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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江湖诗派的诗论与严羽《沧浪诗话》之异同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朱志荣

  摘要:姜夔、刘克庄、戴复古等江湖诗人作为严羽的前辈,他们的诗歌虽然受到了严羽的批评,但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诗歌理论主张,与严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其中一部分是他们都共同继承了前人,一部分是江湖诗人影响了严羽,也有一部分则是江湖诗人与严羽之间相互影响的。在悟、自然、气象、妙和自得等方面,严羽受到了姜夔的影响和启发;在本色、情性、自然以及对李杜和晚唐诗歌的评价等方面,严羽受到了刘克庄的影响;而在推崇李杜、以禅喻诗、吟咏性情、强调创新和追求气象雄浑等方面,严羽与戴复古英雄所见略同。这说明江湖诗人在诗歌理论上对严羽是有着相当的影响的,两者之间是异中有同的,而不是截然对立的。
  关键词:江湖诗派;异中有同;悟;情性;自然;气象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2-0141-00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作者简介:朱志荣(1961―),安徽天长人,文艺学博士,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
  江湖诗派大约活跃于13世纪初叶,是南宋中后期兴起的一个诗派,由陈起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其中以江湖游士为主体,由布衣或下层官吏等基层知识分子组成,大都身份卑微,以江湖习气相标榜。他们的诗作时时抒发出欣羡隐逸、鄙弃仕途的情绪,也多有抒发忧国伤时的真率之情。他们挹彼注兹,追求尖巧之美。其风格倾向主要是学习晚唐,同时又多少受了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的影响。江湖诗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其艺术成就不是很高,但江湖诗派是宋代规模最大、活动时间很长的一个诗歌流派。作为早于严羽的南宋后期诗人群体,江湖诗派的诗歌虽然受到了严羽的批评,但他们对诗歌的研究和批评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严羽的《沧浪诗话》在很多地方都与江湖诗派的思想相同或相似,虽然我们没有铁证证明这些相通或相似之处反映出严羽受到了江湖诗派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是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江湖诗派的前辈们影响了严羽,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江湖诗派与严羽共同继承了前人,另有一部分则可能属于严羽与他们英雄所见略同。所有这些均表明,严羽与他所批评的江湖诗派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异中有同的。
  一、姜夔对严羽的影响
  姜夔比严羽年长37岁左右,是江湖诗派的早期代表。姜夔创作有自己的特色,而他的诗论《白石道人诗说》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熔铸了自己诗歌创作的体验,对严羽的诗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郭绍虞先生曾说《白石道人诗说》:“确能独树一帜,于江西诗派披靡一世之后,《沧浪诗话》尚未流行之前,于诗话中窥当时诗论转变之迹者,当推此书矣。”[1]92作为严羽的前辈,他对严羽《沧浪诗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悟”。宋人深受禅宗的影响,都重视诗歌创作和欣赏的悟。“悟”在诗歌活动中是指找到感觉、豁然开朗的一种直觉体验。姜夔要求“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5]32(《白石道人诗说》),重视创作中的悟。姜夔所谓的“自悟”,是指悟到作诗的向上一路,做到物文而不物于文,以使诗歌精工有体,且妙趣横生。在姜夔观点的基础上,严羽则进一步指明悟的具体路数。严羽还具体强调熟读古代优秀作品,从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到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继而知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2]1。严羽还进一步以禅喻诗,要求“悟第一义”。相比之下,姜夔的自悟在严羽那里变得更加直观通透、形象可感。严羽将悟抬到了当行、本色的地位:“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2]12反之,则“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2]12。在中国诗歌史上,对“悟”的重视并不始于姜夔,但严羽对“悟”的深刻领会和全面、形象、系统地论述,显然是受到了姜夔的启发。郭绍虞说:“恒溪脱尽启禅宗,衣钵传来云密峰;若认丹邱开妙悟,固应白石作先锋。”[1]5郭绍虞充分肯定了“悟”的问题上姜夔(白石)是严羽(丹邱)的先锋。在悟的论述上,姜夔确实是严羽的前辈和先锋。
