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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人本主义逻辑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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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马克思总体思想的逻辑进程来看,《评李斯特》是一个过渡性的文本。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认知态度的变化,不再像之前(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样把古典经济学当作批判和否定的对象,而是开始内在地承袭这一思路来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二是在逻辑布展的格局上,客观的现实逻辑已经取代了人本主义逻辑,成为此时马克思话语布展的逻辑中轴。这是马克思向历史唯物主义迈出的坚实一步,为其后的思想变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评李斯特》;古典经济学;人本主义逻辑;客观现实逻辑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5-0040-05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过程中,有一个文本即《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然而,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这一文本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今年正值《评李斯特》写作170周年,重读这一文本,充分挖掘并科学评估这一著作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可以为当下进一步推进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一
  1843年《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实现了哲学立场的第一次转变,即由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而在1844年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实现了政治立场的转变,由原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转向了哲学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此时要做的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寻找内在依据,这一政治立场决定了马克思第一次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对经济学本身进行理论分析,而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这就决定了,此时马克思必然会站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以人本主义的哲学话语来全面批判和否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种批判,从实质上来看,就是用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来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用前者的人本主义逻辑来否定后者的客观现实逻辑。这一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在《手稿》中,马克思直接以否定私有制为预定前提,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虽然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但对私有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却只字未提,而它们的一切论断都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并把它看作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永恒规律。这种观点必然会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和否定,但由于受此时经济学水平的限制,决定了他不可能从经济学本身的内在逻辑来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而只能跳到政治经济学之外,援引人性的立场,借助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逻辑来揭露和批判私有制的反人道本质。这种批判的确体现了他的睿智性,但同时也迷惑了他的双眼,使他无法甄别出古典经济学所蕴含的科学成果,而是把它与资产阶级的狭隘性一同抛弃了。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学所蕴含的社会认识论并没有真正影响到当时的马克思。虽然《手稿》中也存在一个客观现实逻辑,但这一逻辑始终作为一种否定性因素屈从于人本主义逻辑的光环之下,无法从总体上改变人本主义逻辑的权力话语的霸权地位。
  到了《神圣家族》时,马克思也试图在批判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时,阐明一种和唯心主义不同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但由于他仍未真正领悟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历史运动的最终动力还没有归结于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而依旧是用人类不变本性(应该)和违反这种本性的外部现实(是)之间的冲突来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对共产主义的论证,归根结底还是像《手稿》中一样诉诸抽象的人性原则。这种认知绝不可能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总结,而只能是一种脱离历史现实的、带有一种伦理批判的逻辑推论,根本不具有现实性;更重要的是,此时马克思根本无法依据这一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现实可行的道路。
  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又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来,写下了《布鲁塞尔笔记I》《评李斯特》《布鲁塞尔笔记II》。就像他后来描述的那样:“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因此,通过对《评李斯特》的深入研究,能够为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逻辑的转变提供重要启示。
  具体而言,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古典经济学认知态度的转变。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开启了一种新的社会哲学,即不再像洛克、霍布斯等人那样用政治来注解社会,而是相反,将社会的根基推进到经济的层面,用经济自身的演进来完成对社会的理解,并坚信市民社会的自然演进必然会解决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为事物带来秩序。
