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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的诗歌或写作的可能

  今年的诗歌是好是坏?新诗百年我们如何予以有效地总结和反思?新媒体形成的文本形态(文本电子化)、阅读心态(临屏阅读的即时性快感)和诗歌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诗歌文体认知的局限何时才能突破?诗歌如何在分歧巨大的舆论中取得共识?诗歌如何在社会转型的节点上有效地介入公共空间和精神生活?诗歌能在“少数人的写作”与“多数人的阅读”之间取得有效平衡吗?这些疑问让我想到鲍勃・迪伦――“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扬”。诗歌文体认知的局限何时才能突破呢?正如西川所言,笼统地谈论中国诗歌会遇到很多盲点,而传统与当代的诗歌问题是共通的,“唐人怎样写诗?是否如我们这样写?为什么好诗人集中在唐代?唐代诗人、读者、评论家的诗歌标准与今人相异还是相同?唐代的非主流诗人如何工作?唐人写诗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时代?”(西川《唐诗的读法》)
  面对大机器、大数据、新科技和新媒体情势下诗歌的新变、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集束式的诗歌生产、电子化的传播以及不断发生的热议事件,很多写作者、普通阅读者和专业评论者都瞬间丧失了甄别与判断能力。面对愈益复杂和分化的诗歌,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每个人摸到的部位不同理解自然不同。相反,几无建设性可言的自嗨、点赞、热评以及长舌妇一样的吵骂却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专业阅读者以及“媒体批评”(包括一部分主流媒体)对诗歌的言之凿凿的全称判断。诗人的自信、自大以及膨胀的写作心理和虚荣心已经像雾霾一样爆表。
  一、模糊或分明的面孔:滚沸现场与百年游踪
  诗歌生产与传播的速度、广度和渠道的拓展以及高烧不退的社会关注度都似乎证明以往诗歌与普通受众之间的冷漠关系已经有所改观。事实是如此吗?这成了诸多专业读者、普通读者的共同疑问。
  一年来无比火热的诗歌活动和高分贝的造“节”运动已乱花迷眼。有些诗歌节更像是观光旅行团――与地方旅游和文化资本媾和,诸多活动动辄就冠之以“国际”二字――“仿佛跨国便高出本地不只一等,却无人检讨受邀的外宾中,有多少是真正跨得出他们自己过度的诗人?”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混诗歌节却“无诗”的专业跑场子的“诗歌节诗人”。(杨宗翰《论诗歌节如何“毁诗不倦”》)吊诡的正在于如此热烈的诗歌现场和造“节”运动中缺席的恰恰是“诗歌”和“诗性正义”。目前国内有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300多个诗歌奖且不断攀升的奖金数目令人咋舌。相比较欧美等其他国家,中国的诗歌奖项多且乱,很多都不具备公信力。有诗人宣布今后不再领取国内的任何诗歌奖(沈浩波《关于国内的诗歌奖》)也并非刻意的自我炒作,而是有一定的针对性。
  多样化的诗歌传播方式和出版新渠道的拓展(比如以《2017天天诗历》《2017诗词日历》《亲爱的日历》《每日读诗日历》《给孩子读诗》《诗光年日历》《唐诗之美日历》《福建诗歌周历》《浙江诗人日历》等为代表的诗歌日历、周历的激增)对诗歌社会影响度的提升是不争的事实。诗歌与公共空间的对话(比如诗歌书店、诗歌咖啡馆、诗歌主题馆、诗歌走进美术馆、诗歌地铁、诗歌巴士、诗歌船、诗歌墙等)、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跨界与融合(比如“诗意当代”艺术融合展、“诗书本一律――现代诗书法展”、翟永明、韩东等人成立“十诗人电影公司”,以余秀华为主题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主竞赛长片单元特别奖,诗电影《路边野餐》《蝴蝶和怀孕的子弹》以及80后诗人小招(1983―2011)的纪录片《我的希望在路上》受到关注,而以打工诗人为题材的记录电影《我的诗篇》截至2016年12月已经在全国180座城市通过众筹的方式放映了900多场次)成为年度话题。诗歌对公共空间和公众生活的介入能力正在增强。这似乎都在提醒人们――诗歌已经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回暖”“升温”,而是“繁荣”和“一片大好”,又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然来临。但是,越是火热的诗歌年代越需要沉静下来予以反思,因为从文体特性来说诗歌的持续升温是反常态的。炙热的诗歌现场背后的深层动因、内部机制、精神场域以及空前复杂、分层的现实亟待梳理、过滤、辨认、反思。与此同时,大众对诗歌“边缘化”“读不懂”的困惑以及对诗坛“个人化”“圈子化”“小众化”的不满仍然存在。
