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的历史维度与价值文化选择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刘平

　　摘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建设，是对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市场交换关系体制化所造成的社会分化后果的再修复。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价值判断的推论中辨识社会管理的现实格局，这是新的历史阶段更重要的任务。价值文化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系统中具有决定方向和提供动力的双重功能，它是社会关系调整的原则，也是制度建设和规范行动的准则。在多元治理的框架下，启动基层社会实践与顶层制度设计相呼应的法治化进程，是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从摸索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历史维度；市场机制；价值文化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5—0005—07
　　一、社会建设的历史维度
　　与市场化社会机制的基本内涵十年前，从党的十六大把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并作为多位一体的治国目标，就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运行出现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并行的重大历史性节点。社会建设顾名思义就是作为代表社会利益的主体，针对现阶段社会关系出现的问题而采取的不同性质和程度的改革措施或社会关系调节方案。十年来的这种调整，首先是以民生保障和改善公共服务为中心，然后是维系社会保障和输送公共服务的组织和体制层面的社会管理创新。然而，当下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传统社会的赈济救灾和扶贫助困，也不能泛泛意指现代社会的人本关怀。同样，社会管理的创新，也并非只是社会稳定的意义。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建设，它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国家意志体现的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1]是调整市场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社会结构关系变化的内在要求，是对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市场交换关系的体制化所造成的社会分化后果的又一次体制性的修复。因此，当下的社会建设，它是现代历史视域下的，不同于传统的济贫或一般的善治；它是“中国经验”的组成部分，不能简单地照搬发达国家所谓的成功范例；它不仅要有现实的社会关怀，还要有一种现代历史的辨识维度。这就要在300年来现代世界历史的延续上，而不仅是30年来中国改革发展之必要上，理解现代社会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创新社会管理的现实格局。
　　在历史发生的意义上，以商品交换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首先是指具有悠久历史的商品生产。但是，古代的商品生产和远程贸易并不能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尽管300年前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契机的出现具有偶然性，但是，这种契机出现之后，世界历史就被拉入了科技应用、工业发展、人口迁移、组织和体制变革的加速发展的轨道。而现代化在欧洲的原发形态，在生产和生活资料配置方式的维度上，实际是以市场经济的体制化为基本特征的。从此，市场经济首先以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理念为基础，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欧确立了以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体制。从而使市场经济的社会机制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对象，现代化引起的制度变革和价值理念的发展以至冲突和对立，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建构或批判、选择或抵制市场化的社会机制联系在一起。
　　在市场经济关系的体制化作用下，以个人的理性选择和利益追求为动机，以发明创新和科技应用为动力，推动了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快速发展。然而，19世纪的资本主义在收获经济和科技成就的同时并没有收获社会团结，在亚当·斯密的《富国论》发表100多年后，让斯密始料不及的是，以科技发明为手段推动分工和市场发展的工具理性，难以兼容人文价值和社会关怀。为了回应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发展和社会关系解体这一重大社会历史悖论，针对19世纪市场经济体制化的社会后果，先后形成了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拯救（建设）方案。
　　作为改良主义社会建设方案的一种，涂尔干在论证社会有机团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新的职业精神为价值核心的道德整合原则。然而，在19世纪末，由于在欧洲具有重大影响意义的社会思潮是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所酝酿的共产主义。作为批判和超越这一历史过程的社会革命的社会建设方案，不仅1917年首先在沙俄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二战以后又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标志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通过社会革命取消市场竞争，以行政计划配置生产和生活资料，以按劳分配的原则建立平等的社会关系，这是现代社会应对市场经济体制化对社会关系造成破坏的第一次社会建设。与此同时，另一类延续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社会建设，则在长期经济发展的支持下，在以社会自治为主要特征的多元社会管理体制的框架中[2]，通过慈善事业、税收调节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等途径，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和修复。
　　市场化的社会机制在经历初期的自由放任到后期的社会建设的发展，已具有相对完整的内涵。其中，等价交换原则下的自由平等，拒绝超经济的特权，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和基本价值观的重要基础；为了保持对效率、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就要不断创新科技并始终保持勤勉与节俭，使之在技术规范和道德自律上具有可持续的动力；市场的分化必然产生主体间市场地位的分化和社会成员贫富差距的伴生，这是造成社会关系形式上的平等与事实上不平等共存的一种社会机制，也是市场机制必然伴生社会建设的内在依据；以法治来保证和规范市场的公平正义，同时又要以法治来调节市场分化的社会后果，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现有的经验表明，只要存在市场经济的体制化，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对社会建设的要求就会以各种途径呈现出来。
