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的民族志书写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沈从文文学创作和文化书写活动的文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表达文化思考的文学文本，二是用文学手段写成的文化文本，即民族志文本；二者共同指向对湘西及现代都市的文化思考，两类文本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志特征。沈从文民族志书写特征的形成原因在于其在跨文化生活经历中形成的相对主义文化思想以及与文化的内外部视域的结合，这是沈从文在表达活动中自觉地进行文体实验的必然结果。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民族志特征与民族志写作中的诗学特征的结合是沈从文文化思想、审美思想与艺术思想及其表达在中国现代独立特行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沈从文；民族志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6001409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的艺术家之一。沈从文能成为世界级艺术大师的原因，在于其文学创作思想特立独行，在地域、民族的特殊性与人性表达的普适性之间形成了有机的统一性，在艺术创作风格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形成了高度的融合性，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沈从文对文体的实验和创新，其文体实验的自觉意识表现在他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力图打破传统文学文体的限制，不断拓展文体的表达功能，最大限度地发展文体的表达能力。文学是全息记载文化信息的最为生动有效的样式。沈从文通过文学手段，对都市文化、湘西地域文化以及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详细记录，文本的文化意蕴丰富。他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文化记录，更是文化思考，有比较鲜明的民族志特征，可称为广义的民族志。另外，他的许多作品，比如《大小事情》、《夜的空间》、《湘西》、《川南内江县第四区的糖房》等作品本身就是书写某种文化样式的民族志文本。
学界常从艺术、文学或审美的角度来界定沈从文的书写活动，但笔者认为，沈从文在书写活动中文体实验性很强，其文本不仅有文学文本，也有文化文本，其中也包括了民族志文本。沈从文的民族志书写对于理解中国民族地区特别是湘西地区的文化变迁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沈从文具有民族志性质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性很强的民族志作品来说，已经超出了文学理解的问题和范畴，也超出了文学理论的视野，应该在更宽的文化和文学的双重理论视野中去理解和诠释。沈从文在跨文化生活经历中，逐步具备了文化的内外部双重视域，既具有一种本土视域，能从文化的内部展开对本土文化的民族志书写，也能从外部对该文化进行冷静、客观与科学的分析。沈从文的文化思想中，具有内外部文化视域融合的特征，这种视域融合特征是文化书写者应该具有的理想状态。在内外部文化视域的融合之下，沈从文的书写文本游走在文学文本和民族志文本之间，其文学文本具有鲜明的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特征，其文化文本也具有比较鲜明的诗学特征，两类文本构成了互文本关系，一起建构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本论文目的在于通过对沈从文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文化书写的民族志特征及其价值进行梳理，来探讨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和文化成就的内在根由与表现形态，以利于进一步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文化书写活动进行全面研究。
一、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民族志特征
沈从文是伟大的文学艺术大师，成就其伟大的原因在于其深刻的文化思想和特殊的文学表达。就文本而言，其文学文本有比较鲜明的文化属性，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化人类学一般主张对文化信息的客观实录，但是这种科学的客观实录的主张在民族志书写中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其原因有二：其一，人类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大量的非语言的或不可用语言来表述的文化样式和审美样式；其二，此类文化信息和审美信息是不能全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来处理的。那么怎样有效记载和描述这些带有经验性的文化信息和审美信息呢？那就要考虑采用非科学实证的方法，即采用主观的甚至充满想象的诗学的方法。事实上，人类学学科的民族志发展历史情况也表明，人类学诗学的方法对民族志的书写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文化书写中，文学的方式、艺术的方式或者说诗学的方式是不能被那些科学实证的表达方式所替代的。