  二是“情性”。“情性”本指人的本性,后来指源自人的本性的主观情怀。姜夔云:“吟咏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礼义,贵涵养也。”[5]32强调“吟咏情性”,当然他也要求“守法度”、“止乎礼仪”。严羽也说:“诗者,吟咏情性也。”在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之大方向上,严羽与姜夔前辈持论别无二致。但严羽的诗论从来不涉及儒家的诗教观,故不存在“止乎礼义”的说法。当然严羽强调“吟咏情性”也要“穷理尽性”。严羽说:“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2]26并且强调熟参,在参的基础上作诗,以吟咏情性。
  三是“自然”。诗歌的“自然”是指诗歌质朴清新、浑然天成的状态。好诗应该是自然的。“不能自已”、“不可不为”方可作诗。受江西诗派黄山谷、陈后山等人的影响,姜夔强调以学问涵养、精思参悟进入,而出自以独到的自然风格。严羽对于作诗同样以熟参、妙悟进入,而出之以兴趣、入神,达到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自然高妙的境界,其浑然天成的状态让人知其妙而不知何以妙。在风格问题上,姜夔更强调“沉着痛快”:“沉着痛快,天也。自然学到,其为天一也。”[5]32严羽则将“沉着痛快”看成诗的两大流派之一。“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2]8在强调沉着痛快方面,严羽与姜夔乃心有灵犀,息息相通。
  四是“气象”。“气象”是指由诗歌作品整体所呈现出来的独到的情态风貌。姜夔云:“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5]28将诗歌看成有机的生命体,对严羽的“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2]7有一定的影响。从逻辑上讲,姜夔的比拟更为严密。而“气象”在严羽诗论则更为重要。在《沧浪诗话》中,严羽所谓的“气象”一是指诗体意义上的作品的风格,如“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2]144,“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2]19,“予谓此篇(按指《问来使》)诚佳,然其体制气象与渊明不类”[2]222,“‘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决非盛唐人气象”[2]229。二是指诗作审美意义上的总体风貌和神采,如“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2]151,“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2]158。而《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云:“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2]253也指风貌和神采。风貌和神采与作品具体风格之间又是相通的。而姜夔“气象”的含义则风貌神采与作品风格兼有之。   五是“妙”。“妙”是指意料之外、难以言状的意味。姜夔以“妙”来形容作品的佳境。“说景要微妙”[5]29,“小诗精深,短章蕴藉,大篇有开阖,乃妙”[5]29,“篇终出人意表,或反终篇之意,皆妙”[5]30,“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5]32,“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5]32-33严羽也强调妙,他认为体悟的最佳状态乃是“妙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2]26“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2]166“少陵诗……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2]171“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2]183姜夔以“自然高妙”为诗的最高境界:“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5]33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严羽的“第一义之悟”和不假悟。
