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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授篆制度研究》序

  一
  在我的著作中,这算得上写作时间最长的一本。本来的习惯,是确定一个选题后,用三四年时间收集资料,然后用数月时间写作并修订,30来万字的著作,差不多也便弄成了。若是驾轻就熟的题目,数月就完工。唯有一本《道教法术》,经历的时间多几年。那主要是等出版,实际写的时间也只有年把。然而,本书的写作,则前后经历了七八年,还不计动笔前的准备。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本人学养的限制,客观上此一题目不好写。我在书的正文中,已经对此一题目研究的实际困难作了介绍,且不来多说。这里只是稍述自己研究中的实况。
  我关注道教的符篆,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起初是对符产生了兴趣。对符稍稍探索之后,对于篆也开始注意起来。只是当时授篆与篥本身的问津者不多,我自己的疑问和寻觅也极浅,根本谈不上研究。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儒释道与中国民俗》、《道教法术》等书的完成并陆续出版,自己对于篆的兴味越来越浓。盖在这些书中,大量涉及符和用符,而历史上常符篆连称,可是虽然多次讲符,有时也说说“符篆概论”的题目,而对于篆实只数言带过,别说卑之无甚高论,连稍微深入也谈不上。所以内心总觉得自己欠着一笔学术的债务,总想着去还清它。20世纪末,对此一探究竟的冲动越来越强烈。遂留意于收集此一方面的资料,并注意现实中的动向。正好,2001年,中国道教协会在上海召开授篆工作会议,得以与负责此项工作的道教界负责人交换看法,了解情况。于是有了直接考察当代授篆活动的机会。对于这样一个研究课题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道教素有“道不外传’’的传统,不管对此如何评价,现实就是如此。没有与道长们的真诚交往,要深入到像授篆这样处于其宗教制度内核的层面,是根本不可能的。到了2007年,“道教授篆制度研究”正式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资料和研究环境上的条件,已经比较齐备。但是,正式深入开展,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项目的研究是做做停停。这一项目,深入到道门信仰和制度的核心,应当说,主其事者最有发言权,许多疑难问题可以通过向他们请教获得解决。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授篆制度已经旷缺40多年,当年参与过此项活动的老人极少,原存于嗣汉天师府等地的法篆连其刻板也被“文化大革命”的铁扫帚清理得干干净净。即使20世纪末修水地方的道士将部分法篆献给了天师府,但要想恢复其形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加严重的情况是,其仪式的恢复问题更多。在道教的系统中,经书、科书是实物形态的抄本或印刷品,若是失而复得,可以较好地研究、解读,其难在如何正确诠释;而仪式,除了科书的记载、规范,大量的是靠口耳相传,手把手地教。很多科书上只是载某一环节行持“如法”,若不明白其“法”是什么,任凭百般猜测,也难得确解。因为那“法”,指的是某种程序,以及在此程序中行持者的手、眼、身、口、步,有时还包括相关的心理活动。若不给你指明,那真是无从索解。道门中的许多东西,若仅靠长期的师徒秘授,尽管可以保证大致不走样,但也潜藏着失传的危险。比如,符的传授便是如此。符是根据创制者的某种宗教体验,和由此形成的思维逻辑加以创造和规范的,其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是符字。符字有音,所以最初是能读的。但是,其所使用符字的音、形,都出于自创,多数与通行字不同,其音只有创造者明白。数传之后,其徒孙、细孙遗忘其音,最后只知其形,无法再读。同时,画符过程,需要布气,布气之法也以秘授为主,数传之后失其法的,往往而有。授篆的仪式,内部包含着众多的成分。这些成分的具体做法以及先后衔接等,若没有权威的指导,极易失其原样,使继之者莫衷一是。此一情形,于我们的研究,当然很不利。
  所以,这一项目做得缓慢,几度处于停顿。好在努力并未停止,道门中的制度恢复也多少有了起色。法篆实物和仪式的举行,都有了较为完整的形态。尽管其间的缺失仍然相当严重,但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基本的条件具备了。研究对象本身的形态一旦确定,研究才有着力处。无论如何,不算前面的知识准备,从2006年立项开始,到2012年结项,凡6年,又修改一年,共经历7年,项目终于完成。
