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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城百济覆灭考论

  摘 要: 《三国史记》以盖卤王受高句丽间谍蒙蔽、兴建大型工程为汉城百济亡国之原因。根据考古发掘及文献地望考证可知,盖卤王时代的三大工程皆缘汉江而建,为公元469年前后边疆、王都系列工程的一部分。是年,刘宋失青、冀二州;高句丽借机南向臣服新罗,完成对汉城的包围。盖卤王在军事压力之下兴建北疆与汉城工事,并走上依赖王族、王都的集权路线,造成境内的大姓豪族离心离德,终与高句丽合力灭亡汉城百济。汉城百济与刘宋灭亡时间相近,这种并时性反映出刘宋衰亡对于公元五世纪东亚世界的结构性影响。
  关键词: 刘宋;百济;东亚
  中图分类号:K239.11;K3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6-0144-09
  作者简介: 李 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上海 200241)
  公元475年秋九月,高句丽攻破百济王都汉城,百济盖卤王余庆被杀。虽然随后文周王于熊津重建百济,但文周王与盖卤王之间的血缘、法统关系,尚有诸多疑点1。且熊津百��与汉城百济相比,无论其地域范围,抑或政权架构皆有所变化2。正如武宁王向梁朝上书所言,“(百济)更为强国”3,即以熊津百济之强国对比汉城百济之覆灭。因而,以公元475年为汉城百济覆灭之节点,至少是百济汉城时代终结之时间,殆无太大疑问4。
  关于汉城百济的灭亡原因,《三国史记》记述为盖卤王受高句丽僧人蒙蔽、耗尽国力而亡。围绕着这一叙事,现代学者从中解读出百济灭亡的体制性因素5,如认为百济王权依赖佛教、其合法性先天不足6。此外,还有先行研究从半岛地缘政治出发解读汉城百济的灭亡,认为高句丽、百济国力存在非均衡性,高句丽迁都平壤后推行的南向政策将百济推向了必亡的境地1。这些充满现代学术气息的新论固然揭示了汉城百济灭亡的内、外原因,但是百济的灭亡并非孤立事件,甚至并非仅仅是朝鲜半岛事件,它是公元五世纪东亚格局整体演变的重要一环。
  以往学者从百济、倭国同盟立论较多2,但从权重上说,刘宋的衰亡才是影响五世纪下半叶东亚格局变动的最重要因素。按照川本芳昭先生所言,在当时南、北两个世界秩序中,百济有选择性地认同了南朝的世界秩序3。而且从时间上看,汉城百济与刘宋几乎同时灭亡。但另一方面,东亚格局的变动并非直接导致了百济灭亡,其间是有诸多环节的,本文即拟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考察南、北朝均势失衡对半岛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百济内部变动,通过对百济灭亡内外环节的考述,展现刘宋衰亡的东亚影响。
  一、《三国史记》所述汉城百济亡国原因再考辨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二》记述了在百济覆灭前盖卤王对其太子所分析的当时百济的处境:
  予愚而不明,信用奸人之言,以至于此。民残而兵弱,虽有危事,谁肯为我力战,吾当死于社稷,汝在此俱死,无益也,盖避难以续国系焉。
  所谓“信用奸人之言”,乃指听信高句丽所遣间谍僧人道琳之言,“尽发国人,�A土筑城,即于其内作宫,楼阁台榭,无不壮丽;又取大石于郁里河,作椁以葬父骨;缘河树堰,自蛇城之东,至崇山之北”4。 盖卤王时期的大型工程包括三个方面:筑城作宫、修建陵墓、缘河树堰。这些大型工程的兴建,在《三国史记》的书法中被看作是汉城百济覆亡的缘由,――“是以仓庾虚竭,人民穷困,邦之陧杌,甚于累卵”5。然而,这些工程的兴建缘由、实际状况以及对汉城百济覆亡的影响,实在有值得辨析之处。