  六是“自得”。“自得”是指诗歌创作或欣赏中真切、独到的体验。姜夔“以我之说为尽,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为能诗哉。”[5]33以反问的口吻强调造乎自得,无自得不足以为诗。严羽则说:“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2]171他对他心目中诗歌成就最高的两人之一的杜甫诗歌的评价,强调自得之妙的重要性。在严羽看来,杜甫宪章汉魏,取材六朝,集前辈之大成,但自得之妙是其成就自我的根本。
  上述六个方面,是严羽诗论中的重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前辈的影响和启发。作为前辈的姜夔,有《白石道人诗说》流传于江西诗派之后,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严羽作为晚辈,无疑也受到了姜夔的影响和启发,有的甚至就是接着姜夔的话题说。
  二、刘克庄与严羽的异同
  刘克庄的《南岳稿》曾被陈起刻入《江湖诗集》,因此也是重要的江湖诗人之一。他早年与四灵诗人有过交往,师法晚唐,刻琢精丽;也同江湖诗派的戴复古等人交往甚密。他不满于四灵诗人“寒俭刻屑”的诗歌作风和行为态度,但他同样也厌倦于江湖诗派肤廓浮滥的诗作风格,因而致力于独辟蹊径,以诗讴歌现实,所以他的诗终于摆脱了四灵的影响,成就也在其他江湖诗人之上。可以说他是一个游离于诗派风格之外的独立的诗论家和诗歌创作者,他的《后村诗话》和一些论诗文字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诗歌见解,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对稍晚于他的严羽的诗论亦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具体说来,严羽与刘克庄的同中之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本色”。这里的“本色”主要是指诗歌应当如此的本来面目、本然状态。在作诗的过程中,刘克庄与严羽均强调本色的重要性。刘克庄将本色作为评价诗人优劣的标准,他在《刘澜诗集跋》中说:“诗非本色人不能评。”[6]2820并在论及唐代诗人韩、柳两位诗人时,称柳宗元“乃本色诗人”。而贬韩愈“尚非本色”,认为柳诗“独为古体以矫之”、“其幽微者可玩而味,其感慨者可悲而泣也”,指责韩诗“恐非不语神怪之义”[6]2438。而严羽则明确指出作诗须是本色当行。他提出“须是本色,须是当行”的诗法,并进一步将禅宗的“悟”融入自身的诗法之中,强调“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其真是非亦有不能隐者”[2]12。在评论唐人诗时,他称:“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2]187在评价诗人上显然也受到了刘克庄“本色论”的影响。
  刘克庄所谓的“本色”首先强调诗的特殊性,即应具有言志抒情的特征,以及美刺教化功能。他在《跋何谦诗》中说:“余尝谓:以情性礼义为本,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历千万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6]2763其次他认为作诗须吟咏情性,要有内容实质。他说:“僧句多枯槁,舟公锦绣堆。如何涉吾地,咄咄逼人来。二公需作料,勾入集中来。”[6]863刘克庄评价僧人诗作“多枯槁”,并非行家本色。除此之外,刘克庄还认为本色的诗风还应具有简洁、雄浑之气。他对陈与义诗的评价很高,原因也正在于此。他称赞陈与义“始以老杜为师”,“造次不忘忧爱,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6]4442。可见,刘克庄是力倡本色的,并且有着自己独到的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刘克庄和严羽都看到了本色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但在诗人的评价上却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在对韩愈的评价上,两位诗论者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刘克庄扬柳而抑韩,他说:“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6]2438他认为韩愈作诗并非本色,而赞扬柳宗元诗为本色。而严羽则站在高古的立场,以韩愈的《琴操》诗为本色。他说:“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但严羽认为“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2]12,又称“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2]12,韩愈之悟原不及孟浩然,韩愈之诗盖难为本色当行。而《沧浪诗话》中仅仅明确评论韩愈的一首诗为本色,是不足以传达他本人的本色观的。因此,我们不能根据严羽对韩愈《琴操》诗的评价简单判断严羽与刘克庄本色观的差异。
