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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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虎
[摘要] 康德哲学的形而上学奠基工作是通过纯粹理性批判进行的，更具体的说，是通过对主体性的能力——理性的批判进行的。但是康德仅仅考察了主体性及其能力，而没有对主体性的可能性进行考察，这就使得康德最终错失了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尽管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并没有完成形而上学的奠基工作，但为形而上学的发展开启了新的视域。
[关键词] 康德；形而上学；奠基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6-0069-04
从哲学的根本视域来看，康德哲学所处理的根本问题是为整个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的问题。这个奠基工作在康德那里是通过对主体性的能力——理性的批判而进行的。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根据——主体性——的能力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但是康德没有进一步或者说没有先行考察主体性是如何可能的，因而也就错失了为主体性奠基的问题。因此，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工作仍然是在主体性形而上学内部进行的，并没有完成形而上学的奠基工作。不过，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思想揭示了奠基工作这个更为基础性的问题，从而为以后的哲学形而上学建构开启了新的视域。
一、康德的奠基思路
“奠基”这个概念，是胡塞尔（Husserl）提出的①，
“后来海德格尔在一种有所修正的意义上继续使用这个概念，特指所谓的‘形而上学奠基’”[1]36。关于形而上学奠基，海德格尔指出：“奠基毋宁是对建筑计划本身的筹划，使这一计划与关于此建筑在什么之上奠基以及如何奠基的指示相合辙。”[2]导言2这就意味着，形而上学奠基说的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具体建构，而是对这一建构本身的基础以及如何为其奠定基础进行考察。这种形而上学奠基思想，在康德哲学中首次得到系统的表达。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谈到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时说：
在对一门科学进行长期的探讨之后，当人们对其中已经得到如此长足的发展而惊叹不已时候，有人却想到提出这样一门科学究竟是否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这并不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因为人类理性如此爱好建设，它不止一次已经建造起一座塔，然后又拆掉，以便查看地基是怎么样的。[3]
我们知道，康德非常强调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纯粹理性的建筑术是康德先验方法论的核心理念。建筑术还并不是建筑工作本身，毋宁说是对建筑计划的策划。就形而上学奠基问题而言，这个工作并不等同于形而上学的具体建构，而是对形而上学的基础以及如何为形而上学奠定基础进行考察。
既然康德在谈到形而上学时把它比作一栋建筑物，那么为形而上学奠基就相当于为这栋建筑物打下地基。拿一栋建筑物来说，基础就相当于地基，而在地基之上才有建筑物本身；因而，基础之为基础并不属于建筑物本身。如果说形而上学是一栋建筑物，那么它的基础在哪里？显然不在形而上学内部（不属于建筑物本身）。我们进一步注意康德的说法，必须先把建筑物拆掉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地基。换句话说，首先必须对建筑物本身进行“解构”才有可能看到它的“基础”。所以，按照康德的思路推论可知，形而上学奠基的工作必然是伴随着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且必须跳出形而上学为其奠定一个新的基础。
于是，我们会面临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康德为形而上学找到的合法基础在哪里？其次，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的工作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的？最后，康德找到的这个基础，其本身是绝对自足的吗？也就是说，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的工作是否跳出了形而上学来进行并最终得以完成？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不妨对康德哲学的根本工作做一个先行的勾勒。从一个更广阔的哲学视域来看，康德哲学的根本工作就是为形而上学寻找合法基础。我们知道，近代西方哲学从本体论走向了认识论转向的发展道路。本体论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一切形而下的存在者是如何被给出的，一切差别之现象的存在根据是什么。哲学认识论所处理的问题就是认识的合法根据、认识的可能性和本质等。而哲学认识论的这些问题背后都有其形而上学的支撑，近代哲学出现了认识论的转向，但并没有取消形而上学的问题，反而更加暴露了形而上学的问题。我们知道认识论哲学最典型的思想架构就是主客二分，主客二分就意味着主体和客体的对立设置，那么是“什么”才能设置主客的对立呢？只能是主体性自身。主客二分架构的设置就意味着有一个先行的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就是近代以来哲学所追求的，它就是近代以来哲学所寻找的“什么”。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从黑格尔和胡塞尔的观点——而且不光是他们的观点——来看，哲学之事情就是主体性。”[4]进一步说，凡是形而上学所到之处，必有主体性的出场，因为主体性就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和根据所在。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首先系统地揭示了这一点。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论，首先得出“我在怀疑这件事是不能怀疑的”②，因而“我在怀疑说明我在思想”，“我思”作为纯粹的意识主体性便被笛卡尔作为形而上学的根基。尽管康德是直接承接着休谟问题而来的，但就其思想理路而言，也是基于主体性的方向为形而上学寻找他所认为的合法基础。③更具体的说，康德所做的更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对主体性的能力进行系统的考察。
二、作为形而上学奠基工作的纯粹理性批判