  2016年是新诗百年诞辰――胡适的白话诗《蝴蝶》写于1916年。面对新诗百年,其历史化和经典化已经提上日程(如各种总结性的选本《中国新诗百年志》《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安庆新文化百年 诗歌卷》《中国新诗百年百首》《百年诗经・中国新诗300首》《中华美文・新诗读本》《天津百年新诗》《中国新诗百年孤独1916―2016》(西班牙语)《当代诗经》等,以及争议很大的“博客中国”组织的“影响中国百年百位诗人评选”活动)。百年新诗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在形成的自身传统已是事实。著名新诗研究学者洪子诚先生则认为百年新诗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当代的优秀诗人已有足够的才能参与和古典诗歌、与域外诗人的对话。
  曾经模糊的百年新诗面孔正在一次次的累积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诗歌写作状况正是这一百年现代诗实践缓慢累积的地貌,我们无法脱离一个事物的历史去评估它的现在或者预测它的未来,任何一种事态的未来都受到历史积蓄的势能的影响,对新诗的评价也一样。”(耿占春《如何在茫茫诗海中涛得好诗》)新诗的动力就在于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向,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尝试,从而有诸多的可能性形态。所以当我们面对百年新诗的时候不可能用一顶帽子去扣住它,它可能会有其他的你认知之外的形象。
  新诗与古典诗词和外国现代诗的关系、新诗自身的传统、一系列诗学问题以及新诗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创新都成为本年度不断热议的话题。新诗的有效性到了今天需要重新反思。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与江苏省作协、扬子江诗刊社联合举办的“百年新诗论坛”就新诗的现代性、地方性、形式建�O、译介、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长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于进一步厘清百年新诗的问题具有建设性。   新诗百年,自由、开放和创新一直是其发展的核心,但是其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恰恰是“新”。新诗百年之际谢冕认为不能因为“新”而丢了“诗”(《中国新文学:百年的忧思与梦想》)。而越来越叙事化、段子化、散文化和定型化的写作无疑给新诗自身套上了禁闭的枷锁,如何进一步突破和创造成为当下以及今后诗歌发展的关键。由蒋一谈主编、北岛推荐的“截句诗丛”(第一辑19种)的出版旨在重新认识新诗的文体特性并提供新的写作可能性,是一次美学和诗人世界观的更新。“截句”之所以引发巨大关注和争议正在于对“新诗”之“新”的理解以及差异。一定程度上“截句”的出现是重新认识百年新诗的一个入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截句是名副其实的“新诗”。截句只是新诗的一端而不是异端,不能忽视和轻视写作的可能性。一百年的中国新诗最关键在于一个“新”字,这并非是简单化的文学、社会和历史的进化论,而是新诗代表了一种无限开放的话语方式。截句,仍然只是一种尝试,就像当年的胡适一样“自古成功在尝试”。
  二、“诗”与“歌”的分化或对话
  2016年10月13日瑞典学院宣布将本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民谣摇滚歌手鲍勃・迪伦以表彰他“在美国歌曲的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性表达”。这不仅出乎太多人的意料并随之产生不解、尴尬甚至愤怒,而且进一步挑动了人们惯常意义上对诗歌边界、文学等级的惯见,“很好,他觉得瑞典文学院的老爷子老太太们至少做了一个有趣的选择,至少他们让所有人也让他自己感到尴尬――他想,你要乐于承受这种尴尬,你要试着越过界限、等级、习惯,越过那么多的深沟和回路,只有这样的大脑才是个核桃而不是一块鹅卵石。这是他们兴致勃勃地给自己制造的问题,反正他们也听不见来自中国的种种喧嚣”(李敬泽《杂剧》)。