  这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贡献。如果说在前期马克思对这种社会唯物主义的思想还是有意拒斥的话,那么现在马克思对这一认知逻辑已经有所领悟,并有意识地承袭了这一思路,为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理论资源。其次,前期那条屈从于人本主义逻辑之下的客观现实逻辑已经明确地凸显了出来,成为马克思逻辑布展的主导尺度。在《评李斯特》中,虽然原来的双重逻辑仍然交织在一起,但它们的历史地位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客观现实逻辑已经逐步成为马克思话语布展的理论中轴,而前期的居于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逻辑已经开始被解构了,这预示着一个新的格式塔式的转变。它清晰地记录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轨迹和动态发展过程,有效填补了从《神圣家族》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逻辑缺环,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作为批判对象存在的,那么,在《评李斯特》中,这种语境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成为马克思批判李斯特的重要理论支撑。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德国资产阶级利益忠实代表的李斯特,是以漫画式的小丑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他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实质上不过是“在工业的统治造成的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的”情况下,企图在德国建立资产阶级社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反动,所以,他不得不“追求财富而又否定财富”,创造一种“与世俗的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经济学,以便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也想发财是有道理的”,企图用理想的唯心主义的词句来掩盖资产阶级的真实意图,来为德国资产阶级验明正身,因此,他“必然要反对那种无耻地泄露了财富的秘密并使一切关于财富的性质、倾向和运动的幻影成为泡影的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结果,“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的全部发展”在李斯特那里丧失了所有的意义。针对李斯特的这种刁难,马克思指出了这种言论的荒谬实质,认为李斯特对英法经济学的这种“否定”,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对现实性的一种否定,即他不愿意承认英法经济学所描述的市民社会已经走向没落的客观事实,而是相反,用一种唯心主义的理想化的词句来予以装点、粉饰这个已经“陈旧腐朽的”市民社会,并把它当作未来美好的社会目标予以欢欣雀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逆流。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种经济学的对峙表面上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主张的对峙,但实际上体现的是两种不同哲学观的对峙,是观念与现实、唯心主义的主观逻辑与社会唯物主义的客观逻辑之间的对峙。
  在李斯特那里,不是现实高于观念,而是相反,是观念统领现实。他把市民社会自然演进的客观逻辑消融于主观愿望的旋涡之中,结果,“整个国民经济学不外是在研究室中编造出来的体系”,而不是“同社会现实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对此,马克思非常气愤,对李斯特展开了激烈批判,肯定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认知态度的转变。他指出:“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那么他的实际出发点,他的实际学派就是‘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以此来看,此时马克思已经不再把古典经济学作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而是开始有意识地肯定它的认知思路,并借助于这一逻辑来解构李斯特的主观逻辑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逻辑了。在这里,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市民社会”在古典经济学中的积极意义。此时他在批判和否定古典经济学政治立场的同时,积极肯定了它的合理内核,并将后者视为一门科学,以此来建构自己的社会理论。后来在《布鲁塞尔笔记II》中,马克思通过对布阿吉尔贝尔著作的摘录②,进一步肯定了古典经济学的逻辑:经济的逻辑是可以自我扬弃的,“事态即市民社会的自然进程应该给事物带来秩序”。以此来看,此时马克思正是沿着斯密所开创的道路前进的。这是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也是人本主义逻辑解构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说:“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这句话无疑道出了一个更具体的研究思路:从李斯特的观念逻辑回落到古典经济学的市民社会固然重要,但对市民社会这个历史现实本身的分析才是更为关键的,这正是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基点。一旦马克思开始着手分析市民社会的演进历史时,一种全新的哲学革命就将到来了,届时,萦绕在他头脑中的人本主义逻辑必然会全面退去,开启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而这恰恰是在后面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在后一文本中,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也是由此出发,马克思建立了自己的历史观。然而,此时他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还不具备对市民社会本身进行历史性分析的能力,而只是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就此而言,《评李斯特》在总体上只具有过渡性意义。
  三
  随着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认知态度的转变,他的理论布展逻辑也开始发生转变。一开始时,马克思似乎还是像前期那样,用一种人本主义的逻辑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劳动”,实际上是一种“间接地自我出卖的奴隶制”,“工人是资本的奴隶,是一种商品,一种交换价值”,“他的活动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而毋宁说是把他的力量售卖给资本,把他片面发展的能力让渡(售卖)给资本,一句话,他的活动就是‘劳动”’,资产者不是把无产者看作人,而是将无产者变成了物,劳动力仅仅是一种物的生产力,所以,马克思认为,整个资产阶级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卑鄙的“人为物而牺牲的反人制度”。因此,当他看到李斯特还在空谈那种用爱国主义精神连接成那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化劳动时,必然会非常愤怒。他指出,那种“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这一观点不仅是对李斯特的批判,同时也包含着马克思的自我批判,他在《手稿》中就是以“自由自觉的劳动”为参照系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劳动的。这也表明,此时马克思已经洞悉,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自由劳动,“‘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决定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此时马克思同样要废除这种非人的劳动,也同样要废除私有财产,但他已经不再运用《手稿》的人本主义逻辑了,而是试图把它建立在现实的逻辑之上。马克思说,要废除非人的奴役状况就要废除私有财产,而要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并且“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
  在这里,马克思的价值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寻求现实的可行性。在他看来,那种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思想革命在现实中是根本没有出路的,它不会对现实的生产关系造成任何触动,现实的状况只有通过现实的物质力量来摧毁。此时马克思的思路已经由原来的“应该”回落到现实的“是”了,人本主义的逻辑就此被解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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