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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关怀视角下的正气书写

  中国人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与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传统文人都是很关注天下事的。比如,晚明东林党人要救“王学之末流”,因为王阳明的学术到了晚明以后就不行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就痛定思痛,要来重新研究整个中国文化史,要发现中国文化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清兵南侵的时候,黄宗羲在山上带兵打仗,打败了,就将老师留下的书“尽读之”。他写出了《明夷待访录》,认为国家虽然已经灭亡了,但圣人还是会出现,国家还是会重新兴盛起来。顾炎武当年写《日知录》就是为以后的圣人立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国家都没有了,你还要做学问吗?顾炎武有一个很有名的关于亡国和亡天下关系的名言。他认为国家亡了不要紧,但天下不能亡,也就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顾炎武看来,天下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天下是不能亡的,天下就是道统。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三纲五常,先秦诸子就是希望能有一个道统能够和当时的“势”,也就是所谓的政府官僚相抗衡,这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文化,民族的兴亡,匹夫也是有责任的。
  在这一点上,王夫之的“知”与“行”尤为坚定与执着。他与黄宗羲和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而他对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黄、顾二人。他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有“东方的黑格尔”之称。王夫之生于乱世,有着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情结”。他盼望自己能报效祖国于疆场,横刀立马,壮怀激烈,虽九死亦不悔。他是一个韧劲十足的人,渴望在乱世中建功立业;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敢于为了信仰而自我牺牲;他还是一个刚性的人,敢于为了国家利益而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这样的人,作文,必作惊世之文;做人,誓做“至刚”之人。当然,他也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弱点,即遇到人生抉择,他会十分纠结,小心谨慎,反复思考、斟酌,生怕有所闪失。他也因此失去一些机会。
  王夫之�睦�史的探寻中不断调整和校正自己的人生坐标,从先哲前贤那里汲取着人生的滋养。他在孤独的探寻中,对历史兴衰得失有着独特的发现,对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有着深刻的认知,对哲学、时空观和宇宙观等有着与众不同的领悟。这样一种生命认知和历史纵深感,往往能让他获得开阔的视野和敞亮的心襟。用这样的心襟和视野来观照现实人生,就多了一份丰厚,多了一种秉持,也就平添了思想的宽度、精神的广度和生命的高度。
  很高兴读到聂茂创作的《天地行人:王夫之传》(作家出版社2016年10月)。这本书抓住了王夫之的精神脉络,展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突出“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情结;二是着力塑造“辩忠奸,明是非,知去就”的刚毅个性;三是发掘人性的闪光和高贵的人格力量;四是彰显“书生报国,信仰至上”的理想情怀。
  人们不一定喜欢某种信仰,但应当向具有坚定信仰的人致敬!
  王夫之思想感情上的夷夏之界,使他终其一生,都不能接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现实。他以为,从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到谢叠山的绝粒于大都,千古信奉的都是一个观念:受一朝的恩典,享一朝的荣华,奉一朝的正朔,做一朝的人臣。这也是王夫之一再拒绝与清王朝合作的原由所在。
  很难想象,为大明王朝送终的,竟是一批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这些知识者,有的深痛亡国之创,又感到无力与当权者抗争,于是遁迹山林,走消极反抗的道路,甘做“隐逸君子”;有的竟至削发为僧,遁入空门,自决红尘。他们那不为世人所用的思想,虽不足以为后人称道,但在当时来说,都没有半点奴颜媚骨,相反,表现出的是不愿折腰事权贵的高尚情操。