  就汉语新诗而言,“诗”与“歌”的分化、分家或“分手”已经很久了,而西方的摇滚乐与先锋文化和社会运动却密不可分――街头意识形态、青年亚文化、异见文化、时代精神和幽暗的体制的复杂关系,“这些作品展现出启示录般的愿景、对工业社会和现代科技的强烈反感,对官方权威和传统道德的深厚敌意,以及与各种非西方的心灵与宗教传统的接近。”(理查德・弗莱克斯《青年与社会变迁》)摇滚音乐代表了地下、先锋、前卫和颓废以及抗议,是时代的、革命的、政治的、身体的混响。而彼岸的台湾,一定程度上缓解诗歌与大众的隔膜而令大众对诗歌发生热情的正是1970年代开始的民歌运动。尽管从诗歌来说,鲍勃・迪伦深受兰波、狄兰・托马斯和艾伦・金斯堡等诗人的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代表了新的世界诗歌写作标准,而是一种可能性――被忽视的诗歌传统。诗与歌的互动、诗教、乐教和歌诗已经在汉语现代诗歌发展进程中被规避了。业界更多关注的是诗与歌的平行和分化关系――诗歌的散文化以及对现代性的复杂经验和智性深度的追求。对抒情性和音乐性的排斥使得诗歌成为无声的诗和徒诗(只用于阅读的书面文本)。而鲍勃・迪伦帮着我们重新认识这些传统――“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鲍勃・迪伦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信)。而从近年来诗与歌对话性的向度看,实际上一直不乏“歌诗”的传统在当下的延续,比如诗人和民谣歌手合作的“十三月唱诗班”以及此前《中国新诗年鉴》的“唱响诗歌”、《人民文学》的“新乐府”、诗加歌、诗歌之王以及今年的第三届草地诗歌音乐会、首届成都国际诗歌音乐节、新诗百年・第十届诗歌人间原创音乐会等。一些唱作人和民谣歌手、民谣诗人(张楚、潘越云、胡海泉、周云蓬、黑大春、尧十三、万晓利、张玮玮、张浅潜、苏阳、小河、小娟、莫西子诗、蒋山、洪启、吴吞、宋雨�础⒙硖酢⒑瘟Α⒘醵�明、赵照、钟立风、胡畔、王娟等)一直在做探索性的尝试。尤其是近年的诗歌跨界传播一定程度上将诗以歌的形式推向了大众。12月7日,由鲁迅文学院主办的“千山静默,万物歌唱――诗与歌的关系研讨会”就是对这一话题的深化。吉狄马加、商震、邱华栋、李少君、郭艳、树才、敬文东、霍俊明以及民谣歌手洪启、马条、钟立风与鲁院高研班的作家、诗人们就诗与歌的话题展开讨论。吉狄马加认为从历史和传统的向度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诗与歌一向是很难分开的,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国内外一些重要诗人其诗歌影响往往是通过歌诗和演唱而与大众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如何更好地推动当下诗歌创作,在强调诗人独立写作的同时关注诗和歌的结合,对于今天的诗歌传播来说作用巨大。
  三、分层的诗歌与差异性的“取景框”
  犹如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擅长各种技术和项目的诗人运动员正在展开各自的比拼。从诗歌类别和体式来看,现代诗、旧体诗词(现代诗词)、长诗(包括主题性的大型组诗)、散文诗(《我们―散文诗丛》第三辑的出版)都出现了共同发展的局面。从诗人身份、题材分类而言,少数民族、底层(以非专业写作群体为主)、主旋律(比如诗刊社编选《风景动了一下――一带一路诗之旅 作品卷》)以及女性写作均取得长足发展。诗歌的分层和分化状态越来越明显,与此相应每一层级内部的写作者和诗歌状貌同样千差万别,正如每个诗人手里差异性的“取景框”一样。
  旧体诗词(现代诗词)在创作、文献整理、理论研究和多媒体传播、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整体呈现出复兴态势。旧体诗词在继承和创新中力求表达新的时代经验,实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当代化”和创造性转化,显示出旺盛的活力。据统计,相关诗词歌赋社团组织达3000多个,创作者分布在各个社会阶层和年龄段。借助于这些传统的诗歌样式,诗人更为关注的是传统形式与鲜活的时代现实的对接,凸显出了个人体验、现实精神以及敢于创新的文体求变能力。而“坚持‘求正容变’,处理好‘新’与‘旧’、‘变’与‘不变’的关系,是诗词写作需要面对与破解的一个时代课题。”(蔡世平)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中华诗词网、中国诗歌网、高校的诗歌研究机构以及《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中华诗词研究》等刊物主办的相关研讨会、编选的作品集、研究文集、资料汇编、年度报告和理论专著均取得建设性成果,如《中华诗�~发展报告》《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2017诗词日历》、中国诗歌网主办的“新旧诗论”恳谈会等。   