尽管文学形式的人类学作品和人类学化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不管差别如何存在，二者共同的指向都是人类文化，关注的都是人类的生命、生存与发展等问题。人类学中诗学的运用体现了人类学学科对充满了诗意的各种文化事像的关照，也体现了在学科理论与方法上力图用艺术的形式来表达社会生活中的不清晰的、隐喻的那些文化信息的重要性。学界曾经提倡人类学的写作回归到文学。所谓回归文学就是用文学的样式来丰富人类学的表现手段，用文学诗意的描述方法来重构人类学文本样式，来传达田野工作的信息，以此来恢复人类学的文学本性。许多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不但形成了民族志作品，同时也采取了用诗性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化的思考，形成了文学性很强的民族志文本，如弗雷泽的《金枝》和林耀华的《金翼》，而在中国现代，郑振铎、闻一多、沈从文等人也大量地运用散文笔调书写人类学相关知识，形成了文学性很强的民族志文本和文化属性很强的文学文本。
沈从文用散文、小说等文体样式，采取实验写作的方式，记录了湘西大量的地方性知识。虽然有人会因为文学艺术的虚构性和想象性对沈从文用文学创作的形式记录的文化信息的可靠性产生质疑，但我们应承认，沈从文的文学作品确实具有客观纪实性，又充满了想象力，他的作品全方位和深入地对湘西以及都市文化的描述，这是传统的民族志文本不可替代的文化文本样式。对湘西的民族志书写文本不止一个，但是用文学艺术手段对湘西文化进行书写与反思得这么全面和深入的，在现代文学中，沈从文是唯一的。文化人类学学界一般认为，人类学者的工作就是选择一项引起他注意的文化事像，然后以他详尽的描述并赋予说明性，以便告诉他的读者理解他所描述的文化的意义。如果用人类学家的要求去对照沈从文的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活动的话，沈从文也在承担类似于人类学家的工作职责。沈从文的许多作品，我们可以视为人类学化了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他的散文，文化记录、文化书写与文化思考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正基于此，学界对沈从文的散文往往以文化散文或者历史散文称之，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需更进一步理解沈从文文学创作背后的文化思想要素，包括人类学思想。沈从文在他的文化人类学思想的驱使下，其文学作品才具有了强烈的人类学性质，其文学文本才渗透了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元素。 文化人类学元素在沈从文文学文本中的渗透，具体体现在他对湘西文化进行理解和诠释时，自觉地采取了人类学的文化书写方式，其中重要特征就是采取了民族志书写方式，对湘西的本土文化进行深度细描。例如，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有对碾坊这种生产工具以及围绕碾坊的生产与生活样式所进行的记录和描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沈从文在1931年9月15日发表于《文艺月刊》第2卷第9号的作品《三三》中对碾坊的描写。沈从文在该作品中对榨油这种生产活动进行了深度描写，具有比较鲜明的地方文化志特征，真实记录了榨油的油坊所处的地理位置、榨油的人、榨油的场景、油坊里基本的器具、榨油的整个详细过程、榨油时的劳动歌曲等等。这种简单落后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也决定了湘西那种简单、平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来说就是，古老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湘西这个地方曾经的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而形成于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湘西的各种文化样式的基本内涵上也就具备了传统性与古朴性。湘西文化的传统性首先来自于生产方式的传统性。所以碾子成为了湘西的文化象征，沈从文文学作品中对碾子的描述也就凸显出了其鲜明的文化价值。
再如，沈从文在诸多的文学作品中对自己成长地凤凰的古碉堡的描述，也是一种地理文化志形式的描写。古碉堡是残存于武陵山区很重要的历史遗迹，其中关涉到历史、经济、政治、军事、建筑、民族关系以及民族审美文化与艺术等，沈从文对碉堡群的文化志的书写对于挖掘整理武陵山区的历史遗产具有特别的意义。例如在《从文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中对碉堡所在的地理位置、分布情况，碉堡的军事价值和意义，碉堡对苗族人民的心理沉淀，碉堡的历史和现状等都做了详细的介绍：“一个好事人，若从一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箪’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三五千人口。……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五百以上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一百七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这个地方的人并不是外人所误解的个个充满匪性，而有的是温情和诚信，让人放心可靠，具有安全感。”沈从文在该文学作品中情感性因素占主要地位，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作品中对湘西的古碉堡的描述的文化意蕴。笔者认为，随着武陵山区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沈从文文学作品的这种文化意蕴的价值与意义就会进一步地凸显出来。