  二是“情性”。刘克庄与严羽都肯定并明确指出诗歌要吟咏情性。严羽一言以蔽之,即:“诗者,吟咏情性也。”[2]26而刘克庄在“情性”的阐述上则显得更有层次:在对“唐律”的创作上,刘克庄总结道:“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6]2438 “唐律”诗歌的特点就在于以写景抒情为基本题材,形象生动,境界鲜明,韵味浓厚。而“情性”则是“唐律”在内容上的基本旨趣。刘克庄也借“唐律”的创作反拨理学诗、江西诗派“锻炼精而情性远”的不良倾向,强调诗歌创作要讲究“情性”。在诗歌的创作理念上,刘克庄将人的“情性”看作是治诗的津梁之道。他在《何谦诗跋》中说:“余尝谓: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6]2763强调“情性”是融化书本材料于诗歌创作的好方法,并指出:“变者,诗之体裂也,历千万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肯定了“性情”是诗中亘古不变的要素。在诗歌的情感表达上,刘克庄认为“性情”是思想情感最为直接的流露,不需为过多的技巧所牵累。他批评近人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议论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6]4486并指出古诗的优在于“出于情性,发必善”,而今诗的劣在于“出于记问,博而已”。只是炫耀创作的技巧并非真情的感发就难以达到诗歌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理想境界。   严羽的“情性”论虽然受到了刘克庄的影响,但两者也有不同。刘克庄具体指出所谓“情性”的具体内容,而严羽则从风格的角度来提倡,并认为诗歌要注重内容,而不是形式辞藻的堆砌。刘克庄所谓的“性情”,重诗教功能,有着“有益世教”的成分。他说:“观其送人去国之章,有山人处士疏直之气;伤时闻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义;感知怀友之什,有侠客节士生死不相背负之意。处穷而耻势利之合,无责而任善类之优。其言多有益世教,凡傲慢、亵狎、闺情、春思之类,无一字一句及之。”[6]2427刘克庄认为,所谓的“情性”、“礼仪”皆须符合“有益世教”的诗教规范,即有益于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在这一点上,刘克庄过分强调了诗的美刺功能,使得他在诗论上已经偏离了诗歌原有的纯文学特征。此外,刘克庄还将“情性”进一步扩充为传统儒家的道德情感。他在《跋方俊甫小稿》中说:“余观古诗以六义为主,而不肯于片言只字求工。季世反是,虽退之高才,不过欲去陈言以夸末俗,后人因之,虽守诗家之句律严,然去风人之情性远矣。”[6]2900-2901他认为凡忠君爱国、孝悌仁义的道德情感,均为“情性”,诗歌表达这种性情,也就符合六义。而最为刘克庄所标举的情性是忧国爱民的政治道德情操,如杜甫、元结为民请命,陆游、杨万里忠义报国。显然,刘克庄对于“情性”的定义有刻意的窄化,过分强调“情性”所具有的入世精神色彩,反而忽视了诗歌情感的多样化。这主要是针对宋诗以议论、才学、文字为师,放逐情性而发的。刘克庄所讲的性情观过于强调性情之正,而严羽则强调性情之真。严羽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2]26严羽强调在诗歌的内容创作上要有丰富的表达,不能只注重辞藻的堆砌,形式上则要浑然天成,化去用典和修辞的硬痕。
  三是“悟”。刘克庄和严羽都赞同作诗、学诗要“悟”。刘克庄在肯定悟的同时,却反对以禅悟之法作诗,其锻炼说,虽有“悟”的成分,但不故弄玄虚,更多告诉人们锻炼的途径。他说:“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6]2546而严羽则崇尚以禅喻诗,是他诗论体系中的一大特色。他将诗分为两个阶段,认为汉魏、盛唐的诗歌远胜于大历以后的作品:“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2]11大历以还的诗歌逊于盛唐诗歌的原因,在于他们并非诗歌的正统,诗作的悟性也远不及魏晋盛唐,因此作诗当师法盛唐。严羽还进一步将诗的“悟入”细化,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其真是非亦有不能隐者。”[2]12又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2]12则比刘克庄更进了一步。