今年是长诗的丰收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非常突出(民间设立了长诗专项奖“天铎奖”),展现了诗人综合写作能力的整体提升。萧乾父主编的《现代汉语史诗丛刊》历经十年准备得以出版,收录了1980年代以来包括海子、骆一禾在内的42位诗人的33部长诗、11部小长诗以及1部诗学论著,共计29册、1.4万页、30万行。年度代表性的长诗文本有吉狄马加的《致马雅可夫斯基》、雷平阳的《去白衣寨》、陈先发的《秋兴九章》、赵野的《哀歌八章》、胡弦的《葱茏》、姜念光的《打虎上山》、桑子的《钱江书》、乐冰的《祖宗海》、路云的《此刻,蔚蓝》、张战的《我,一个编号》、南子的《疑问录》、《大风》(曹东)、吴震寰的《孤独者》等。这些长诗文本无论是在精神的复杂性、思想的深度、历史的个人化、现实体验的差异性,还是在写作技巧、修辞策略上都体现了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实验意识。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参评和获奖诗集(朝鲜族诗人崔龙官的《崔龙官诗选集》、维吾尔族诗人伊力哈尔江・沙迪克的《云彩天花》、白族诗人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裕固族诗人妥清德的《风中捡拾的草叶与月光》、彝族诗人鲁娟的《好时光》)集中展示了当下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整体成绩。少数民族诗人在关注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也更为关注现实生活以及个体复杂的情感,整体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创作局面。首届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论坛发布《世界少数族裔文学宣言》,旨在强调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的现状与未来。新诗百年之际,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与西藏文联和江苏省作协、扬子江诗刊社联合举办“明月上林芝,新诗耀中华”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研讨会。本次论坛的召开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大会和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反复强调的民族文化融合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精神的贯彻,也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向世界进行展示的重要契机。与会评论家、诗人就百年来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历史和现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宗教民俗以及翻译、研究和传播都进行了深入讨论。收入310位彝族诗人《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192万字)全面展现了当代彝族诗群的总体成就。《燃烧的麦穗》(夏依甫・沙拉木编选、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翻译)集中展示了33位从60后到90后不同代际的维吾尔族诗人的语言和修辞的特性以及民族性、个体性、先锋性和开放性――“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新生’,因为其视野已经远不止于本土、地域,自身的古老传统,而是以世界,以当代的诗歌思维与广阔的文化视野来展开其写作的。而且这个群体如此之大,其写作的视野与水准,风格的陌生与新奇,内容上的深度与广度,都可以与任何一个当代民族的写作媲美和争雄。”(张清华《先锋的蝙蝠把我们引向黑暗――序<燃烧的麦穗>》)谈论少数民族诗歌往往会强调其地域性、民族性、异质性以及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传统等,但当下少数民族写作同时也存在着表层、刻板、符号化的问题。一种“仿民族”“伪民俗”写作正在兴起。很多写作者在各种场合标举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但是他们的写作和精神事实已经和曾经的历史序列中的“少数”丧失了关联,而更多是沦为了标签化的“仿真”和“媚俗”性的写作。