当然，沈从文用文学手段所创造的文化文本和人类学学科本身的田野调查后形成的民族志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点对照阅读关于湘西还傩愿仪式的记录，就可以知晓对于同一文化事像的不同文体的表达与记录样式之间的差异与相似所在。石启贵作为人类学家，在其民族志作品《湘西调查报告》中对还傩愿这种地方文化样式进行了客观描述（限于篇幅，本论文不做整体转述，只以其记录的法事仪式开始发鼓阶段的描述为例），石启贵的民族志记录是：“发鼓。布置就绪之后，开锣发鼓，放爆竹，吹羊角，擂鼓三通，吹角三声，烧香纸，敕水碗，收做藏身，老师穿红衣，戴红帕冠叉，领口插马鞭，左手执柳旗，右手执师刀，请神下降，献茶祭酒，庆贺唱之。”[1]479而沈从文的文学描述是：“巫师换上了鲜红如血的缎袍，穿上青绒鞋，拿一把铜剑，一个牛角，一件用杂色缯帛作成的法物，（每一条彩帛代表一个人名，凡拜寄这个神之子作义父的孩子，都献上那么一条彩帛，可望延寿多祜。）助手擂鼓鸣金，放了三个土炮，巫师就全幅披挂的上了场。起始吹角，吹动那个呼风唤雨召鬼乐神的镂花牛角，声音凄厉而激扬，散播原野，上通天庭。用一种缓慢而严肃的姿式，向斗坛跪拜舞踊。且用一种低郁的歌声，应和洪壮的金鼓声，且舞且唱。第一段表演仪式的起始，准备迎神从天下降，享受地上人旨酒美食，以及人民对神表示敬意的种种娱乐。大约经过一点钟久，方告完毕。法事中用牛角作主要乐器，因为角声不特是向神呼号，同时事实上还招邀了远近村庄男女老幼约三百人，前来参加这个盛会！”[2]159
石启贵在其民族志作品《湘西调查报告》中首先解释了傩神的名称，对傩神祭祀的场所进行了介绍，然后介绍了还傩愿的规模和大致的祭祀用品，最后分别记录了还傩愿仪式所用的设备和祭祀的方法。祭祀设备主要体现在神坛布置上，布置好之后，然后描述了还傩愿仪式的过程。仪式过程首先是发鼓，然后是法师行动过程以及名称以及还傩愿的贺客情形，最后是其他人向傩神求愿的程序。石启贵的民族志描述注意到了该文化样式的整体性，描述也尽量做到客观和冷静，避免感情因素的介入，这是标准的人类学学科式的民族志写作。而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中对还傩愿仪式的记录，重在还原该仪式的生发场景，也就是说是在该仪式的生活场景中去描述，这种描述带有比较鲜明的主观因素和文学性甚至诗性，显得生动，主观性强，而且更具有生活原生态性。沈从文是把该仪式放在了生活本身，回归到了该仪式所存活的生活场景中。笔者认为，石启贵作为人类学学者的民族志的描述庄重有余，活力不够，和生活场景是一种疏离的关系。沈从文的文学描述比石启贵的民族志描述更为详细和全面，这种描述亲近了该仪式的生活场景，具有一种活力和表现力，更具动感，而且描述出了民族志写作中无法描述的那些文化经验性的东西，比如号角的作用，不仅仅是向神打招呼，而且也是向周围村子的人预告，这就对号角的作用进行了一个文化持有者的主位理解和阐释，因为对于还傩愿仪式中的号角的作用的描述，在石启贵的民族志书写中是无法这么细腻地介绍的。沈从文的文学描述是这种仪式的生活还原，而不是仪式与生活之间的抽象疏离。对文化样式的生活还原而显得生动形象，这就是用文学手段去描述文化事像的优势所在。 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推介，在于让外人了解湘西，理解湘西，从而正确地对待湘西，以有利于当时的全民抗战的政治形势，也有利于国家整体的长远发展。在湘西地理位置凸显的时局下，沈从文认为，对于湘西的了解对国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沈从文对《湘西》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性非常清楚，他在《湘西・题记》中也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这部作品的基本意图，“任何部门的专家，或是一个较细心谨慎的新闻记者，用‘湘西’作题材，写成他的著作，不问这作品性质是特殊的或一般的，我相信，都重要而有价值。因为一种比较客观的记载，纵简略而多缺点，依然无害于事，它多多少少可以帮助他人对于湘西的认识。”[4]329沈从文希望读者读了这部作品之后，不再对湘西抱有以前的那种误解，没有担心地愉快地来到湘西或者经过湘西，或者到湘西旅游，“本文的写作，和一般游记通讯稍微不同。作者是本地人，可谈的问题极多，譬如矿产，农村，教育，军事，一切大问题。然而这些问题，这时节不是谈它的时节。现在仅就一个旅行者沿湘黔公路所见，下车时容易触目，住下时容易发生关系，谈天时容易引起辩论，这一类琐细小事，分别写点出来。作为关心湘西各种问题或对湘西还有兴味的过路人一分‘土仪’。如能对于旅行者减少一点不必有的忧虑，补充一点不可免的好奇心，此外更能给他一点常识――对于旅行者到湘西来安全和快乐应当需要的常识，或一点同情，对这个边鄙之地值得给予的同情，就可说是已经达到拿笔的目的了。”[4]335沈从文的用意就在于告诫当局者，对湘西要抱有一种客观的态度，因此在处理湘西问题的时候多一点理性的政策，要以史为鉴，这样才能实现民族之间的和谐，才能稳定湘西，才不至于引起湘西的激变，“只要在上的不过分苛索他们，鱼肉他们，这种勤俭耐劳的人民，就不至于铤而走险发生问题。”[4]354