  以筑城作宫而言,目前考古学界将百济王都拟定为汉江以南的风纳土城与梦村土城。风纳土城为平地夯土而建成的土城,使用劳力在100万,建造年代在3世纪中叶至后叶6。梦村土城周长2.3千米,利用自然丘陵,一部分削土,一部分夯土,建造时间在3世纪末、4世纪初,一部分城墙在5世纪后期得到修缮7。有观点认为盖卤王时代的王城是梦村土城8。从考古研究已经揭示的实相来看,盖卤王筑城作宫并非是新建王城,而是修缮城墙。所修善者极有可能是考古发掘所揭示的梦村土城于5世纪后期修缮的那一部分。仅就工程量而言,城墙修缮远远少于王城建筑,如上述建造风纳土城的劳力使用量便被测算为100万。
  就修建陵墓而言,从“取大石”的记述来看,当是为毗有王建积石墓。积石墓葬形式的王陵,吉林通化集安广开土王陵、长寿王陵皆为显例9。自腆支王(405-420年在位)以来的近70年间,百济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用兵。较之长寿王修建广开土王陵时的内外处境,盖卤王修建毗有王陵已有近数十年的积累。关于缘河树堰,风纳土城东北、岩寺洞遗址以西有堤防痕迹。由此可见,将筑城作宫、修建陵墓、缘河树堰作为汉城百济覆灭的根由,恐怕是事后的归因,而非真实原因。关于这一说法的来源,后文将作论证。
  上引文字中的地名,按《三国史记・地理三》所言,郁里河、崇山属于“三国有名未详地”,可见金富轼在编纂《三国史记》时已然无法明确盖卤王时期的各项工程的地望。一般认为“郁里”即百济王城慰礼城之“慰礼”的另一种汉字写法,郁里河即汉江。蛇城、崇山,分别是梦村土城、广州黔丹山1。蛇城最初与阿且城一并由责稽王修建,旨在防御高句丽2。阿且城的地望在汉江以西、风纳土城对岸的峨嵯山上。梦村土城西缘汉江而建,树堰工程也是缘河而建,修建王陵也是取石于郁里河(汉江)。可见,盖卤王所兴建的三大工程其实都是缘汉江而建。
  结合蛇城(梦村土城)的军事防备功能,我们有理由相信,盖卤王兴建的工程其实有打造汉江防线、带有防卫高句丽的性质。《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三》记述了高句丽人的进军路线,四道夹攻,先攻北城(风纳土城)七日,再攻南城(梦村土城),盖卤王出门西走3。梦村土城的西面是汉江,盖卤王选择这一路线,一方面是因为高句丽人四道围攻,已经阻隔南逃之路;另一方面是盖卤王试图依仗其长期经营的汉江防线,缘江而逃。随后盖卤王被俘,送至阿且城被杀。梦村土城位于汉江以南,而阿且城位于汉江以北,两相对照,盖卤王的被俘地点极有可能就在汉江边。   虽然金富轼将兴建工程诸事列于盖卤王二十一年,即475年汉城百济灭亡的那一年条目下。然而,显然这些工程并非始于当年。盖卤王十八年(472),百济上表北魏云:“速遣一将,来救臣国,当奉送鄙女,执扫后宫,并遣子弟,牧圉外�H,尺壤匹夫不敢自有。”4可见早在百济灭亡的前三年盖卤王便已经有了亡国的迫在眉睫之感,甚至向此前从未朝贡过的北魏上表,请求军事支援,并作出献土的表示。在危如累卵的局势面前,盖卤王不太会不分轻重地虚耗国力,兴建大型工程。