  当下的女性诗歌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体”和“女性主体”,无论是在写作风格还是在整体格局上都呈现了一种“普遍性”诗学。女性诗歌在2016年呈现出井喷式的状态,无论是诗歌产量还是精神状态。尤其大批涌现的年轻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崭新的精神质素和写作方向。本年度风格突出的女诗人诗集有《让我背负你的忧郁》(郑玲)、《扑朔如雪的呼吸》(王小妮)、《个人简历》(娜夜)、《脑电波灯塔》(童蔚)、《半岛》(林雪)、《从今往后》(路也)、《我们爱过又忘记》(余秀华)、《我把自己分成碎片发给你》(西娃)、《栖真之地》(桑子)、《猎・物》(倪志娟)、《战栗》(臧海英)、《乐果》(杨晓芸)、《消失,记忆》(赵四)、《这是世界的哪里》(田暖)、《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冯娜)、《大海一再后退》(颜梅玖)、《无心地看着这一切》(谢小青)、《坐在对面的爱情》(杨碧薇)、《我的降落伞坏了》(戴潍娜)、《我坐在火山的最边缘》(包慧怡)、《蜜蜂的秘密生活》(梅依然)、《深蓝》(羽微微)、《我为诱饵》(余幼幼)、《数星星的人》(玉珍)、《我热爱过的季节》(林火火)、《草木之心》(白兰)、《冷藏的风景》(����)。
  四、时感的、此刻的、物化的、碎片的诗
  今年是《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三十周年。三十年前现代诗群体大展推出的64个诗歌流派以及100多个诗人的作品和大张旗鼓的宣言在无比热闹地助推诗歌热潮的同时也宣告了先锋诗歌在此后几年的迅速冷却、收场和隐匿。尽管耿占春认为随着当年的先锋派作家成功地转向图书市场、影视、学院,或走向沉寂,文学上的“先锋派”已经退出历史是一个普遍的说法,但先锋派留下来的是一种无形的先锋精神――“文学或许不必有先锋派,但不能失去其先锋性,也就是一种在人类精神广度和表现它的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
  “先锋”“地下”显然是当下这个时代已经暌违的词,尽管偶尔被提及,但已物是人非――而酒精和摇滚乐中那些面目模糊的新时代的“披头士”“亚文化青年”更多的时候已经被置换成了后现代装置艺术的一个碎片。新世纪以来的诗人试图再次成为广场上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精英或者在文学革命道路上成为马前卒都有些近乎痴人说梦。而正是由此不堪的“先锋”境遇出发,真正的写作者才显得更为重要和难得。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一味的个人化、日常化,不断地追求智性、长度、难度和现代性,但是其与读者和大众的隔膜即使在微民写作和底层写作的社会热潮中也没有消减。当诗歌离开了诗人内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群的时候,诗歌的疑问和不解就近乎铺天盖地。诗歌叙事性和戏剧化正在成为段子化的市侩气、脑筋急转弯式的口语媚俗和伦理化道德感的时代叙事。而借助社会重大主题的翻版的政治抒情诗写作也成为一种潮流。与此同时,当我们一再借助“底层”“草根”“打工”“贱民”“民生”谈论诗人的社会身份、责任以及诗歌的社会性、及物性、介入现实的时候,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诗歌自身隐秘的构造和对精神主体的持续而幽微的震动,“新诗自觉的实践者以高度分化的语言方式,以‘原子化’的语言方式或新的‘物性论’的语言,即以一种高度分化的话语形式,处理更加微观的感知经验,这是社会看不见的领域,似乎也无关乎社会变革、无关社会运动,但在重构词与物的�P系、语言与意义的关联,重塑人的感受力、进而重新塑造人和社会的关系方面起着缓慢而隐秘的作用。”(耿占春)   六、“诗性正义”“向杜甫学习”的
  困窘或可能
  塔楼,树,弱音的太阳
  构成一片霾中风景
  鸟还在奋力飞着
  亲人们翻检旧时物件
  记忆弯曲,长长的隧道后
  故国有另一个早晨
  如果一切未走向毁灭,我想
  我就要重塑传统和山河
  ――赵野《霾中风景》