其次，就书写内容来说，《湘西》是对湘西的文化事像及精神特征进行客观记录、如实介绍，这是构成民族志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湘西在现代作为一种地理文化概念的形成，和沈从文密切相关。沈从文用艺术创作的形式，在湘西这种具体实在的地方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湘西的乌托邦审美世界，沈从文用他的作品描述了湘西文化的种种表现形式，也再现了湘西在历史过程中的种种遭遇，特别是近现代湘西的命运，对湘西作为民族区域地区的特殊遭遇做了深度的描述和反映。金介甫认为：“在沈看来，湘西是开发较早的汉族（从东北方迁来的主要民族）的文化边远地区，自古以来，汉族就跟至今仍然居住在他家乡西部山区的苗族比邻而居。在沈从文出生一百多年之前，苗族已经被汉人征服，但许多苗民仍然一直抗拒文化移入。所以按照沈从文的阐释，这片边远地区至今仍然是一个汇合点，各种生活方式可以在这里互相掺和、融合，而又互相排斥，而且还在按照沈从文表述的方式进行。对沈从文来说，湘西不但活生生地再现中国的伟大历史，还再现了在有历史以前的、为历史做基础的更大的原始力量，这股力量将再度推动历史前进。”[5]2沈从文在对湘西文化进行描述与解释的时候，他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了比较鲜明的民族志属性，甚至很多作品本身应该就是特征鲜明的民族志作品。而且我们不能忽略，沈从文甚至不自觉地采取了民族志小说或者诗歌等艺术形式在向我们表达对湘西这种区域民族文化的理解。至少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沈从文的《湘西》是石启贵等人类学学者所撰写的民族志作品强而有力的补充。
例如，沈从文在《湘西》中《常德的船》一文里面明确提出“要欣赏湘西地方民族特殊性，船户是最有价值材料之一种。”[4]339从船户角度来理解湘西文化中的独特性，这是沈从文作为湘西文化持有者和文化反思者才能做出的一种视角选择。在湘西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下，当时唯一的可靠的交通就是水运。对于船户和码头，对湘西的各条河流的水域的各种生活的记录，是《湘西》的主要内容，应该说这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资料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历史产物和意识形态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6]4343围绕船这样一种交通样式来充分地展开对湘西的文化、生活等真实状态进行客观实录，像这样对湘西文化的介绍的内容在《湘西》作品集中还有很多。
沈从文的民族志写作还体现在他的许多单个作品篇幅上。例如，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创作的小说作品《夜的空间》中，明确此文是用“一个平面的记录”[7]3的方式描述了中国解放前临江小镇典型的生活场景，有很强的写实性质。该作品没有一贯到底的叙事情节，没有一般小说中作为角色和行动元的主人公，只是一种对当时状况的一种记录，如果严格按照文体学常识，那就不是小说。不是小说，那是什么呢？散文吗？似乎也不是。因为作品中没有散文的那种形散神不散的特征，没有贯穿整篇文章的一个统一的内在精神或者感情性的东西，只有对于当时社会状态的客观记载。所以这样的作品如果用文体学的标准来界定，似乎什么都是，但似乎什么都不是。如沈从文在《大城中的小事情》中记录了国共冲突中的城市里的混乱的真实情况，没有情节结构，有的是对城市里各种情况的记载，反映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城市在国共冲突中存在的典型社会状况[8]425。该作品很难进行文体定位，但有比较鲜明的文化志写作特征。
沈从文的民族志书写意识，通过他后来的文化研究在延续。沈从文在解放后基本上放弃了文学创作，走向了文物工作。他的游记性书信体，延续了他文化书写的那种民族志特征。那些游记记录了中国解放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比如1956年10月10日在济南致张兆和信中，沈从文对济南当时各种社会和文化情况，进行了记录[9]10。也如《川南内江县第四区的糖房》[10]297，这是沈从文1952年参加土改期间根据调查，对当地的经济和糖业生产状况进行的研究结果；再比如，沈从文在20世纪60年代对四川内江糖的制作的调查所写出的关于糖的制作的调查报告，也是一篇典型的技术民族志作品。沈从文1952年2月2日在内江参加土改工作时写给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的家信，沈从文用书信形式记录了新中国成立时土地改革的情况，该记录具有鲜明的民族志价值与意义。 其三，民族志写作是沈从文文体实验的必然结果。沈从文的文体模糊问题只是一个表象，事实上，沈从文的文体模糊特征更能反映沈从文的文体自觉意识，而且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文体自觉。在文化表达活动过程中，沈从文并没有受限于文体的拘束，而是为了表达效果的需要，在不断进行文体实验，所以他吸收了古今中外的各种表达样式，在寻求自己的表达技巧以及表达效果。他寻求文体表达效果的思想支撑，来源于他的文化思想。沈从文为了表达其对湘西文化或都市现代文化的思考，在文本上，他在不断突破文学文本的界限，民族志特征越来越明显。在沈从文看来，文体不是死的，是为了表达的。文体是为了表达的需要，这是沈从文在文学创作和文化书写活动过程中进行的各类文体实验的根本出发点。而沈从文在不断地运用各种文体，也在不断尝试使用不同文体去书写他所理解的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实际上，从对文化的书写和表达来说，只要言尽其意，就不要拘于何种文体了，这是沈从文文体实验最终的意图，这也反映出了沈从文的文体最高自觉意识。