那么，康德为形而上学找到的基础在哪里？康德的答案是纯粹理性。康德认为形而上学必须把纯粹理性作为基础进行考察。在“纯粹理性的建筑术”这一部分，康德指出：“形而上学按照理性的各种要素和那些本身必须为一些科学的可能性及所有科学的运用奠定基础的至上准则来考察理性。”[5]641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这里提到了两个层次的奠基：第一，形而上学为科学奠定基础；第二，按照为科学奠定基础的形而上学的至上准则来考察理性，这也就意味着形而上学的根基在于理性。这种双重奠基并进的思想理路进一步体现在康德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总体任务的规定上。康德关于纯粹理性的三个总问题是：“纯粹数学是如何可能的？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形而上学作为自然的倾向是如何可能的？”[5]导言15-16其中前两个问题属于科学的奠基问题，而“形而上学作为自然倾向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则属于形而上学自身的奠基问题。我们看到，前两个问题是已经被给予的，因而提问方式是“如何可能”。至于最后一个问题，康德说：“形而上学即使不是现实地作为科学，但却是现实地作为自然倾向（metaphysica naturalis）而存在”[5]导言16；因此，康德不是用“是否可能”而仍然用“如何可能”来提问。为科学奠定基础的是形而上学，而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本身在康德看来也是需要被奠基的；所以这两个层次的奠基工作是平行、同步进行的。在这双重奠基工作中更根本的则是后一种奠基，即形而上学自身的奠基，所以康德认为纯粹理性所有课题的最后的问题便是：“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如何可能的？”[5]导言17这个奠基工作，在康德看来，必须通过纯粹理性批判来完成。于是，纯粹理性批判自然就成为了一个比形而上学具体建构更为基础性的工作。 既然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是要为形而上学奠定基础，那么，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分析）就必然是伴随着对传统形而上学及其对理性的运用的批判而进行的。上帝、自由、灵魂不朽这些超验的理念、本体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对象，也必将是纯粹理性所要处理的问题。康德指出：
纯粹理性本身的这些不可回避的课题就是上帝、自由和不朽。但其目的连同其一切装备本来就只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那门科学，就叫做形而上学，它的方法在开始时是独断的，也就是不预先检验理性是否有能力从事这样一项庞大的计划，就深信不疑地承担了这项施工。[5]导言6
康德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仅仅关注到了这样一个层面，即它要去建构这样一个处理上帝、自由、不朽这些问题的形而上学体系；然而却忽视了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首先要对这样一种建构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进行考察。康德本人认为形而上学建构必须注意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为了处理上帝、自由和不朽这些问题的形而上学；第二，属于形而上学的基础，为形而上学做准备的纯粹理性批判本身。纯粹理性批判乃是形而上学建构的先行条件，但是传统形而上学在尚未对纯粹理性自身的能力进行批判（分析）之前就独断地处理上帝、自由、不朽这些超验的本体，以致陷入了理性自身的“二律背反”。所以，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要对从先天原理而来的理性自身的能力进行考量，从而为形而上学奠定合法的基础。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康德“为形而上学的奠基是作为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来进行的”[2]9。康德通过把纯粹理性的运用划分为理论的运用和实践的运用来对理性自身进行系统的批判。理性的实践运用所处理的问题：上帝、自由、不朽这些超验的理念正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对象；但是传统形而上学不加批判地误用理性从而把这些超验的理念当作知识的对象，等于把超验的本体贬低成了经验对象。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中说的第一句话：“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5]导言1因为只有当它成为感性直观的对象时，我们才能够对它形成知识。所以，把超验的本体当成知识的对象不但没有扩展我们的理性，恰恰相反，“而是缩小了它，因为这些原理现实地威胁着要把它的原本归属于其下的感性界限扩展到无所不包，从而完全排斥掉那纯粹的（实践的）理性运用”[5]第2版序19。传统形而上学恰恰是取消了理性的实践运用，从而缩小了我们的理性运用。
所以对于康德而言，超验的本体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理性的设定并在实践中“做出来”的“对象”。例如“上帝”在康德这里就不再是知识的实存性对象，而是道德实践领域的“公设”。但是，康德通过理性的实践运用而设定的上帝与理性自身存在着矛盾。④另外，尽管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进行了系统批判，但其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观念预设上是一致的。从中世纪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到稍微变形的笛卡尔的本体论证明再到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公设”，尽管存在差别⑤，但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其观念的预设：有限存在者（人）可以具有关于无限存在者（上帝）的观念。
三、纯粹理性批判是否跳出了形而上学来为其奠基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是否跳出了形而上学来为其奠基？按照康德的奠基思路，为形而上学奠基必须在形而上学之外进行。纯粹理性的批判其实也就是对于人的主体性的能力进行考察，正如海德格尔所讲：“康德的奠基表明：为形而上学建立根据就是一种对人的发问，而这就是人类学。”[2]195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说康德这里乃是一种“人类学”的意思，是指康德是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着手处理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的。正如康德所说：“
我们理性的一切兴趣（思辨的以及实践的）集中于下面三个问题：
（1）我能够知道什么？
（2）我应当做什么？
（3）我可以希望什么？”[5]611-612
