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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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智勇 黄光琳
摘 要：对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其载体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梯田耕作、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禁忌制度、村规民约等。发掘客家生态伦理文化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功能，构建一种有客家特色的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现代发展模式，是当前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核心任务。
关键词：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129-02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文化与社会的结构独立于行动者并引导着其行动，然而他们也创造着选择，创造着可能性，并为富有创造性的行动与新颖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现象提供方法。”[1]客家传统文化具有丰富深刻的生态伦理内涵，其协调天人关系的高超智慧和成功经验，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代社会具有诸多启迪，是生态伦理现代建构十分重要的精神资源。
一、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意义
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是对党的十八大报告针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形势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做出的积极回应，也是生态学、伦理学、民族学和民俗学发展提出的一个新课题，是生态伦理学发展的新视角，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
生态伦理学是研究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规范的一门边缘学科，与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等密切相关。客家作为汉民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拥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和思想，如尊重自然的风水文化、顺应自然的建筑艺术和保护自然的村规民约等。然而，目前从伦理学视角对客家文化的研究非常少，研究客家生态伦理文化基本没有。生态伦理学著名学者李培超教授认为：“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是指这样一种学术研究向度：它不是简单地模仿和照搬外来的研究成果，而是将关注的视角投向自身；它不满足于‘外激型’的发展轨迹，而秉持自我认同和个性张扬；它也并非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理念出发对于他国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予以无端贬损或否定，而是强调学术研究的一种现实主义的道路和自主创新精神。”[2]因此，以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范式，对客家生态伦理文化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时俱进地传承其精华和积极因素，协调其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新的道路，构建一种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可以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
（二）为客家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2012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处的位置，正是赣南、闽西、粤北的三角地带，与客家聚居地基本重合。赣州森林覆盖率达76%，素有“生态王国”、“绿色宝库”美誉，但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遗忘了祖先留下来的生态伦理文化，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出现了无序过度开采稀土等矿产、污染水源的现象，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地域性生态失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赣州为切入点，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深入挖掘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赣州提供生态保护与和谐发展同步进行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对于唤醒客家人的生态文明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实现赣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美丽赣州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载体
归纳起来，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载体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梯田耕作、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禁忌制度、村规民约等六个方面。
（一）民居建筑
客家村落的选址、布局、座向、道路、池塘、树木等基本都是根据"堪舆"理念建构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完美结合。尤其客家围屋作为客家人适应当地复杂地理环境的建筑产物，选址和建造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合乎生态的经验和原则，适应了客家人耕垦山地、优化生存空间的需要，对客家人精神世界的形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围龙屋的外形是“方与圆的有机结合体，方与圆寓意‘天圆地方’，整座屋宇即为一个小宇宙的象征，这便折射出客家人深谙‘天人合一’、人地和谐之道的文化风貌。”[3]
（二）梯田耕作
客家地区地形多山，崎岖不平，地壳风化侵蚀严重，加之年降水量较大，降水强度较强，易造成水土流失，缓坡、山地丘陵就成为开垦梯田、扩大耕地面积的首选。梯田耕作是客家人对山地环境长期感应的结果，切实防止了水土流失，促进了土壤养分的累积，成为传统山地农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最高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梯田耕作文化”，不仅是带有浓郁山区小农经济特色的文化体系，也是一个人地协调并具有美感功能的人工生态系统，系统内的森林、梯田、村落和小气候进行着一种复杂而有效的物质和能量循环[4]。
（三）宗教信仰
客家人有自然崇拜的传统。他们认为土地、房屋、水溪等都具有神性，称为“伯公”（土地神）：管土地的是“福德伯公”，管房屋的是“龙神伯公”，管水溪的是“塘头伯公”，名目繁多，各司其职。俗语说，“入山先问伯公”，“伯公唔开口，老虎唔敢食狗”。此外，家里有灶王，村里有社王等等。自然崇拜的神秘性深深地植根于客家群众的生态价值观中，有益于人们形成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尊重，在客观上限制了人类的一些破坏自然的行为，对生态保护的具有积极意义。客家人重视“风水”与人类生存的重要关系却不迷信“风水”的“风水”观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敬畏自然进而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之上的。
（四）文学艺术
客家的文学艺术主要表现在民间文学、山歌、民俗谚语等方面。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智慧的结晶，是客家人对大自然的感悟。如比较有名的叠字山歌“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山树多；山闻山田荫山水，山人山上唱山歌。”[5]体现出客家人亲近自然、歌唱自然和呵护自然的气质，传达着一种“天人舍一”的精神意蕴。客家的一些俗谚，如“山上树木光，好田会变荒”、“山上多种树，等于修水库”等等，都是客家人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注重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真实写照。 （五）禁忌制度
在客家地区，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常见枝繁叶茂的大树挂满了红布，周围插满了香烟火烛，被当作敬拜的对象，严禁砍伐。客家人进山讳说“斧头”、“柴刀”等，上山砍竹木忌说“光、武、得、花、伤”等谐音词；基建动工要敬山神，求其同意；扫帚不能指着天，以免触怒“天老爷”。有些地方还忌讳对着树木撒尿或把自己的鲜血涂抹在树上，认为树木会因此成精，并残害这个人。尤其是小孩，更是不可造次。客家人的树木信仰文化中表现出的对树木生命力的羡慕和崇拜，实际上是寄托了健康茁壮成长和福寿延年的美好愿望。
（六）村规民约
在客家人的村规民约中，关于生态保护的规定很多，如1994年新修《大余黄龙郭氏族谱》：“栾林为保障要务，村居、坟山皆不可少，若地有树木，如人有衣冠，所以庇祖灵，荫后嗣也。古人为官室必慎堤防为陵墓，必勤封植。今与族人约，几属栾林，倘有不肖之辈，无故剪伐，是不知要务，当以达禁之律惩治。如果时加培植，后嗣自必昌荣。”教育子孙要保护好风水林才能“庇祖灵，荫后嗣”，从而达到保护环境与珍惜宗族产业的目的。村规民约深刻影响着客家人的生态观念，在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现代传承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一直较为成功地维系着客家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关系，对客家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客家人的行为方式发生着巨大变化，有些人逐渐遗忘了祖先留下的生态伦理文化，片面追求物质水平的提高，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出现了毁林开荒、无序过度开采矿产、污染水源等现象，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地质灾害频发，地域性生态失衡。
深入挖掘、整理、保护和推广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积极探索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路径，发掘客家生态伦理文化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功能，构建一种有客家特色的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现代发展模式，从而较好地为客家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服务，是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核心任务。
要实现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现代传承，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提升领导干部的生态意识，加强生态经济发展规划，成立并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相应机构，严格规划森林土地、轮歇地的可持续利用，完善生态利益补偿机制，加强新村规民约建设，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的简约生活模式，以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为客家地区“十二五”取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7.
[2]李培超，张天晓，追踪“生态关怀”的足迹――中国环境伦理学三十年述评[J].江苏社会科学，2009（1）.
[3]江金波.客地风物――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研究[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136.
[4]谢连生，邵国疆，戴朝护.论客家生态民俗文化的哲学意义及现代价值[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5]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福建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福建卷上下卷[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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