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嘉庆年间敕封吕祖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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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嘉庆年间，因大臣奏报吕祖有保佑河堤巩固之功，清廷敕封口口祖，并列入祀典清廷敕封吕祖后，各地掀起了兴建和修缮吕祖祠的热潮。
　　清朝嘉庆年间，因大臣奏报吕祖有保佑河堤巩固之功，清廷敕封吕祖，并列入祀典。
　　嘉庆九年（1804），清朝大兴河工，治理运河与黄河。江苏淮安府清河县清江浦，是江南河道总督的驻节之地。据说清江浦吕祖庙应士绅祈祷，特别灵验，于“保障堤防”，有默佑之功。清廷乃在吕祖原有封号上加“燮元赞运”四字，并将清江浦吕祖庙列入祀典。关于此事，我们来看嘉庆道光年间一些文献的记载：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六二《礼部・群祀》载：“九年（1804），敕封燮元赞运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庙祀江南清河县。”下有案语说：“神吕姓，名岩，唐进士，成道济世。元封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至是，因祈祷晴雨，保障堤防，有求辄应，以清江浦士民所建庙宇，列于祀典，敕赐封号‘燮元赞运’。”后面正文接着说：“又奏准，各省原有纯阳帝君庙宇，应令该地方士民自行供奉，由[礼]部通行各省遵照。”
　　嘉庆十四年（1809）许源撰《万景楼记》说，四川荣县城西凤栖山万景楼，于该年重建落成，“适吕仙奉诏列入祀典”。
　　嘉庆十六年（1811），内务府三品衔热河总管嵩年撰《重修紫极阁并建灵姑殿碑记》（此紫极阁在北京昌平）说：“甲子（1804）季冬，吕祖于淮郡应祷示灵，经绅耆吁恳，钦差邢部尚书姜公讳晟等奏，奉敕下大学士会同礼部议准，锡加封号，以清江浦庙列入祀典。钦定‘燮元赞运’四字，加于元时封号‘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原衔之上。”
　　嘉庆十九年（1814），四川布政使方积撰《敕建崇祀》碑，记载了朝廷给各省敕令的内容：“查嘉庆十年（1805）奉准部咨，饬令各省直地方通祀吕祖师，并酌定祭品用蔬果等物，于春秋每岁仲月，自行诹吉致祭。”又载：“嗣于嘉庆十四年（1809）十一月二十九日准礼部咨，议覆姜（即姜晟）等奏请吕祖加封尊号，并请敕建崇祀，奉旨，依议圈出‘燮元赞运’四字加于‘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原衔之上，设牌供奉。其祭祀日期，照各省御灾捍患诸神之例，听该督抚于每岁春秋仲月诹吉致祭，应用祭品，仿真武庙例，用咨饬遵照，并晓谕地方士民，一体遵照办理。”
　　嘉庆二十四年（1819），石韫玉代江苏巡抚撰写的《重修福济观吕祖师大殿记》（此福济观在苏州）说：“粤维嘉庆十年（1805），尚书姜公晟奉命观河归，以纯阳吕祖师灵佑之功敬告天子，有诏于淮阴建祠崇祀，钦定‘燮元赞运’之号，冠诸原衔之上，仍令直省大小守土之吏，各于有庙处所，春秋仲月诹吉致祭，三献九拜如礼。惟祭物止用果品糕饼，不具牲牢，以符真一清静之化。”
　　道光四年（1824），曾燠撰《赞化宫碑铭》（此赞化宫在扬州）说：“嘉庆九年（1804），南河有大工，紧惟吕祖之灵，既安既固，河臣列上其事，仁宗睿皇帝特加‘燮元赞运’封号，崇祀淮浦，并诏各省原立庙宇，一体奉祀。”
　　道光年间杨佩芝撰《创修吕祖祠记》（此吕祖祠在四川犍为县）说：“敕封燮元赞运警化敷佑吕真君，护国佑民，灵应昭著，祠宇遍天下。嘉庆十一年（1806），奉文加封尊号，载入祀典，春秋致祭。”
　　道光年间洪运开撰《吕仙祠碑文》（此吕仙祠在四川蓬州）说，清朝“群祀毕修，百灵效命，吕仙踪迹，屡见江淮间，黄河安澜之庆，仙实助焉”。“嘉庆十一年（1806），河督徐（即徐端）疏请列入祀典。”