　　无需赘言，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既是一个受到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冲击、抵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也是从被动地接受现代化影响，到主动选择现代化的精神理念和发展道路，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直至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西方发生市场化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在中国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当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反思并大体完成了福利国家的社会建设以后，中国则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历史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再次确认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而且成为现代世界体系演变格局中最具发展意义的聚焦点。 　　二、再次社会建设条件下的社会结构变迁
　　市场化的社会机制在西方如果是在整个社会系统上以“巨变”方式完成的，那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则是在共产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渐进发生的。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所完成的第一次社会建设，在实现了社会的政治平等以后，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难以持久建立在思想动员的基础上。于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虽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连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体制下进行的，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受损群体的客观存在和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化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000年以后，伴随着下岗失业人员的大规模增加和市场经济理念对公共服务事业的影响，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管理问题，在党的十六大以后开启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再次社会建设。
　　现代社会历史上的再次社会建设与初次社会建设的显著区别是：首先，初次社会建设是通过社会革命以抑制市场经济及其分化作用的方式实现的，而当下的社会建设是保持政体连续性的前提下，国家以主动设计的方式推出了市场经济。其次，引发社会建设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化是不同的。初次的市场经济体制化，发生在西欧先发工业化国家，是单一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生在曾经有过计划经济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过程，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融共生前所未有的新型体制。再次，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社会建设解决的是大多数人摆脱政治压迫和建立生存保障的问题，市场化改革后再次社会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改善了生活水平之后少数人的阶段性救助问题，是国家在公共服务领域借助不同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问题，是怎样突破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变化，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虽然现代历史的格局是纷乱的，但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上观察就会发现，如果把自由资本主义看作是历史发生的命题，社会主义就是它的反命题，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是合题。[3]
　　经过10年来的社会建设，通过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试点和社会分配制度的初步改革，对少数困难群体的救助问题已进一步从城市推向农村，就业与养老、教育与医疗以及住房制度等一系列社会政策的调整已进入了实质性阶段。笔者以为，当前所面对的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怎样在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通过探寻有效的社会治理途径，使社会建设的目标逐渐落实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体系上。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价值判断的推论中辨识社会管理的现实格局，这是新的历史阶段更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怎样认识当下的中国社会结构？迄今国内主要的研究思路，基本还是以传统与现代，阶层与群体，发展与地域的视角看问题，实际存在着以统一的社会机制的演进为逻辑前提的取向。然而，改革以后，传统单位（在广义上包含农村集体经营体制）体制下统一的社会机制的存在基础已消失。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中国已从一个同质性较强的比较僵化的社会，发展成为相对多元和松散的同时又充满活力的社会。而现实社会结构按照自己方式的演变，是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的组织和体制应然状况的基础。这是中国式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
　　在社会管理的地域差别上，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化的特殊性，市场化的过程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东北和中西部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传统单位制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影响相对较轻，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则相反。当下的社会管理创新鲜明地反映着各地经济社会状况的显著特征。例如，在东北某市的社会管理创新中，把构建多元化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列为首位。东南某省则把外来务工人员的问题列在首位。在中国的城乡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结构中，农民工和移民的程度高，同时该地区的家庭功能依赖社会化的程度也高，因此，当前以家政服务为主的社会工作需求，在市场化程度高移民程度高的地区则较大，反之，东北及其他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家政服务等需求则仍在传统组织功能的习惯上延续。