沈从文把文学当作个人表达的一种方式，在选择思想表达样式的时候，沈从文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文体的规定性，也没有被当时流行在社会中的各种主义或者抽象的文学理论所束缚。甚至对于当时文学各种规则，沈从文很少用被它们影响自己的文学创作，相反，他不断地在尝试思想表达的各种文体方式，他在对文体进行试验，不管是什么文体，只要能够抒发个人的情感，能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关注，能表达自己对不同种类文化的理解，他都不拘一格地采用。所以他在用自己的书写实践，在不断突破理论对文体的限制和要求。沈从文在用他的一生在追求思想独立之精神，同时也用他的一生在追求自由之表达。沈从文在《总结・思想部分》一文中对自己文体选择和思想表达之间的关系介绍了自己的想法：“中国部分史部和杂子书、佛经、中古小说、章回小说，在文体结构理解上，都用过一点心，并且有较多方面影响。古典文字的谨严、素朴、壮美，和乡村人民的俚语俗谚，有计划揉和或综合，作种种新的实验，来证实五四所提出的‘工具重造，工具重用’的原则，实支配我用笔学习的全面。”[12]101他在1928年5月发表在《新月》的《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的序里也明确说明自己对文学书写的自由态度以及写作和标准规则之间的关系：“只知道想写的就写，全无所谓主义，也不是为我感觉以外的某种灵机来帮谁说话，这非自谦也不是自饰，希望有人相信。我为了把文学当成一种个人抒写，不拘于主义，时代与事物论理的东西，故在通常标准与规则外，写成了几本书。《阿丽思中国游记》，则尤其是我走我自己的道路一件证据。”[13]145
在文学领域，沈从文是佼佼者；在文化领域，他同样也是优秀的研究者。沈从文在解放后进行了文物与文化工作，是他基本停止文学创作而转行的必然选择。不管是其文学创作还是他的文化研究工作，都内涵了他比较独立的文化人类学思想及视角。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原因和当时国家政策方面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界长期忽视民族志的作用，或者说民族志意识不强，导致对民族志的作用认识不清楚，理解不到位。人类学学科也曾一度被取消，那么对于中国本土产生的民族志作品的轻视是必然的，对于一些具有民族志作用的文学作品的忽视那就更在情理之中了。对于沈从文人类学思想及其表达文体样式之间关系的研究，学界没有来得及深入。在现当代文学研究活动中，对于沈从文文学创作和文化书写活动中的民族志价值和意义的探讨，学界也还没有来得及去思考。在人类学学科进行自我反思的文化背景下，在对沈从文研究的全面拓展和深入的研究氛围之下，我们有必要对沈从文的各种书写文本进行重新理解和解释，尊重事实，客观评价沈从文文学创作对于人类学学科民族志写作的积极意义，重新反思沈从文民族志书写样式背后的文化思想价值，以全面探讨沈从文文学创作和文化书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人类学史的双重价值和意义。
参考注释：
[1] 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 沈从文.凤子[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 沈从文.湘西题记[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 沈从文.湘西[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 [美]金介甫.沈从文传[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6]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7] 沈从文.夜的空间[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 沈从文.大城中的小事情[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9] 沈从文.19561010（1）致张兆和[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0] 沈从文.川南内江县第四区的糖房[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1] 黄平，罗红光，许宝强.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2] 沈从文.总结・思想部分[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3] 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序[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责任编辑：粟世来）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845935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