  四是“自然”。刘克庄和严羽都提倡自然的诗歌风格。刘克庄批评近代的诗歌“文字日趋于工”[6]2428,“杂博伤正气,绘损自然,以其太工。”[6]2429而诗歌的极至,应为“中庸不可能者”,即自然之道。他赞扬优秀的诗歌:“其言质而绮,简而不烦,如高人韵士,深衣幅巾,不待有衮及绣,自然贵重。”[6]2832 “幽闲淡泊,如不设色之画,不糁之羹,有自然色味。”[6]2811可见刘克庄对平淡自然诗风的推崇和对诗歌刻意穿凿的强烈排斥。而严羽则以诗歌是否自然评定诗人的优劣。他说:“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2]151他比较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歌,指出谢诗不及陶诗的原因在于陶渊明诗贵自然,而谢灵运诗只是工于雕琢,难以超越诗歌自然的本有姿态。
  与严羽提倡自然,一味批判对于字词的雕琢、锻炼不同,刘克庄在反对过度雕琢锤炼的同时,更提倡自然是通过锻炼而达到的一种境界。其一,他提倡开掘被淹没的自然美,注重把粗糙的东西雕琢成精致的对象。他说:“学以积勤而成,文以精思而工。”[6]2479“(诗)必思索始高深,必锻炼始精粹。”[6]2750强调了炼诗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提出“旧读温寻浑不记,新吟锻炼久方圆”的诗法,意在将旧法融入新法之中,从而使诗歌提升一个境界。其二,刘克庄认为“锻炼”是提高诗艺十分重要的一环。要长期“锻炼”,才能达到专精的境界。他的很多诗歌都流露出他本人对于诗歌锻炼的推崇。他说:“从古文章要琢磨。”[6]1065 “精思巧斫诗家事,缪巾阳尊市道交。杜说新诗犹费改,韩评推字不如敲。”[6]998 “自古名家岂偶然,虽游于艺必精专。经生各守单传旧,围棋常争一着先。马老于行知向导,鹄腾而上睹方圆。殷勤寄语同袍者,努力磨教铁砚穿。”[6]1213“微露毫芒是奇怪,少加锻炼愈高深。”[6]707其三,刘克庄所谓的“锻炼”,求“工”是为了主“意”,“意”是整个诗歌创作的核心。他提倡“锻炼”,当然是要“炼意”为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余观古诗……不肯于片言只字求工。……君诗之病在于炼字而不炼意。……若意义高古,虽用俗字亦雅,陈字亦新,闲字亦警。君归而求之高,无对矣。”[6]2900-2901相比之下,刘克庄强调自然的效果与创作中的锻炼相统一是辩证的。
  五是对李、杜的评价。刘克庄和严羽都高度推崇李白和杜甫。刘克庄不赞同元稹的抑杜扬李说,他认为:“元微之作子美墓志铭,皆高古……则抑扬太甚。”[6]4582同时他纠正了宋人对李、杜的偏颇定位。如扬亿、欧阳修“不喜子美诗”,王安石“不喜太白诗”。刘克庄比韩愈更推崇李、杜,试图矫正宋人对李杜的过度批驳,从诗歌史的高度要求尊崇李杜。他在《又五言一首》中说:“甫白不可作,千年有废坛。”[6]1044又在《答方俊甫》中说:“李、杜坛高未易扳……李翱未可便兄韩。”[6]1147他称赞李白:“白也诗高有别肠,弃余分与老知章……便教百步亦穿杨。”[6]1049 “诗境高吟太白伦,梧州下笔李潮亲。”[6]823他称赞杜甫“谓与元气浮”,可谓给了很高的评价。刘克庄中肯地总结了前代的争议,也指导了后代对于李杜诗歌的评价。   严羽对于李、杜的评价则更高。他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2]8他从诗歌创作上强调师法李杜,所谓:“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2]1在诗论上也要以李、杜为准绳,他说:“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2]168严羽称赞李白:“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2]173在杜甫的品评上,溢美之词丝毫不亚于李白,他称赞杜甫:“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2]171(《沧浪诗话・诗评》)另外,他还专门考证李白和杜甫的诗作,将他认为是误入的作品一一剔除,他在《沧浪诗话・考证》中考《太白集》:“《少年行》,只有数句类太白,其他皆浅近浮俗,决非太白所作,必误入也。”[2]226考《杜集》“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决非盛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今世俗图画以为少陵诗,《渔隐》亦辨其非矣。而黄伯思编入《杜集》,非也。”[2]229可见他对李、杜二人的研究之深。