  在盖卤王十五年(469)的记录中,百济于八月侵高句丽南鄙,十月葺双岘城,设大栅于青木岭,分北汉山士卒戍守。青木岭戍城始于近肖古王二十八年(373)。辰斯王二年(386),“设关防,自青木岭,北距八坤城,西至于海”。5青木岭成为百济北疆边防体系的核心环节。在随后阿莘王与广开土王鏖战最为激烈的时代,青木岭、双岘城为百济重要的军事要地。阿莘王四年(395)十一月,百济北伐高句丽之前,兵次于青木岭下6。阿莘王五年(396),广开土王围百济王城,得五十八城,七百村7。百济阿莘王七年(398)三月筑双岘城,为北伐作准备。双岘城成为青木岭以南的军事要地。盖卤王十五年(469)葺双岘城、设大栅于青木岭,其战略意图并非是进攻性的,而是在危机面前的一种积极防御,占据北疆的边防要地。这一工程与缘汉江的工程应该在同一计划中,是边疆、王都总体的防御体系。
  由此似乎可以作一大胆的推测,即缘汉江的工程开启时间当在盖卤王十五年前后,此时百济国力尚强,既然能够支撑边疆的防御体系建设,故也当可支持王都缘汉江的工程。那么盖卤王为何要在其继位的第十五年开始边疆、王都的一系列军事工程建设,这一时间节点究竟有何意义。
  二、宋魏东阳之战与朝鲜半岛政局
  盖卤王十五年,即宋明帝泰始五年(469),正月二十四日,刘宋青州治所东阳城(益都)被北魏攻破,沈文秀被俘8。刘宋青州、冀州全部沦陷于北魏之手。这一事件对于东亚国际局势的意义,川本芳昭先生给予了充分重视,他认为山东半岛是东夷诸国与东晋刘宋交往的交通枢纽,山东半岛的陷落使宋、齐王朝对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影响力迅速衰减1。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考察此时百济的动向,可推知百济对青州战局甚为关注。泰始三年(467)十一月,百济遣使献方物2。此次朝贡的背景是八月、九月、十月,沈文秀与魏军激战皆取得�倮�。百济使者取道山东半岛,战争景象为其所亲见。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百济朝贡与高句丽朝贡是在同一时间,这表明宋、魏战争对朝鲜半岛局势有很大影响,以至于百济、高句丽这敌对双方都要派出使者朝贡。此次遣使既是对战争态势作的刺探,也是在刘宋阵脚稍稳、战局尚不明朗之时,对刘宋朝廷的外交支持。
  事实上,同年(467)二月、九月,高句丽已经两次朝贡北魏,高句丽对青州战事的情报掌握显然比百济更加全面。次年(468)三月,慕容白曜进围东阳,四月高句丽使臣到平城。东阳城破之后不到一个月(即469年2月),高句丽再次遣使北魏3。从时间上看,高句丽的遣使与青州战事密切关联,局势的每一步发展,高句丽都密切关注。按《宋书・沈文秀传》所言,“文秀被围三载,外无援军”。这一情况当被高句丽所侦知,东阳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刘宋青州、冀州的陷落对于高句丽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这意味着高句丽长期所面临的、来自刘宋海上军事压力的解除。元嘉十五年(438),北燕王冯弘上表宋文帝求南归,“太祖遣使王白驹、赵次兴迎之,并令高骊料理资遣,琏不欲使弘南,乃遣将孙漱、高仇等袭杀之。白驹等率所领七千余人掩讨漱等,生禽漱,杀高仇等二人。”4关于宋使王白驹所率是否为七千人的问题,学界尚有疑虑。然而,从生擒高句丽将领孙漱、杀高仇的军事行动来看,刘宋抵达高句丽的军事力量当不会弱小。川本芳昭先生认为刘宋使者是经由山东半岛而来的5。事实上,在东阳之战进行过程中,刘宋唯一一次派遣援军,也是从海上来。泰始四年(468),“虏围青州积久,太宗所遣救兵并不敢进,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参军文静为辅国将军,统高密、北海、平昌、长广、东莱五郡军事,从海道救青州。”6然而,刘宋丧失山东半岛后,其海上力量对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的军事威慑便大大降低了。