  诗歌既是幽微的心灵世界的复杂呈现,也是时代和社会主潮的揭示。“诗缘情”和“诗言志”的传统构成了诗歌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如果只是从诗人的责任和对公共生活介入的角度理解“诗性正义”,或者说诗人与现实的关系,我们都会以杜甫作为诗人的表率和榜样。与此同时我在越来越多的诗人这里听到了杜甫的回声,越来越多的诗人把头颅从西方转回自身向传统致敬。而在不同的年代,向杜甫学习、反映现实训导和提醒并不少见,然而我们却在伦理化的道德论调中简化了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而当我们必须谈论诗人与现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杜甫是怎样以诗歌话语的方式抒写了一个自己的时代。比如我们可以追问,同样是在唐朝生活的杜甫同时代的诗人,他们也深处于动荡的社会现实之中,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写出杜甫那样的诗歌?难道他们的诗歌与现实没有关系吗?为什么偏偏是杜甫被认为是诗史,而他的诗歌也被视为是对一个历史阶段的最为代表性的呈现?由此,我们就会发现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对等关系和直线型地呈现,而是要更为复杂和值得重新思考。而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一个时代关键在于他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方式始终是以诗歌美学为前提的。但是在儒家入世思想以及匡时济世的集体心理作用之下,杜甫被我们认可和赞许的正是体现了我们津津乐道的“言志载道”的诗学传统。然而,杜甫的那些“缘情”的诗歌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被淡化和搁置了。所以,我们一直看到的是一个政治的杜甫、人民的杜甫、现实的杜甫和沉痛的杜甫。而这构成的就是我们一贯以来对杜甫的刻板印象。不可否认,这一形象下杜甫的诗歌仍然是成就卓然的。然而当我们放开眼界看看杜甫诗歌传播的历史,我们却又会发现另外一个吊诡的事实。随着生态坏境的堪忧,尤其是越来越多多城市被雾霾困扰,诗歌中的“生态写作”正在深化,尤其是年底涌现的大量的“雾霾诗”以及网络神曲《悟霾》都体现了诗人“介入现实”的努力。实际上这是诗人“生活”必然在诗中的显影和折射――“健身器材的木椅上 / 坐着两个老人 / 老到没了性别 / 眯细着眼睛 / 暖洋洋 / 晒着霾中的太阳 / 霾还很年轻 / 老人已老了很久 / 不认识霾 / 向来,他们听凭太阳 / 不能直视的太阳和斜太阳 / 黑太阳 / 橘子太阳和典狱长太阳 / 向来 / 他们眯着眼睛 / 他们心系太阳 / 似乎,唯如此 / 才拥有最后的 / 一丝光线的尊严”(宇向《老且霾》)
  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而对生存问题的揭示,对生态环境的忧虑,对民生问题的反思正印证了当下最为流行的话――“雾霾时代诗人何为”。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看来,诗歌无论是回应现实还是回避现实都是一种“奴役”,诗歌应该超越现实面向未来。这一论断自然有其道理,但是诗人如何能够超越现实和当下而面向未来呢?诗人的写作和“现实”没有关联吗?显然,记忆、现实和未来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开的。换言之,诗歌既不能成为“现实”的寄生物和二手货,也不能成为完全抽离了现实体验的空想和高蹈。由此,诗歌中的“现实”以及应该具有的超拔于现实之外的想象能力和“修远视野”正是考察诗歌的一个入口或切口。而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日常现实和诗歌中的现实是两回事,诗人所理解的现实也是多层面的,任何执于一端的“现实”都会导致偏狭或道德化的可能。正如雷平阳所提醒的不要以为有了“生活”诗歌就会迎面而来――而这是当下诗人最容易犯的错误。
  现实是分层的,每个人面对的现实以及相应的感受是有差异性的,而现实进入诗歌的方式更是千差万别。而诗人如何延展、拓宽甚或再造一个语言化的现实是一个重要工程。尤其是在当下“日常之诗”泛滥的情势下,一个诗人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转到背后去看另一个迥异的空间才显得如此重要。物象、心象和幻象必须一起在语言中赋形一个诗人,才有可能真正走在正�_的路上。作为一个诗人,必须正视自我认识和体验的有限,必须在诗歌中让更多的环节来拓展自我。正如赫拉巴尔所说,站在城市的街头,你认识到的只是双脚所站立的那么一丁点的地方,甚至对脚下城市的下水道你一无所知。而新媒体和自媒体的交互性,城市化导致的快速生活方式都使得当前诗人的感受能力空前降低――大数据时代作家的感受方式也是如此的趋同化,每个人每天接受到的都是电子化的新闻化的现实。
  七、 国际化视野与汉语诗歌“形象”