  二
  由于本书写成所经历的时间长,故研究方法的学习和使用,便有了更多的机会。本书是一个综合研究的成果。在研究的内容上常被拖进不同的领域,在方法上则逼迫自己,走出书斋,越过现有资料文献,寻找新的线索。同时,有时候还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一起探讨。
  宗教的研究,与哲学有很大不同。同样高高地耸立于九天云霄之上,处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最高处,两者有许多共通之处,但又有重大区别。哲学,一般都以思辨的形式出现。研究哲学,只要掌握足够的文献,加以思维的分析,便基本上足够了。其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低,主要取决于研究者本身的学术思考水平,当然也受到同时代人与前人成果的影响。宗教除了对信仰及教义的论证,还有大量的制度、仪式、建筑、造像与其他艺术。原因在于,宗教的创立者与信奉者,对于自己信仰的世界有大量感性的设想或设计,对于自己信仰的对象采取感性膜拜的方式。这些,是一般的哲学所没有的。研究哲学,所使用的主要是抽象思维,而研究宗教则同时需要运用形象思维。特别是宗教艺术、仪式的研究,更必须到现场才行。当然,哲学与宗教除有许多交叉包容的领域外,两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我个人原来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当时主要是以解读分析文献为主。但自从接触道教之后,就有了若干变化。20世纪80年代我还习惯于从文献出发进行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当时研究宗教,尤其是研究道教的人少,大量的文献少有人接触,无论从哪一方向挖掘下去都会找到宝藏。在完成第一本书《中国道教文化透视》之后,我想集中探讨道教的思维方式,然而在发表了一两篇相关论文后,却自己打住了。原因很简单,作为一种宗教,道教徒的观念世界与我们这些无神论者有很大不同。只举一个例子。我们抬头四望,眼前除了光怪陆离的种种实物,就是虚空――当代物理学认为,物质由实体粒子与场共同构成,我们看到的虚空其实充满物质,只是许多我们凭肉眼无法感知而已,这且不论,反正眼见便是如此;而宗教徒所见到的未必皆如此。佛教与道教徒都常提到“虚空过往神灵”,认为这些神灵不仅都能看到,而是在仪式中都能请到。他们还会用非常肯定的口气说明,在仪式中意念的重要。普陀山的法师告诉我:一次有法师正做施食仪式,天突然下雨,法师猛然想起还有东西晾在露天,而门上加了把锁,别人进不去。后来呢,当天来领法食的鬼魂都说,不但没有享受到法食,反而给加上了一块铁疙瘩。他由此强调了法师心无外骛的重要性。我不是法师,看不见鬼神,但也不会简单地把他们的这一说法看成欺骗或迷信;相反,我常在想,难道他们的感官和心智真的与我们不同吗?接触多了,才知道,他们确有某些与我们不同的心理状态。在物理层面上,我们可以说无鬼神;但在心理层面上,则需要费些思量再下结论。因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有许多超越物理层面的体验。而此类眼前浮现鬼神形像的状态,对道教徒来说,与一种叫做存想的方术有关,而存想的运用与训练主要在其仪式及修炼方式中。不了解、不理解他们的仪式和修行,也就很难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很自然的是,对道教仪式研究的阙如,便无法开展对其思维方式的研究,因为对道教徒的观念世界,研究者在理解上总隔着一层。由此,从20世纪末开始,我转向了道教法术、仪式的研究,同时从中慢慢解读道教徒的内心世界和思维方式。   本课题的研究,正体现了这种特征。一方面,文献的解读仍是基础,但必须与现场的调查、观察、请教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对于在考察中看到的一幕幕场景,要尽可能深入进去,挖掘其中的观念和心理因素,乃至于他们所用以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本书的各章中,我都尽可能做到这一点,尤其是讨论篆的结构和仪式的章节,更是如此。当然,能深入到多少,需要读者的分析、检验。