  元嘉十五年(438)刘宋与高句丽的军事冲突还导致高句丽、百济对刘宋态度的变化。高句丽次年(439)十一、十二月两次朝贡北魏,既为缓解北魏的军事压力,也是因为与刘宋出现冲突的缘故。与高句丽疏远刘宋相反,百济在元嘉十七年(440)朝贡刘宋,此后百济朝贡频繁。因此,东阳之战刘宋失青州,有利于高句丽,而不利于百济。这是高句丽在朝鲜半岛开展军事行动的重要背景。
  在东阳之战进行时,高句丽开始对朝鲜半岛用兵。泰始四年(468)二月,高句丽以��H兵一万,攻取新罗悉直州城(韩国江原道三涉市)7。对于攻陷一座新罗北方边城而言,动员一万人已经属于大规模军事行动。从动员的兵力数量来看,475年灭百济之战,高句丽出动军士也不过三万之众。因而此次军事行动并非一般的边地蚕食。从军事地理上看,攻取悉直州城后,沿着朝鲜半岛东海岸南下,能直接对新罗王都金城构成军事威胁。《中原高句丽碑》记载了长寿王(“高丽太王祖王”)对新罗寐锦之“命敕”,称其为“世世为愿、如兄如弟、上下相和、安抚东夷之寐锦”,并遣使者于“新罗境内募人三百”等。由这些记载可见,至晚在高丽建兴四年(475)五月中,高句丽已经迫使新罗臣服,并能够役使新罗人力8。
  高句丽对新罗的打击,自有其对战机的选择。公元459、462、463年,倭国连连入侵新罗,459年倭人甚至围困了新罗王城。467年,新罗修理战舰,剑锋直指倭国1。从军事态势上看,高句丽在新罗专注于倭人且战争疲敝之后袭破悉直州城,是为用兵常道。然而高句丽的进军路线却是在执行其长期的军事战略,而且目光并不限于新罗。450年,新罗于悉直之原杀高句丽边将,引发军事冲突,但是高句丽并未在东线展开报复,而是“乃兴师侵我西边”2。468年,高句丽于东线攻陷悉直州城后,虽然文献上缺乏其用兵“西边”的记载,但是从《中原高句丽碑》的树立地点(韩国忠清北道忠州市)来看,至迟在475年时高句丽已经控制百济汉城东南面原新罗国土。这说明长期以来,高句丽都是以东线进攻威胁新罗王城,迫使其臣服,但用兵的真正方向却在占领新罗“西边”,即切断百济与新罗的联系,完成对汉城的半包围。   在东阳之战进行时,高句丽频繁遣使北魏,并亦遣使刘宋,已经能够预料到青、冀二州即将易手,其朝鲜半岛上的主要敌手百济将失去南朝的军事支持,故而敢于在此时用兵,其从新罗入手,逐步完成了攻灭百济的军事部署。《三国史记》所言:“先是,高句丽长寿王,阴谋百济,求可以间谍于彼者。”3若将盖卤王时代的大型工程开展的时间断在469年前后,则长寿王“阴谋”实行的时间极有可能在东阳之战进行过程中,在对新罗用兵的同时派遣间谍赴百济。但长寿王“阴谋”的提出则要更早。472年,盖卤王上表北魏朝廷,表文中控诉了高句丽具有长期经略百济的意图:
  自冯氏数终,余烬奔窜,丑类渐盛,遂见陵逼,构怨连祸,三十余载。4
  从元嘉十五年(438)北燕王冯弘被杀、高句丽吞并北燕流亡势力,至472年盖卤王上表已有34年之久,正是盖卤王所言之“三十余载”。盖卤王认为高句丽吸纳了北燕的残余势力,故而实力增强,开始对百济“陵逼”、“构怨连祸”。盖卤王受到“陵逼”的感觉始自其继位的当年(455)便面临着高句丽陡然增强的军事压力。百济毗有王死于是年九月,十月高句丽便发起了军事进攻。自腆支王(420-427年在位)之后,百济与高句丽之间并无大规模战争。高句丽的这次进攻固然有趁百济国丧的时机把握,但更重要的是表明其对百济和平政策的结束,按照盖卤王表文中的理解是,高句丽已经解决了其兼并北燕残余势力的问题,“丑类渐盛”,故而有能力发动对百济的战争了。