　　以上文献关于清延敕封吕祖及令各地祠祀的记载，在时间上颇有出入，有嘉庆九年、十年、十一年、十四年等多种说法。嘉庆九年，大臣上奏请封之事，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但因为上奏之时，已是年底，故批复下来，可能已到嘉庆十年。四川布政使方积所载嘉庆十年饬令，乃是上司发下来的朝廷公文，应该不会错。但他又记载了嘉庆十四年的饬令，为何会有两次饬令？
　　按，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川崇庆州万寿宫所刻《吕祖汇集》，卷一载有礼部颁祭公文，兹全文照录：
　　署督部堂瑚为知照事：嘉庆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准礼部咨，开祠祭司案呈本部咨前事一案，相应抄单，行文该督遵照可也。计粘单一纸，内开准江南总督徐咨，准礼部咨，议覆姜等奏请吕祖师加封尊号，并吁请敕建崇祀一折，业经具奏，载入祀祭，奉旨依议，钦此。嗣经内阁奏请，钦定四字，加于原衔之上，行文该督等，即遵旨于淮郡敕建崇祀，至各省原有庙宇，应令该地方士民自行供奉，一体遵照等因，奉朱笔圈出‘燮元赞运’四字，业经钦遵，加于原衔之上，建设牌位供奉，各在案。伏思清江浦吕祖师庙，既经奏准奉旨敕建崇祀，除各省原有庙宇，遵照令该地方士民自行供奉外，惟春秋祭祀日期，及应用何项祭品，未奉酌定，应请核示，以便画一遵照。所有春秋祭日，应否定于二月初四、八月初四日奉行，其祭品应否酌用蔬果苹蘩十二器，理合咨部请示等因前来。查直省致祭御灾捍患诸神，均用羊豕，惟查《会典》所载致祭真武庙，用果实等品，吕祖师庙既据该督咨称，祭品酌用蔬果等物，应仿照真武庙之例办理。相应抄录粘单，移知该督遵照。再，直省御灾捍患诸神，其祭品日期向不由本部颁发，应听该督于每岁春秋仲月自行诹吉致祭，并知照各省可也。祭品：果品五：核桃、枣、荔枝、圆眼、栗各一盘，馒首五盘，糕五盘，饼四盘，高顶一盘等因，咨院转饬遵照，并晓谕地方士民，一体遵照办理毋违。
　　根据《吕祖汇集》所载颁祭公文，可知《重刊道藏辑要》所载方积撰《敕建崇祀》碑中，所谓“嗣于嘉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准礼部咨”，“嘉庆十四年”实为“嘉庆十年”之误。这也就清楚了，没有两次饬令。光绪二十三年（1897）芮福森撰《重建二仙庵吕祖殿碑记》也载：“嘉庆十年奉敕加封‘燮元赞运警化孚佑帝君’，列入祀典。”
　　根据《吕祖汇集》所载颁祭公文以及内务府三品衔热河总管嵩年撰《重修紫极阁并建灵姑殿碑记》、石韫玉撰《重修福济观吕祖师大殿记》、四川布政使方积撰《敕建崇祀》碑，奏请敕封吕祖的是姜晟。因此，洪运开撰《吕仙祠碑文》说“嘉庆十一年（1806），河督徐疏请列入祀典”，是错误的。 　　按，《仁宗实录》载，嘉庆九年九月甲辰，“以江南河口一带淤浅，空运不能进口（指返回江南的运粮空船不能进入河口），命刑部侍郎姜晟驰往查勘”。己酉，“以邢部左侍郎姜晟为尚书”。姜晟自撰年谱也载，嘉庆九年“九月奉旨，江南河口一带现有淤清，着派侍郎姜晟驰驿，前往查勘”，工竣后，“奉旨升授邢部尚书”。
　　根据嵩年撰《重修紫极阁并建灵姑殿碑记》，嘉庆九年，姜晟以钦差大臣身份视察河工，清江浦绅耆以吕祖灵验之事相告，吁请朝廷敕封，姜晟遂上奏请封，获钦定“燮元赞元”四字，并将清江浦吕祖庙列入国家祀典，各省吕祖庙则由地方官致祭。
　　徐端任江南河道总督后，又行文礼部，请示祭祀吕祖的日期及所用祭品。礼部答复，日期由地方官自定，祭品则仿照真武庙例，用素食蔬果。儒家祭祀，历来用猪羊等牲畜，而吕祖庙祭品用素食蔬果，显然是遵照道教奉神的传统。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都二仙庵立成都知县告示碑说：“嘉庆十年准礼部咨，开江南总督徐奏，吕祖在河工显昭灵异，请加封号，奉旨依议，敕建崇祀。”这里所说有误，江南河道总督上奏的事情，不是请加吕祖封号，而是请示祭祀吕祖的日期及所用祭品，加封号的事情姜晟于嘉庆九年底已经上奏了。