　　在社会管理的组织基础上，在改革以前，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政党体制和行政体制始终是连接各种组织体系的基本关系，这是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基本依托。而在农村发生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的改革以后，在城市大批传统工商类单位组织解体转制以后，连续的政党体制和行政体制在城乡社会的社会动员能力只是在体制内得到了保留和延续。30年来社会转型的主要事实莫过于城市生成了70%左右的在体制外的市场环境下生存的同时又在城市居住的组织和群体。在体制外社会失去体制性的日常政治和社会功能的连接以后，其组织功能的单面性与各种群体和居民的低度组织化，削弱了党和政府社会动员的组织基础。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别，使社会管理的组织链接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在东南地区，政府和民众之间由于缺乏体制化的组织关系，这就要求政府和民众的联系更为直接、公开，更接近直接民主政治的互动。而东北等地区政府和民众的联系很多方面还以单位组织作中间的依托。在开放的信息化市场环境下，如果社会管理还不习惯或不能接受街头和广场方式的利益和观念的表达，那就要创新一种街头政治的替代形式或组织连接的有效形式。由于连接形式的缺乏，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的疏离化、异己化就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温床。在中国社会，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是比GDP和福利目标更重要的任务。
　　三、再次社会建设的价值文化选择
　　任何一种社会建设的过程及其社会管理系统，都要选择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价值文化。价值文化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系统中具有决定方向和提供动力的双重功能。它是社会关系调整的原则，也是制度建设和规范行动的准则。选择一种与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的价值文化，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及其制约社会生活的逻辑上，探讨一种抵消市场机制负功能的平衡性的价值文化。
　　市场经济是一种在体现交换者主体性地位的前提下，激励人们改进技术、提高效率、追求财富增长的社会机制。如何使追求财富和技术进步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就要选择一组针对性鲜明的价值文化作为这种社会机制良性运行的文化土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长期计划经济的社会基础和相应的思想文化状况的前提下发生的。同时，又是在保持了传统的政治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发生的。面对着嵌入到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系统中的市场经济及其逐渐衍生和发展的社会机制与思想观念，传统的意识形态体系怎样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或者说，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应该与什么样的价值文化相适应，实际上已成为30多年来中国社会整体的系统性变迁必须面对又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4]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社会机制有两种内在的基本特性，一是在等价交换原则下对社会关系的自由平等要求，拒绝非经济的特权；二是对效率和财富无止境的价值（非使用价值）追求。与这两种特性相适应的价值文化的基本特征，就应当是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公平正义和勤勉节俭的职业精神。这就会形成市场机制内生的趋利欲望与守常的社会理性行动的平衡。
　　原发性市场经济的社会机制与上述价值文化契合的历史，是难以复制的。其中根植于基督教的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的原罪说，建立在基督教天职观基础上的禁欲主义，制造财富以荣耀上帝而并非受个体利益驱使的生活目标，等等。这些观念被马克斯·韦伯视为全部现代文化的重要根基。
　　尽管，马克斯·韦伯看到入世的禁欲主义是面向所有俗人尤其是富人群体的，但是，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是悲观的。随着财富的积累，追求职业成就的过程，会逐渐出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离。工具理性的“斗篷”将会变成铁的“牢笼”。然而，在马克斯·韦伯之后资本主义出现了可持续的发展，基督教集体意识的虔诚与现代社会公民宗教的基本价值观出现了分治天下的局面：把终极性的问题留给宗教，把公共性的问题留给了法律。
　　如果也选择思想文化的视角，作原发性的市场经济与后发外生性的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的比较，即原发性的资本主义何以在欧洲发生和后发外生性的市场经济又何以在中国发生？他们的结论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在文化传统层面，原发性资本主义在欧洲发生的思想条件是入世的基督教禁欲主义对传统宗教的改变，而中国在文化传统上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度，儒教文化“敬鬼神而远之”和“君子自强不息”的入世态度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欧洲基督教文化的民主传统是不可能置换的。
　　在现实变革层面，中国市场经济得以发生的思想条件，首先是改善经济发展的落后局面，以保证社会主义体制和共产主义文明的延续。当这种延续被确认和深化以后，如何应对与平衡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选择什么样的价值文化来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才有了现实性的前提。也就是说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实践而言，探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文化的滞后性是不可改变的。与此同时，借鉴原发性市场经济发生前提的思想条件，在当下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
　　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在形成初期的思想文化条件是大相径庭的。只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被确认以后，对平衡市场经济内在机制所要求的相应价值文化的紧迫性才能凸显出来。十八大以后出台的亲民、清廉、法治的新政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满足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文化整体框架的基本要素。亲民的民主平等去除特权，体现了平等的交换关系的主体性原则。清廉之风体现了节俭勤勉的理性原则，法制既弥补了宗教文化的功能缺位，又体现了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在以往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结中，虽然突出了系统性和整体性，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针对性还是不够的。虽然有关于勤勉与节俭的价值观也能体现平衡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是它还仅限于道德自律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组织纪律与法律约束的程度。同时，它还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结构性缺陷，这就是忽略了平等正义的价值原则。近年来的从顶层设计开始的一系列重大的法律实践和道德实践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文化的探索过程表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机制，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它们内生的自由平等、勤勉节俭和法治约束的要求是共同的。但是，在理念和行动的结合上，中国以吏为师，上行下效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具有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