  其实公元455年的这次战争,完全是468年至475年半岛局势的预演。长寿王对这一战机的选择,除了因百济毗有王之死外,还因为刘宋内部出现了极其严重的统治危机,高句丽获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元嘉三十年(453),太子刘劭杀宋文帝,武陵王刘骏起兵,攻入建康。孝建元年(454),豫州刺史鲁爽、江州刺史臧质、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兖州刺史徐遗宝等起兵,战争从二月延续到六月5。刘宋的内战,削弱了其对外的军事威慑力。这一情形与468年高句丽用兵时的情形相似。在战争的策略上,455年高句丽选择直接进攻百济,但是百济为新罗所救6。可以想见,468年高句丽在攻灭汉城百济之前,先臣服新罗,并占领其“西边”,旨在切断新罗对百济的支援,这一战略部署全然是吸取了455年战争的教训。475年,高句丽灭汉城百济之战也证明了这一战略的正确性,按《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三》所述,“(新罗)王出兵救之,未至,百济已陷,庆亦被害”。新罗来不及救援百济固然有诸多因素,但高句丽占领新罗“西边”,切断新罗救援百济最近的通道,当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公元455年十月进攻百济未果之后,高句丽于十一月遣使刘宋7。这次朝贡的目的按照《宋书》的记载是“慰国哀再周,并献方物”1。但是,其真实目的显然在于打探刘宋对于高句丽发动对百济战争的态度,因为自刘宋建立以来,这是高句丽首次进攻百济。这一事件的性质与此前长寿王不顾刘宋态度、擅杀北燕王的事件相同,有元嘉十五年案例在先,高句丽担心此事件引发刘宋出兵。刘宋对于这一事件的态度史籍未明载,只有通过孝武帝对长寿王、盖卤王的态度对比来进行推测。大明元年(457),盖卤王遣使求除授,孝武帝诏许。次年(458),盖卤王又上表除授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等十一人,孝武帝即除授2。而“褒进”长寿王则在大明七年(463)3。从时间上看晚于对百济君臣的除授。或可由此推知,刘宋的立场更加亲近百济。
  公元455年长寿王对百济的攻击,使得继位伊始的盖卤王感受到了压力,其在大明元年(457)、二年(458)的遣使求除授,正表明盖卤王试图结刘宋以自婴。467-469年刘宋在东阳之战中失青州、冀州,百济也很清楚高句丽会乘此时机南下。因而在东阳之战结束当年(469)的八月,盖卤王“遣将侵高句丽南鄙”,十月,“葺双岘城,设大栅于青木岭,分北汉山士卒戍之”4。这其实是因应半岛局势的变化,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虽然《三国史记》中缺乏469年至475年之间百济与高句丽之间战争的情况。但是,按照472年北魏给百济诏书中所言之“高丽阻强,侵轶卿土,修先君之旧怨,弃息民之大德,兵交累载,难结荒边”,可知截至上表当年,百济与高句丽之间已经“兵交累载”,极有可能是战争自469年开始后,一直持续到472年。
  针对高句丽占领新罗“西边”,从汉城西南包围百济的战略,盖卤王也并非坐以待毙。《中原高句丽碑》载:
  凶斯盖卢共谋募人新罗土内,众人践动,�□□□□中陈兵,□伐城不获,发村舍□□,受取时便抄□□□□□帅众□□邑部,功德兴慰。