而这三个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康德的奠基工作确实是在形而上学之外进行的，即通过对人的发问而进行的。通过对理性的所有这些能力进行考察，也就等于把人的主体性的能力充分揭明了。既然能够把主体性的能力揭示出来，就意味着它已经有了一个先行的主体性；从而，这也就等于把主体性这一形而上学的根据充分揭示出来了，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定了根据，也即“对人类主体之主体性的一种揭示”[2]195。更确切地说，与其说康德通过纯粹理性为形而上学奠定了根据，倒不如说康德把形而上学的根据——主体性及其能力充分揭明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根据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基础。人的理性作为主体性的能力为整个形而上学的大厦奠定根据，但在海德格尔看来，事实上也是从康德本人的奠基思路出发，这主体性本身仍然需要被奠基。海德格尔说：“值得寻求的不是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的答案，而是首先要去追问，在形而上学之一般的奠基活动中，人究竟如何才可能和必然地被发问？”[2]204这就意味着，更为基础的问题不是人的主体性及其能力如何，而是人的主体性本身是如何可能的。关于这一点，黄玉顺教授曾经指出：“如果说传统形而上学存在论的最终根据就是主体性，那么，为形而上学奠基实质上也就是为主体性奠基。‘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实质是‘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1]39所以，康德所揭示的形而上学的根据——主体性及其能力——理性仍然需要被奠基。尽管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而对这一主体性的能力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从而形成了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发问是在形而上学之外进行的；但是，康德仅仅揭示了作为形而上学之根据的主体性及其能力，而并没有对主体性本身是如何可能的这一更为基础的问题进行考察。在这个意义上说，康德并没有彻底跳出形而上学，更确切地说没有跳出主体性形而上学来为其奠定基础。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以基础存在论为形而上学奠基，正是基于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或者用康德的方式讲，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就表现为主体性形而上学批判。海德格尔说：“基始存在论就是对有限的人的本质作存在论上的分析工作。这一存在论上的分析工作应当为那‘包含在人的本性中的’形而上学准备基础。”[2]导言1在海德格尔看来，更基础的工作乃是对于主体性的可能性进行“存在论分析”。我们知道前期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解决主体的超越困境这个问题，他是从“此在”（Dasein）的生存论入手，对于主体性的可能性进行生存论存在论分析。而在康德那里，他直接是从对主体性的能力——理性的分析入手的，并没有先行对于主体性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这就使得康德最终错失了形而上学奠基的问题，也即错失了为主体性奠基的问题。所以，按照康德本人的奠基思路来说，他并没有彻底跳出形而上学来为其奠基，没有完成形而上学的奠基工作。 尽管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并没有完成形而上学的奠基工作，但毕竟他把这个问题以集中而系统的形式揭示出来了，这为形而上学的发展开启了新思路和新视域。这使得以后的哲学形而上学建构能够注意到这种更为基础性的奠基工作。在形而上学奠基的问题上，海德格尔走得更远，但其奠基思路和康德基本上是一致的。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之奠基或许就可以叫作：为这一自然的形而上学置入一个基础，或者更确切地说，用一个新的基础替换掉那旧有的。不过，这一关涉某种已建成的建筑物的基础之添造（Beischaffung）的想法，恰恰应当同奠基的观念区别开来。”[2]导言2这与康德的奠基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康德的初衷也是期望通过纯粹理性批判能够使得形而上学建构在一个合法的、牢固的基础上进行，也即建立未来形而上学。
在“反基础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今天，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仍待继续，也许这是形而上学无法摆脱的命运。形而上学也并没有因为几句“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而终结，也许这是因为形而上学的命运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只要我们生存着，我们就总是已经置身于形而上学之中了”[6]。
注释：
① 胡塞尔的定义是：“如果一个ɑ本身本质规律性地只能在一个与μ相联结的广泛统一之中存在，那么我们就要说：一个ɑ本身需要由一个μ来奠基。”（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② 胡塞尔正是通过对此的改造得出“绝对被给予性”的（见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26～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尽管在康德那里，理性本身就是实践的，因而属于自由的层级。但是理性之可能仍然预设了主体性这个前提，从这个角度说，康德的工作正是基于主体性而对其能力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④ 关于这一矛盾的充分讨论参见黄玉顺教授《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学》，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36～45页。
⑤ 康德反对仅仅从一个概念的完满性就推出它的实存，对于康德而言，实存性的对象必然是综合的，他说：“不论我们有关一个对象的概念包含什么及包含多少东西，我们还是不得不超出它，才能把实存赋予它。”（见黄玉顺《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学》，载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36～45页。）
[参考文献]
[1] 黄玉顺.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学[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2]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M].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57.
[4]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M].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7-78.
[5]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41.
[责任编辑：夏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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