　　咸丰年间陆畿撰《新建纯阳阁碑》（此纯阳阁在四川汉州）说，纯阳祖师“自唐以来，度人救世，历显灵异，于国朝为尤著。乾隆五十一年（1786），金川平，敕封燮元赞运警化孚佑帝君妙行天尊”。乾隆五十一年敕封之说，显然是误传。
　　光绪《鹿邑县志》卷三说：“孚佑帝君庙在文昌宫东南，始建未详。乾隆十五年（1750）奉文通祀，岁以春秋二仲上旬四日（即二月初四、八月初四）及四月十四日神诞日祭，不用牲牢。”这里所说的乾隆十五年奉文通祀，应为误传。
　　同治《茶陵县志》卷十一和光绪《兴宁县志》卷九均载有朝廷颁布的祭祀吕祖祝文，其辞曰：“惟吕祖系出三唐，道高四始。箫传鹤籁，邺侯之风骨早成；策射骊珠，元礼之科名久擅。挂黄冠以去，影谢花砖；从赤松而游，心希蓬峤。御大灾，捍大患，翊熙朝而妙用无方；春献祠，秋献尝，执豆笾而鉴观有赫。新庙弈弈，来格祈祈，尚飨。”祝文中的“三唐”，即初唐、中唐、晚唐，指唐朝。“四始”指《诗经》“风”、“小雅”、“大雅”、“颂”的首篇，这里意指吕祖通晓诗书。“邺侯”即唐朝宰相李泌，道士出身。
　　在向朝廷请封吕祖的当年，江南河道总督吴礅即在浙江平湖兴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吕仙观。据光绪《平湖县志》卷二记载：“吕仙观，在东湖栖心寺后，放生院南，嘉庆九年（1804），南河总督吴礅创建大殿三楹，植梅数百株，四围缭以短垣，名东南第一观。”
　　清廷的敕令中说，各省原有吕祖庙，令地方士民自行致祭。但既然清廷敕封吕祖，并列入祀典，一些地方便非常重视，指定或新建吕祖专祠。今就笔者阅览所及，略述如下：
　　嘉庆十年（1805），江苏仪征县士绅在该县南门外纪寿宫旁建吕祖祠。
　　嘉庆十四年（1809），许源撰《万景楼记》说，四川荣县城西凤栖山有万景楼，已废，嘉庆十三年（1808）民和年丰，于是重建斯楼，次年落成，“适吕仙奉诏列入祀典，而邑无旧祠，因肖像于最高之层，颜山门曰‘纯阳阁’，而楼名仍其旧”。
　　嘉庆十九年（1814），四川布政使方积撰《敕建崇祀》碑说，成都府华阳县令刘炯在接到立祠祭祀吕祖的敕令后，查得本城向有纯阳观旧祠，因地基褊窄，庙堂朽坏，难以修葺，而二仙庵前殿专祀吕祖，庙宇巍宏，遂禀督宪，以后凡遇春秋祭典，即于二仙庵致祭。而二仙庵既为吕祖专祠，则二仙之名，未免混淆，应于庙门悬挂纯阳观三字匾额，后殿则仍名二仙庵，以存其旧。嘉庆十九年，四川省布政使方积奉总督常明批准，遵照办理。
　　嘉庆年间赵秉榕撰《吕祖祠碑记》说，他于嘉庆丙子（1816）秋任四川荥经县知县，“因思吕祖庙久已奉敕建修，何此地竟缺祀典”，于是在河神祠后建吕祖祠。又说：“吕祖显应清江，崇加徽号，作中游之砥柱，孚灵佑于金汤，宜夫祀事孔明，馨香勿替”。
　　道光四年（1824），盐政曾燠将扬州乐仙坛改建为赞化宫，奉祀吕祖。曾燠撰《赞化宫碑铭》说：“赞化宫者，扬州新建奉祀吕祖之所也。……扬州属邑，类皆有吕祖专祠，独郡城向只附祀于南门新桥之文昌宫，不蠲不肃，不称咸秩无文之义。”于是，他于道光四年，会同都转运使张青选、知府黄在厚等，将乐仙坛改建为赞化宫。
　　道光年间杨佩芝撰《创修吕祖祠记》说，四川犍为县尚未设立专祠，道光七年（1827）他任犍为县知县，次年发起创修吕祖祠于文昌祠西偏。
　　道光年间洪运开撰《吕仙祠碑文》说，“蓬州旧有吕仙阁，不知毁于何年，虽奉大文（指朝廷敕令崇奉吕祖之文），阙略如故”。他任蓬州知州七年，江水极涨，绝不入城，于是认为“安知非吕祖燮赞之所致”？道光九年（1829），州人重修吕祖祠。
　　可见，嘉庆年间清廷敕封吕祖后，各地掀起了兴建和修缮吕祖祠的热潮。
　　又据《宣宗实录》载，道光十八年（1838），江南河道总督完颜麟庆上奏：清江浦有赞化宫一所，供奉纯阳吕祖。每遇河湖异涨，风雨愆期，祈祷响应，请朝廷颁赐匾额。清宣宗览奏后，下谕旨说：神灵显应，福佑生民，宜申虔敬。该处于嘉庆年间，既奉有御书“妙契元机”四字匾额，已足以肃观瞻。著该河督敬谨崇奉，以迓神庥。将此谕令知之。
　　（作者单位为中国道教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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