  耿铁华、杨春吉认为“凶斯盖卢”即百济盖卤王5。按碑文所述,在高句丽在新罗境内募人之时,“凶斯盖卢”(盖卤王)也图谋“募人新罗土内”,引发“众人践动”。由此可见,百济对高句丽役使新罗人力抱有极大的戒心,在新罗土内统治瓦解之时,百济也进行了积极地干预。碑文�J为正是因为“凶斯盖卢”共谋募人新罗土内,才引发高句丽与百济之间的战争,这显然是将引发战争的责任归罪于百济,但从当日的地缘政治来看,百济属于被动因应的一方。
  三、盖卤王的政策转变与百济大姓豪族的动向
  泰始七年(471)十月,在青州沦陷两年多以后,百济使者首次朝贡刘宋。此次百济朝贡的具体细节已难知晓,但是根据次年百济给北魏的上表内容可以推知百济定是先向刘宋请求军事支援,未果后,转而向北魏朝贡求援。472年的朝贡,是百济有史以来对北魏的第一次朝贡。故其表文开篇便言“臣建国东极,豺狼隔路,虽世承灵化,莫由奉藩,瞻望云阙,驰情罔极”,将此前未曾朝贡的责任推到高句丽身上。百济从向刘宋朝贡转而向北魏朝贡,并不能据此判断百济的外交方向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而是表明百济已到危机存亡关头、走投无路。表文言:
  若天慈曲矜,远及无外,速遣一将,来救臣国,当奉送鄙女,执扫后宫,并遣子弟,牧圉外�H。尺壤匹夫不敢自有。6
  “速遣一将,来救臣国”,此类言辞迫切表明百济自感亡国已经迫在眉睫。那么,为何主动关注宋魏东阳之战、积极应对高句丽南侵的百济,在469年战争开始后不久便有了亡国之感呢?盖卤王在上表中说:“财殚力竭,转自孱�q。”将亡国的危险归结到人力、物力的枯竭之上。“财殚力竭”可能指469年以来盖卤王营建边疆、王都等一系列工程所导致的财政上的困境。若以此为据,则可推知高句丽灭亡百济实则国力之间的消耗战。同时经略新罗与百济的高句丽在持久战中拖垮了百济。然而,从随后百济能够有力量在熊津复国,乃至稍后的武宁王宣称“(百济)更为强国”来看,百济在469-475年的战争中仍然保留着一定的国力。   按《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所述,长寿王亲自“帅兵三万,侵百济,陷王所都汉城,杀其王扶余庆,虏男女八千而归”。文周王重建百济时,史籍仅言“移汉北民户”,不言汉城民户,可知长寿王所俘获的男女八千人当是汉城绝大多数的幸存人口1。660年,唐朝灭百济时统计百济总人口是七十六万户2。虽然5世纪后期百济人口或不至于达到七十六万户,但是汉城八千所占百济人口比例不至于太高当无太大疑问。尤其值得探究的是,汉城覆灭后,“汉北民户”尚存,并且成为百济复国的重要力量。如果从地理方位上看,汉北民户所在的百济北疆正挡长寿王兵锋,在长寿王三万“四道夹攻”之下,汉北民户尚存,只可能是其未全力参战。
  在文周王(475-477年在位)、三斤王(477-479年在位)时代,兵官佐平解仇“擅�嗦曳ǎ�有无君之心,王不能制”,他先杀文周王,掌握一切军国政事,“与恩率燕信聚众,据大豆城叛”3。熊津百济在重建之时,名义上的统治者是文周王、三斤王,但是实际统治权却在解仇手上,解仇的力量依托是汉北民户聚集的大豆城。解仇、燕信的军事力量最后被来自熊津的真男、真老所平定。但是战争过程十分曲折,真男所率领的二千人的军队居然战败。如上所述,汉城军民也仅八千人,汉北民户可以打败二千人的军队,可见其军事势力的强大。解仇死后,聚集于大豆城的汉北民户被三斤王迁徙至斗谷。随后,熊津百济进入东城王、武宁王的盛世时代4。可见,汉北民户是熊津百济初建期的重要军事集团,一度控制朝政,只有消除了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熊津百济才得以真正建立。