  各种“全球化”视野下诗歌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国别的交流活动在2016年呈现繁多的局面,两岸四地以及国际之间的诗歌活动继续呈上扬的态势――比如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绥阳首届双河国际诗歌节、上海国际诗人节、青海国际诗人毡房会议、国际诗人扬州瘦西湖虹桥�G、首届东亚诗人大会(中、日、韩)、第三届国际华文诗歌奖、太平洋国际诗歌奖、2016两岸诗会暨“桂冠诗人奖”、第十一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鲁迅文学院举办的学术论坛“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诗歌的语言、翻译和可能性”、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中国诗歌对外翻译与传播国际高层论坛”、中国诗歌学会设立中日诗歌交流办公室并启动《中日诗歌丛书》出版项目、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和磨铁读书会主办的第三季诗歌翻译坊、“胡同诗会――中外诗人面对面”“跨越语言的诗意:国际诗歌朗诵会”、上苑艺术馆“国际创作计划”等。除了各种国际诗歌节和交流活动之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对外翻译工程(含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翻译)以及中国作协诗刊社编选的《那些上紧时光的手》(一带一路诗之旅 译诗卷)、中国诗歌学会组织编纂的《“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都不断助推诗歌翻译尤其是汉语诗歌的对外译介。与此同时,诗歌的国际化视野也助长了一些假想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写作幻觉。跨文化、跨语际的诗歌交流实际上并不是对等和平衡的,往往会产生失重的状态――比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坦诚说出的“因为能读到的译本不多,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是有限”。而这一不对等的关系再加之区域文化政治和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性而影响到不同国别诗人的判断力和自信程度,“新诗是我们的传奇。即使不使用百年新诗这样的尺度,人们也能隐隐感觉到这一点:新诗是汉语的现代传奇。但在柏林诗歌节上,我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另外的情形:西方人只愿意把新诗当成是我们的一种分类简陋的政治文献。对他们而言,新诗不过是一种文献诗。”(臧棣)西川在接受《辽宁日报》访谈时也认为中国诗人在世界上还没有树立起自身形象,“绝大多数诗人的作品翻译成外文后完全处于失效状态”。王家新则认为许多翻译家对新诗的建设性贡献大于诗人,诗的成就与不足都与翻译直接相关。   不断涌现的以西川、王家新、陈黎、李笠、黄灿然、汪剑钊、田原、高兴、树才、李以亮、桑克、程一身、伊沙、晴朗李寒、远洋、王敖、胡续冬、周公度、周伟驰、雷武铃、王嘎、杨铁军、陈太胜、舒丹丹、薛舟、倪志娟、范静哗、张文武、包慧怡、胡桑、王东东等为代表的“诗人翻译家”使得诗歌译介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以新陆诗丛、巴别塔诗典、雅歌译丛等为代表的诗歌翻译工程不再是以往欧美诗歌的一统天下,而是向以色列、巴勒斯坦、韩国、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等更多的国家和族裔拓展。2016年代表性的译著有《里尔克诗全集》(陈宁、何家炜译)、《英国诗歌选集》(王作良编选)、《冥想之诗》《漫游之诗》(蔡天新主编)、《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智量译)、《帕斯捷尔纳克传》(王嘎译)、《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王家新译)、《寂然的狂喜:叶芝的诗与回声》《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阿米亥诗选》(傅浩译)、《幻象集》《毕加索诗集》(余中先译)、《舞步――迈克尔・杰克逊诗文集》(陈东飚译)、《佩索阿诗选》(欧凡译)、《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薛庆国译)、《兰波诗歌全集》(葛雷、梁栋译)、希尼的《人之链》(王敖译)、《电灯光》(杨铁军译)、《区线与环线》(雷武铃译)、《夜舞――西尔维亚・普拉斯诗选》《重建伊甸园――莎朗・�W兹诗选》(远洋译)、《高窗――菲利普・拉金诗集》(舒丹丹译)、《奥登诗选:1948―1973》(马鸣谦、蔡海燕译)、《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露易丝・格丽克诗集》(柳向阳、范静哗译)、《月光的合金:露易丝・格丽克诗集》(柳向阳译)、《卡明斯诗选》(邹仲之译)、《浪游者》(林克译)、《现实与欲望:塞尔努达流亡前诗全集1924―1938》(汪天艾译)、《春天 得以安葬》(高银诗集,金丹实译)、《密茨凯维奇诗选》(林洪亮译)等。