  而王夫之与这些“凄怨灵魂”不同,他采取的是反抗与不合作的人生态度。作为一个充满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文人,王夫之生命的价值主要在于文化,他在经受了事业的巨大挫折之后,又感悟到人生的痛苦。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身同槁木而心犹未死,仍要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以自己的不屈坚贞,留住人间一点春色。这点“春色”,就是他引以为自豪的民族文化传统,即书中所说的“文脉”。他要通过自己的顽强努力,播下民族文化的优良种子,以期在将来盛开出满园的春光。
  读完这本传记,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全书写史不囿于史料,写古是为了喻今。作者把历史与传统引向现代,引向人性深处,以现代意识进行文化与人性的双重观照,从中获取个性化的感悟,并以平等姿态与历史对话,以史为鉴,如砥如砺,自由自在。例如,书中第160页写王夫之与夏汝弼被困湘乡山中,阴雨绵绵,前途渺茫之际,王夫之问夏汝弼是否“后悔”了。夏汝弼慷然作答:从不后悔,并说:“其实‘报国’不难,亦非日日张口‘报国’,更非得侍奉君王或奔赴疆场杀敌立功才算‘报国’。吾从不认为,世上有一既成之路,曰‘报国路’!吾辈在路上,在途中,时刻为君想为国想为民想,此番所为,即为‘报国’!虽此路之尽头在何方尚不清楚,这正是吾辈寻之理由!虽此路十分艰辛凶限,亦正是吾辈依凭内心驱使努力前行之动力所在!”王夫之听后十分感动,从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他十分认同夏汝弼所言:“常听人说‘报国无门’,此言大错!发此论者盖为不自己行动找理由。果乎报国定要站在官府、戴着官帽才算为之?非也。有心报国,处处可为!”这样的情怀,令人震惊;这样的话语,振聋发聩啊。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本书始终以一种文化的视角、文化的情怀关注历史、解读历史和还原历史。为了突出人物性格和情操,作者从人性的挣扎、人性的完善出发,将历史人物的痛苦、矛盾置于一种具体的语境之下,努力发掘其隐藏在时间碎片深处的独立的文化人格,灵活运用史料,关照现实、关照人生、关照心灵。这样的创作是原创性、知识性、史实性、趣味性与可读性等的高度融合。文贵有“气”,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这个意思。这本传记有一股“气”,它既是“书生意气”,更是血气,豪气,大气,正气,亦是浩叹之气。气血自肺腑而出,化在纸上,化在字里行间,便作澎湃之声。
  从结构上看,这本传记的叙事路径由一经一纬一主线组成。经线:时间和生平,突出一个“求”字,从开始求功名,到后来求报国,再后来是求内心的安宁,一辈子都在追求,在奔波,辗转,后来避世仍在不断追问。纬线:事件和时空,突出一个“孤”字,孤独,孤寂,孤苦,孤愁,既是思想上哲学上认识上的,又是一种高度,一种境界。主线:突出一个“格”字,即品格,人格,性格,突出他的血性,他的韧性,他的人性,他的高贵的品质。正如著名文史专家黄留珠先生所评价的,该书“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手法,展示了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王夫之的生平事略。全书资料收罗丰富,对传主的把握准确、到位,语言生动,可读性强,是近年出版的人物传记中的别开生面之作。”
  不仅如此,传记在书写上还努力追求文化、哲学和审美底蕴,讲究文字的空灵与诗意,唯美而不粗糙,细腻而不琐碎。既有大众趣味,又有史学情怀,将被历史遮蔽的真实意蕴最大限度地呈示出来。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先生指出:“本书的作者,对于王夫之其人其文,知之甚深,爱之甚切因而作品写来有理有据,有声有色;环绕着王夫之的时代更替与社会动荡等,也描写得波澜不息、跌宕起伏,让人如临其境。”正是抱着对历史的敬畏和对历史圣贤的无限敬仰,作者对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作颇见功底的细致考察,在此条件下,作者才能写出“王夫之虽被各种风浪和事件所裹挟,却能在飘忽不定的行旅中坚持从事文典籍的阐释与整理,以及在哲学思想上锲而不舍地进行问题研讨与体系构建,一个传统知识文人旷达的个性与旷世的成就,也经由这样的过程充分地提示出来”,令人深为感佩(白烨语)。
  简言之,这种写作是在参考史界、学界、文学界等同行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避免了人云亦云或从文本到文本的复制。同时,本书借助诸多表现形式和叙事技巧,追求简洁透明的写作,文本的细节和故事的动力都源自王夫之一生的艰难跋涉,源自其天地苍茫处所迸发出来的人格力量。作者常用经典的平铺直入,佐以倒叙、插叙、抒情、诗化、蒙太奇、记忆回放和夹叙夹议等多向度的叙事模式,简单明了,质朴生动,恰到好处地将天下、国家、民族之巨型语言与个人、家庭、亲情之小写话语“揉合”起来,使文本的精神空间大大扩充和延伸,使读者在学到知识、了解历史、提高认识和得到激励的同时,获得一种“别样风味”的阅读快感,是当前传记文学创作的新收获。
  (作者单位: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佘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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