  按《隋书・百济传》所云,“(百济)国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氏、解氏、贞氏、国氏、木氏、�t氏”。领导汉北民户集团的解氏、燕氏及其政治军事上的对手贞氏,皆属于百济“八族”。在汉城百济的历史上,前后相继的近肖古王(346-375年在位)、近仇首王(375-384年在位)、枕流王(384-385年在位)、辰斯王(385-392年在位)、阿莘王(392-405年在位)统治时期是与高句丽争战的时代,百济诸王的有力支持者是真氏5。解氏的上升始于腆支王时期(405-420年在位),解氏在阿莘王死后的乱局中为腆支王继位立下功劳,因而解忠为达率、解须为内法佐平、解丘为兵官佐平。毗有王时代(427-455年在位),解须升为上佐平。然而在盖卤王时代,并无解氏任职佐平的记载。在大明二年(458)盖卤王所上请除授表中,列举其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11人,孝武帝予以应允:
  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为冠军将军。以行征虏将军左贤王余昆、行征虏将军余晕并为征虏将军。以行辅国将军余都、余�V并为辅国将军。以行龙骧将军沐衿、余爵并为龙骧将军。以行宁朔将军余流、麋贵并为宁朔将军。以行建武将军于西、余娄并为建武将军。6
  上引名单中有余氏八人、沐氏一人、麋氏一人、于氏一人,可见盖卤王统治集团核心成员以百济王族余氏为主。这份名单是盖卤王在位的第三年提出的,基本上排除了“八族”。“八族”中受打击最大的是在腆支王、毗有王时代任职佐平的解氏。在解氏主政时期,百济与高句丽相对和平,盖卤王继位伊始便面临与高句丽的战争,对抗局势愈演愈烈,因而盖卤王排挤曾经主政的解氏,转而信用王族,这种政策安排带有战时集权的特点。这种安排固然使得王族的权势得以巩固,但另一方面却可能导致包括解氏在内的百济大姓豪族的离心离德。解氏控制下的“汉北民众”在475年的战争中无甚作为,在百济复建时又以军事为后盾“擅权乱法、有无君之心”,便是这种政策的后果。
  考察与高句丽战争中百济大姓豪族的动向,除了解氏、燕氏拥兵自重外,还有再曾氏、古尔氏投靠高句丽。按《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三》所述,攻击汉城的将领为百济人再曾桀娄、古尔万年,二人“本国人也,获罪逃窜高句丽”。在俘获盖卤王后,桀娄等“向王面三唾之,乃数其罪”,可见其对盖卤王痛恨之深。这种近乎羞辱性的行为,除了私仇之外,只可能是针对盖卤王的政策。因而,汉城百济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盖卤王信赖王族的集权政策将其大姓豪族势力转化为了政敌,而这些政敌转而与高句丽合流,成为百济灭亡的力量。解仇叛乱失败后,燕信奔逃高句丽就可以看到这两种势力的暗通款曲。
  盖卤王与百济内部大姓豪族潜在的对抗关系,使其在孤立中更加依赖王都的力量,这是其修建城墙、建设缘汉江工程的根本缘由。同样也是基于这种对抗关系,盖卤王才会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为毗有王修建陵墓。因为修建陵墓本身是一种尊崇王室的行为。这在慧琳劝说盖卤王的说辞中有所体现:
  王当以崇高之势,富有之业,竦人之视听,而城郭不葺,宫室不修,先王之骸骨,权攒于露地,百姓之屋庐,屡坏于河流,臣窃为大王不取也。1