除了汉译,诗歌的对外译介也值得关注,比如多多的双语诗集《诺言》以及古典诗歌集《独立》、古典诗歌集和游记《寻人不遇》、痖弦的诗集《深渊》、伊路的《海中的山峰》等被翻译成英文。此外,《中国现代诗系》韩语版、蔡天新《幽居之歌》亚美尼亚版、《杨克诗选》蒙古语版的出版多呈现了多元化的对外传播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历时八年之久翻译的《杜甫诗》全译本的出版在国外引起巨大反响。熊辉的专著《翻译诗歌在中国的接受》、孙晓娅编选的《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以及日本汉学家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立体化呈现了不同视野的诗歌译介。《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以1950―70年代知识分子的旧体诗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一种相当开阔的历史视野中对于中国革命做出了独到理解与别致阐释。洪子诚认为这本书通过对“若干热情参加、追随革命,却遭受难以想象的磨难的知识分子写的旧体诗的分析,来探索他们的独特命运,他们不同的应对方式和精神、心灵轨迹,并扩大引发至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思考。”(《构成了一种同一时代人的关系》)荷兰著名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专著《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则从文本、语境和原文本三个方面对19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社会转型、先锋诗歌裂变、诗歌思潮、创作新变以及诗人专论进行了别开生面、角度独特、立论新颖的观察、剖析与反思,体现了一个“局外人”对中国当代诗坛“多方面的深入而独到的观察、理解”。陈太胜翻译的特里・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则向我们敞开了诗歌阅读的多重空间和可行性方法。
  一定程度上,汉语诗人在国际上获奖也是汉语诗歌写作认可度的提升,比如吉狄马加获得2016年度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以及罗马尼亚《当代人》杂志与布加勒斯特作家协会联合授予的“卓越诗歌奖”和“诗歌创作奖”、中国台湾诗人杨牧获得瑞典“蝉奖”、多多获得墨西哥“新黄金时代诗歌奖”、潇潇获得罗马尼亚作家协会颁发的“阿尔盖齐诗歌奖”。
  本年内诗歌批评与研究继续深化,研究者的整体考察和问题意识突出。尤其是在新诗百年之际相关的研讨会、研究文集、报告和文丛、专著均取得建设性成果。代表性的有《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中国现代诗学丛书》(12种)《声音的诗学:现代诗抒情艺术研究》《李瑛诗歌研究文选》《大诗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2014―2015》《新世纪诗歌批评文选》《诗的证词――一带一路诗之旅 诗学卷》《70后批评家文丛》《阅读的姿势》《梁平诗歌研究》《分叉的想象》《萤火时代的闪电》《陌生人的悬崖》《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读一首诗,让时光安静》(文本细读)等等。李少君、刘复生主编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诗歌》收录了17篇关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现象和问题研究文章,涉及到诗歌的地方性、现实感、校园诗歌、诗歌的大众化、诗歌伦理以及传播等问题。
  在这一年,传奇歌手、诗人莱昂纳德・科恩,英国诗人杰弗里・希尔以及马新朝、周伦佐、栗原小荻、水晶花和95后诗人凯歌辞世,祝他们在另一个诗国安好!
  (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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