  六是对中晚唐诗歌的评价。刘克庄和严羽对中晚唐诗歌,尤其是对孟郊、贾岛、姚合等人都持批评态度。刘克庄批评孟郊、贾岛、姚合的诗歌损害了诗歌的自然美。他说:“万卷胸中融化成,却怜郊岛太寒生。”[6]508“卿云方荐汉郊庙,郊岛难鸣唐国家。”[6]734他批评孟郊诗歌艰涩有损自然,而贾岛则是雕琢破坏自然,并提出郊岛“才思窘狭”:“郊岛诗极天下之工,亦极天下之穷,方其苦吟也……做成此一种文字,其人虽欲不穷,不可得也。……夫子曰:‘辞达而已矣。’”[6]2603-2604他还批评学习贾岛的永嘉诗人说:“如永嘉诗人,极力驰骋,才望见贾岛、姚合之藩而已。”[6]2427表达了自己对于郊岛一派的不屑。而严羽对孟郊、贾岛等人的批评则更为尖刻,他说:“李、杜数公,如金鸡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2]177同时,他对近人学郊岛诗风也提出了批评:“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2]27严羽认为郊岛的诗风并非正道,四灵诗人等学郊岛是误入歧途。
  严羽虽然受到了刘克庄的影响,但相比之下,刘克庄对中晚唐诗歌的评价比严羽更具有辩证性。严羽虽然肯定晚唐有一二好诗,但基本上否定了晚唐诗歌,而刘克庄则能看到晚唐诗歌中的过人之处,如他肯定晚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温庭筠和李商隐。他说:“二人记览精博,才思横溢,其艳丽者类徐、庾,其切近者类姚、贾。义山之作尤锻炼精粹,探幽索微,不可草草看过。”[6]4646对二者的评价也相当中肯。刘克庄对贾岛、姚合等人的创作风尚 (即“唐律”、“晚唐体”、“晚唐诗”)既高度评价、积极肯定,又严厉批评、明确针砭,而不像严羽那样全盘否定。在“唐律”的创作上,刘克庄注重诗歌讲究抒情,重视韵味的优点,藉以反拨理学诗、江西诗派“锻炼精而情性远”的不良倾向。在风格上,他称赞“唐律”清丽流畅,韵味天然,生姿摇曳的风格。他评价唐律“皆轻清华艳”,“非不娱耳而悦目”、有“寒俭刻削之态”,并能客观地评价晚唐诗风对宋诗的影响,如“唐律”对四灵、江湖诗人秀美清丽、精细纤巧风格的影响等。在语言的塑造上,刘克庄重视“唐律”精工的句律、和谐的音节。他说:“余闻诗人警句,皆旬锻月炼,呕心搜肠而成,盖有逾岁始补足一联者。此集百七十余篇,少亦费十年功夫。”[6]2833与严羽对于晚唐诗歌的基本否定相比,刘克庄对晚唐诗文的取舍就显得更为全面和透彻。台湾学者张健说:“沧浪反江西,是扬唐抑宋;反四灵、江湖,则又是尊盛唐卑晚唐。”[3]110这是很贴切的。与刘克庄相比,严羽确实是“尊盛唐卑晚唐”。
  三、戴复古与严羽的异同
  戴复古一生不仕,浪游江湖,后归家隐居,是著名江湖派诗人。曾从陆游学诗,作品受晚唐诗风影响,兼具江西诗派风格,部分作品抒发爱国思想,反映人民疾苦,具有现实意义。在诗论方面,戴复古的《论诗十绝》在诸多方面与严羽的《沧浪诗话》有着诸多相似和相通之处,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表明两人在交往中谁影响了谁,但戴复古作为严羽的前辈,我们有理由相信,一般说来严羽更多地受到了戴复古的影响,至少戴复古对严羽是有所影响的。
  严羽在经历方面与戴复古是相似的,两人有过亲密的交往,感情深厚。1220年(嘉定十三年),严羽到江西临川与戴复古相聚、论诗,写下了《逢戴式之往南方》一诗以记其事。戴复古也写了《祝二严》,表达了对这位晚辈的敬意,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除上述两诗外,严羽的《送戴式之归天台歌》、《天末遇周子俊自在还言石屏消息》等作品和戴复古的《江上夜坐怀严仪卿、李友山》等诗篇都是两人友好关系的见证。戴复古《祝二严》:“……我老归故山,残年能几许。平生五百篇,无人为之主。零落天地间,未必是尘土。再拜祝二严,为我收拾取。”[7]20戴复古在归隐时仍不忘严羽,嘱托严羽整理其五百篇诗,可见其感情不一般。严羽《送戴式之归天台歌》:“手持玉杯酌我酒,付我新诗五百首。……君骑白鹿归仙山,我亦扁舟向吴越。”[8]104表达了严羽对戴复古的惜别、怀念之情。
  1234年冬,太守王子文邀严羽和戴复古饮酒作诗。这时严羽才二十来岁,戴复古已是赫赫有名的诗人。王子文爱诗,但倾向于江西诗派。严羽参禅理,提倡“妙悟”,力追盛唐,反对风靡一时的江西诗派。这一天,三人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戴复古倾向于严羽,反对江西诗派,但又不同意把诗说得太空灵玄妙,后来便作了《论诗十绝》系统地表达他对诗歌的见解,成为以诗论诗的杰作。《论诗十绝》序中说:“昭武太守王子文,日与李贾、严羽共观前辈一两家诗及晚唐诗,因有《论诗十绝》。子文见之,谓无甚高论,亦可作《诗家小学须知》。”[7]262《论诗十绝》是戴复古与严羽等人共同赏诗、切磋的结果,从中可见戴复古的《论诗十绝》与严羽的《沧浪诗话》在诗论思想上既相通又相异。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戴复古和严羽都非常推崇李、杜。戴复古把李、杜放在极高的地位,他曾在《论诗十绝》中说:“举世吟哦推李杜,时人不识有陈黄。”[7]262他还将严羽比成“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昂”。严羽曾云:“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2]8可见严羽对李、杜的评价极高,只有李、杜二人才能达到传神的极致。“李、杜数公,如金鸡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2]177严羽将晚唐孟郊、贾岛之流与李杜作对比,衬托李杜作诗气势雄伟,透彻精辟;并将李杜诗作为评判诗歌好坏的标准,“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2]168,可见其推崇程度。