  筑城作宫、修建陵墓、缘河树堰均是为了体现“崇高之势,富有之业”,目的在于“竦人之视听”,即树立王室威望。根据考古学对汉城百济墓葬的发掘,若以横穴式石室墓为汉城居民墓葬形态,则其分布半径在20公里以内2。由此可见,盖卤王所依赖的汉城力量主要是指这个区域的人力与财力。考古报告还揭示,百济官仓分布在车岭以北地区、车岭以南及西海岸地区。前者的活跃期在四世纪晚期到五世纪早期,后者的活跃期在五世纪中期3。显然开始于五世纪中期的盖卤王时代,耗尽了官仓储蓄,这便是盖卤王在给北魏上表中所言“财殚力竭,转自孱�q”。所指的其实是王族、王都乃至中央官仓的财力枯竭,是盖卤王直接掌控的力量的衰竭,而非百济国力的衰竭。在外部军事压力面前,盖卤王的对内政策、组织路线使其在469年战争开始后第三年便走向了绝境。
  四、公元475年:汉城百济覆灭的时间内涵
  公元472年百济的上表并没能使北魏出兵解救其危机,反而让高句丽更加积极地营建有利于己的国际环境。北魏出使百济的使者邵安为高句丽所阻,“不令东过,安等于是皆还”4。同年秋七月,高句丽遣使入魏朝贡,“自此已后,贡献倍前”5。显然是试图以更加对北魏恭敬的态度来消弭百济上书带来的副作用。从472-479年,高句丽每年春、秋两次朝贡北魏,这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密集朝贡,发生在灭亡百济战争的前后,或许就是为了协调与此次战争有关的国际关系。
  公元475年,长寿王决定出兵灭亡百济,完成其战略中的最后一击。这个决策的形成或许有来自北魏、刘宋两个方面的因素。延兴五年(475),北魏使者邵安再次出使百济,这次不再借道高句丽,转而从东莱出海6。这种道路的选择,表明北魏决定绕过高句丽,直接与百济交通。虽然邵安“遇风飘荡,竟不达而还”,但是这一事件意味着高句丽并不能左右北魏的半岛政策,因而对长寿王是有刺激的,促使他决意当年出兵。
  同样,元徽三年(475),刘宋的朝政处于晦涩不明的状态。前一年刚刚发生刘休范之乱,经过这一变乱,刘宋决策集团出现变动,刘�摇⑼醯缆≌剿溃�新形成的“四贵”体制(萧道成、袁粲、褚渊、刘秉)极不稳定。同时,后废帝对萧道成“深相猜忌,几加大祸”1。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刘宋财政极为困难,按照元徽四年(476)五月尚书右丞虞玩之的上表,已经到了“供奉顿阙,军器辍功,将士饥怨,百官骞禄”的境地。尤其是北方诸镇已经丧失了发动战争的能力――“豫、兖、司、徐,开口待哺,西北戎将,裸身求衣”2。
  在刘休范之乱平定后的当年(474),高句丽曾遣使刘宋3。因青州已失,刘宋侨立青州于赣榆县,“又割赣榆置郁县,立西海郡,并隶属侨青州”4。郁洲(连云港云台山)成为刘宋海上通道的枢纽5。高句丽使者从郁洲登陆后,经徐州至建康,沿路军镇当皆在其侦察范围之内。同样,建康朝廷的“四贵”体制、后废帝对萧道成的猜忌,亦当属于高句丽使者探知的内容。可以说,长寿王决定在475年攻灭百济,是建立在对刘宋情报的准确把握基础上的。
  由此可见,百济与刘宋的灭亡在同一时间,这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五世纪中期东亚诸政权之间的连环盛衰关系。如果从因果上考虑,则是刘宋的衰亡打破了诸政权间的势力均衡,从而演化为一系列的战争与灭国。反映在朝鲜半岛上,则是导致百济失去了对抗高句丽的有利国际环境,盖卤王在军事压力之下走上依赖王族的集权路线,造成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百济境内的大姓豪族离心离德,其与高句丽合力灭亡了汉城百济。
  (责任编辑:陈炜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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