　　四、顶层设计之后的基层实践
　　2011年以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作为中国社会管理实践体系的基本格局，已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具体化、操作化的理论模型。顶层设计之后，总是要通过基层的社会管理实践来体现和落实，否则，顶层设计就可能成为虚置的口号。近些年来，各地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层出不穷。有些农村地区出现了顺应特定的人口资源条件的以农业专营化经济组织为依托的“搭便车”式的社区（村级）管理；在中心城市出现了政府节约资源，企业获得市场，居民改善环境的以地产商贸综合企业为载体的社区（街道级）管理；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政府主导的社区管委会与体现社会工作专业要求的家政服务中心并行的社会服务体系，也是当前受到关注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组织孵化形式。在诸多的基层实践中，社区网格化管理是近十年来有较大扩展的一种。
　　社区管理的网格化，早在八、九年前已陆续在深圳、北京、上海、重庆、杭州等地实施，伴随着网格化管理经验的不断丰富，管理成效的逐渐显现，其基本特征和运作模式在现有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有逐渐推广的趋势。[5]社区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其基本特征是以区级行政管理体系为指挥中心，以数字化的网络通讯为技术支持，将城市社区的管辖区域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单元网格，在社区组织和行政体系密切配合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位和事务信息的时实收集、汇总和巡查，建立一种管理、服务、监督和处置的机制。
　　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管理的新事物，社区管理的网格化在发生的条件上有两个显著的要素：其一是运行的行政化推动。在原有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变革滞后于社会组织结构变迁的条件下，网格化管理成为强化社会控制，弥补社会组织体系松散化，管理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其二是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平台。在现代高度复杂的城市社会，社会管理要实现有效的监控、管理、处置和服务，离开网络信息技术的平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使互联网信息技术成为社会管理系统的重要元素。
　　不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形式怎样，特点如何，总是要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本格局相衔接。“党委领导”在基层实践中是怎样体现的？多地区的社区网格管理实践提供了“1+X”的功能党委模式。所谓“1+X”党委，即社区党组织在原有社区党委的基础上，向驻区（社区所属的行政区）的不同功能机构的党组织发展党委成员。它打破了原有社区党委的组织空间结构，在社区网格空间形成一种跨行业、跨部门、跨层级的领导方式，从而提高了基层党委的社会动员能力、资源协调能力，能有效地保证和提高为居民服务的效能。由于现阶段社会组织发育还不充分，“社会协同”实际是以“1+X”党委的社会动员能力为基础的。社区党委依靠驻区机构与社区组织之间的互惠和国有机构之间资源和职能的有限分享，填补了社会组织的功能缺位，因此还具有一定程度的传统总体社会的特征。 　　社区网格化管理作为基层“政府负责”的重大项目，通过资源、技术、人力、物力、财力的下沉，使基层政府的责任直接覆盖到社区。这不仅提高了社区获得资源的机会，也有利于克服行政部门之间的权责壁垒、各自为政、互相推诿的弊端。由于政府在网格化的管理运行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必然包揽过多的事物，这在资源获得和社区动员上强化了依赖外部条件的倾向。
　　“公众参与”在基层的社会管理基本格局中，是呈现新的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也是检验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成功与否的标志。能否使行政化的社区转化到有广泛公众参与的社会共同体，关键是看社区建设的公众参与程度。而当下在日常生活层面，公众参与的各项活动，居民互惠的内生需要较多，契约服务较少。外在发动的公益活动较多，较高层面的政治参与较少。
　　在互联网通讯技术对组织体系扁平化要求的制约下，传统科层制的行政体系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一方面，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在网格化管理的实践中尤显冗余，取消街道办事处，改建成区级政府之下的行政功能区已在一些地区试行。另一方面，动态的网格化管理和互动，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来收集处理基层信息，这对众多习惯坐办公室处理工作的基层干部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构成尖锐的挑战。而网格化信息的虚拟性与否，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与居民间的真实关系。这是传统的社会管理和社会互动理论未曾遇到的新问题。
　　作为高投入的网格化管理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在人口密度较大的重要政治区位强化政府的行政力量和监控条件，或者在弱势群体相对集中的区位改善环境和增强服务。那么，相对于次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区位和中高收入的居民置业社区是否拥有同样的意义？当网格化管理以大规模的行政区位为对象的时候，其网格化的管理成本又将如何承担？居民自治的空间能否受到挤压？[6]农村的社会管理又有何借鉴？等等问题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特别是在社会管理创新多元治理的框架下，如何在基层社会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规范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启动基层社会实践与顶层制度设计相呼应的法治化进程，是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从摸索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1]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卡尔·波兰尼.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前言.
　　[2]马平.借鉴西方社会管理经验推动中国社会管理创新[J].管理世界，2011（9）：14-16.
　　[3]伊万·塞勒尼，等.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7—53.
　　[4]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型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11（2）：206—222.
　　[5]王名，杨丽.北京市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1（2）：119—121.
　　[6]田毅鹏.城市社会管理网格化模式的定位及其未来[J].学习与探索，2012（2）：28—32.
　　（文字编辑：邹红责任校对：贾俊兰、王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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