收视率。另一现象也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作者的文人与商人身份的互相转化。近20年来,伴随商人社会经济地位及其话语权的日益强势,伴随作家与商业活动之间关系的日趋紧密,特别是伴随大众媒介及其技术的日新月异,商界小说创作进入了文人气与商人气交融的状态,写作主体在不断扩大,除下海经商的文人外,也有不少商人弃商从文,或亦商亦文。这些作者或多或少都有在商海中摸爬滚打的经历,有较为丰富的从业经验,当他们对自己熟悉的行业进行“圈地写作”时,常常能以较强的亲历性感染读者,同时也善于借助市场宣传扩大自身的创作影响。这是商界小说话语实践的另一道风景——商海沉浮催生了言说冲动,社会文化语境提供了阅读需求,而作者的创作本来就是立足市场期待,话语生产与经济权力意志就此进一步形成“共谋”。总的说来,经济权力不仅仅凭借经济资本的宏观调控从文学场的外部左右商界小说作者的话语实践,而且还通过媒介将受制于市场强制而生产的话语模式渲染为普遍原则,从而入侵到文学场内部,操控了商界小说作者的创作路向:与此同时,随着创作的日渐兴盛,商界小说的话语实践也更广泛地激活了经济权力的渗透力。并为其在文学场域的权力扩张提供了可靠的运行载体。
  (责任编辑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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