  要研究仪式,需要到现场。田野调查的方法在中国传统的研究中,基本上是缺乏的。虽有少数学人注重实地考察,但终是凤毛麟角,而且也没有总结出特殊的方法论。中国人所说的考据,基本上限于文献、文物。像我这般一向从事哲学教学的人,在田野调查方面更显得十分欠缺。尽管以道教研究为主攻方向之后,也曾努力学习,但深入的调研还是做得很少。本项目的研究过程,算是调查研究比较充分的一次。其中,三上龙虎山,调查了法篆的形制,授篆的仪式,以及授者与受者的感受。同时也跑了其他的山头,如三山符篆中的茅山、�x皂山,还到过著名道土叶法善的故乡,玉真公主最后一次受篆的王屋山。书中的一些实物和情景介绍,都是田野调查的结果。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本人不仅观察着研究对象,而且有时还参与着对象的建设,在参与中和从事者讨论、沟通,从而深入地知晓了他们的问题、解决方法和内心的思考。关于篆的恢复就经历了如此的过程。这些做法似乎有违研究中价值中立的原则,但在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包含着能动的人的时候,面对着某一眼前演化过程的时候,却是有益的,恐怕还是不得不做的。而且,与对象的合作,基本上是在知识、历史的层面,并不涉及到各自不同的信仰。也就是说,合作主要在事实判断的层面,而非价值判断。在龙虎山仪式现场,我还做过一次学术报告,算是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与研究考察对象所做的分享,只说明一些知识领域的事,而对其信仰不做评论。这样的方法,拉近了与对象的距离,有利于深入研究。在尊重信仰的前提下,与宗教界开展合作探索,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可能取得比站在外边的观察与评论更加重要的成果。这或许是本书写作的一个方法论上的尝试。
  三
  我之所以会以道教研究为主攻方向,并且30余年来乐此不疲,实在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不过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学术兴趣。而这一兴趣,也许从小就植根于心中,有了机会便显现出来。曾应老家龙游县之邀,写过一个自我学术介绍。当时自己回顾,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中,寺庙林立。我就读的3所小学,无一例外是原来的庙宇;生活的小镇,也常处于寺庙的装点乃至于包围之中。我出生的小镇叫“庙下”,是因为先有个庙,然后渐渐有了居民,最终形成数百灶烟火的镇子。而且在我发蒙的年代里,还有许多老人,经常讲些庙中神灵的故事。所以虽然也曾接受许多“左”的教育,但对于宗教,倒并不排斥,开始研究它时并没像某些学人那样抱着批判的先决态度。研究了30多年宗教,在佛学院、道学院和基督教神学院都曾上过课,并交有许多朋友。虽然我没有信仰、皈依任一宗教,但是也从来没有无端地攻击他们。信仰的问题,是人内心的问题,还是相互尊重、各自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为是。只有相互尊重,才能相互理解。本书中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态度。
  回到学术兴趣的话题上来。
  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自小的生活环境,可能是促使自己保持对道教研究兴趣不减的基因,而自己在研究中又进一步形成了新的兴趣。盖在研究中,每前进一步都是探索,一旦有了某一成果,就会发现新的问题,开拓新的探索领域。于是取得成果的乐趣很快被寻找新答案的冲动所代替。这样,似乎研究的过程便是不断产生新兴趣的源泉。前两年,出了一本自选集,取名《攀援集》。在自序中,说人生就是一场攀援的历程,尤其是学术生涯,恐怕更得攀援不止才行。序中的话并非虚言,而是自己的真切体会。因为在这种学术的攀爬中,我不仅觉察到自身的价值,感受到追求它、实现它的快乐。而在本书的写作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一过程中,对于每一点滴的资料冒头,我都会像小孩被奖励一小块糖那样高兴。这也许有些老天真,但或许正是天真才是保持学术兴趣的不竭动力。不管怎么说,本书的研究既是一场辛勤劳作,也是无数快乐的堆积。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不意来了一场大病。2013年8月发生了一次脑梗塞,左边丘脑上梗了一小块,于是瘫了右边手脚。医治还算有效,功能慢慢恢复,左手打电脑,右脚渐麻利。在修改定稿的日子里便是这一状态。病必须认真对待,但对于我的研究乐趣,影响却不大。盖我相信,否塞不会永远,或者本书的完成,正是倾否的契机。而且,只要脑子不停下来,自己的最大乐趣还是学术研究。还有就是栽栽花、做做盆景,尽管水平不怎么地,却也是生活中的一份情趣,对于学术上的乐趣,或者也是一个补充。
  (作者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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