  其次,戴复古和严羽在以禅喻诗方面是一致的。戴复古《论诗十绝》云:“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有时忽得惊人句,费尽心机做不成。”可见戴复古以禅喻诗,强调注重妙悟,不拘泥于“文字”。而在写作风格上则推崇自然的写作风格,讲究自然天成。严羽《沧浪诗话》云:“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2]11严羽以禅学大乘、小乘的观念与诗歌的好坏一一对应,并提出禅道要妙悟,同理,作诗也要妙悟,只有通过妙悟,才能还原诗歌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推崇一种自然天成的写作风格,不拘泥于文字及用典。
  第三,在吟咏性情方面,戴复古和严羽的思想是相通的。戴复古云:“陶写性情为我事,留连光景等儿嬉。”[7]263“诗本无形在窈冥,网罗天地运吟情。”[7]263严羽则云:“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2]26在这里,严羽直接点明诗歌的抒情作用,唐人诗歌的长处就在于他能以吟咏性情为主,言有尽而意无穷,不像宋朝诸如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第四,从创新方面看,戴复古和严羽都强调要创新,但论证的方法不同。戴复古说:“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7]263他指出,作诗不能人云亦云,应该是由自己内心所阐发的真实感受。严羽则批评江西诗派:“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2]26可见严羽虽没有正面论证诗歌要创新,但是严羽通过批判江西诗派,作诗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照搬古人的行为,表明自己认为诗歌创作要有自己想法的观点。
  第五,戴复古和严羽都追求气象雄浑,但二人的侧重点又有差别。戴复古说:“曾向吟边问古人、诗家气象贵雄浑。”[7]263戴复古明确指出气象雄浑是诗歌创作的崇高境界。严羽说:“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2]144严羽认为气象的不同区分了诗歌的不同层次,可见气象的重要性。“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2]158正因为汉魏具有如此雄浑的气象,才使得后人无法采摘。
  江湖诗人活跃诗坛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是当时诗坛的主要力量。尽管后人对于他们的诗作常有讥评,但却不能不承认他们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江湖诗的纤巧、真率和平俗,打造了一种不同于一般追求出仕为官的文人士大夫之审美趣味。他们在情感上露而尽,在描写上切而近,也受到许多人的接受和喜爱。而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系列见解,对于严羽的《沧浪诗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应当引起人们一定的关注和思考。李锐清在《沧浪诗话的诗歌理论研究》中说:“《沧浪诗话》借用时人的理论和术语的地方很多,只不过严羽借用后加以改造,并且换作另一个方向,令人不能觉察罢了。尤其是他所反对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借用得较多。”[4]61我们通过上面的研究可以发现,严羽从诗歌创作角度所批评的江湖诗派,在诗歌理论上对严羽有着相当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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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宋]戴复古.戴复古集[M].吴茂云,郑伟荣,校点.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8][宋]严羽.严羽集[M].陈定玉,辑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黄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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