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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批评的专业素养与标准

  每个人都是批评家。咿呀学语的儿童会通过摔打和哭闹表达对玩具的不满,出租汽车司机在乘客那里展示他对时局的政治见解,邻居老阿妈则在张家长李家短中曲折地贯彻她的道德观……这是根植于人性本能的自然状态。但是,对于一个专业文学研究者而言,批评意味着什么,他如何区别于一个普通批评者的本能性意见,而具备一个批评者令人信赖的自觉职业素养呢?
  我曾经数年承担年度综述的工作,做过类似工作的人都知道,这是个苦差事。为了对全年的创作状态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作者必须进行大量的阅读,完全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喜好有选择地进行挑选。所以在2016年6月19日苏州大学“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建设”的会议上,我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就像一个蜣螂,在各种泥沙俱下的作品中勉力掘进,试图清理出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个文本,梳理出写作生态的基本样貌,并且尽可能地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这虽然表面上是个玩笑,其实内底里并非是哗宠取宠故作惊人之语。蜣螂以动物粪便为食,有“自然界清道夫”的称号,而批评家穿行于作品丛林之中,并不总能含英咀华,更多的时候也都是类似蜣螂的状态,努力在杂草丛生、良莠不齐中清理出一条可供其他专业与非专业读者辨认的道路和标记。
  因而,我对有些批评家信口开河地说自己只读只评论“好的作品”难免有些心生疑窦。这个“好”的标准从哪里来呢?每个特定社会环境、特定教育与出身背景中批评者都会受制于他那个时代的“认知范型”。这种“认知范型”隐蔽地形成了他具体的美学趣味、审美偏好和批判底色,他身处其中而不自觉,往往会偏执地接受某一类文本而排斥另外一类,认为后者是蹩脚的、不好的。如果仅仅按照自己的个人喜好进行评判,那评判这个工作也未免太轻松了,所得到的看法和结论也未免过于主观,可以作为鉴赏谈,而不是客观化的知识。专业的批评要给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描绘出一幅地形图,点出路径走向和标志性的坐标点所在,它应该超越于时代一般“认知范型”之上,既读自己喜好的、欣赏的文本,也读与自己趣味偏离甚至完全背反的作品,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勾勒出一个时代基本的文学生态,然后再给出一个结论,这样的结论才是具有学理意义的。
  作者以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任何一个人都会对一个文本对象产生自己的看法。但是这样的读后感是从感性中生出的“看法”,就像前面所说的各种自然状态的“批评”,仅仅体现了个人的趣味和偏好。而真正的专业批评应该是一种具有生产性质的“知识”,即“看法”必须超越个体的偏见和品味,具有可以为他人所接受的普遍性,与原对象相互发明,具有对话的性质,否则它就只是附着于原对象的言词的叠加。这要求批评者在自己的感性直观中融入理性剖析,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知识人、审美的人、政治的人。他必须在一个纵向历史的脉络和横向平行的比较中建构自己的标准,从而铆定对象的位置。要达到这一点,持之以恒而又永不懈怠的学习和砥砺是必不可少的,批评者需要永远保有一颗对于事物敏感与好奇的心灵,充实自己的武库,只有建基于此,才能对文本的独特、创新和美学有着清楚的见识。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是批评的知识性和认识论。
  随便拿到一个作品就洋洋洒洒地发议论,而没有纵向的文学史脉络的把握与横向与其他空间中同时代作品的比较,其上者可以别有会心、巧作发明,比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西厢记》《左传》等书及杜甫诸家唐诗,或者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也可以自成一格、帮助普通读者理解和发挥。但那些言简意赅的注解、突发奇想的断言并不能自己形成某个自成一格的体系性知识,至其极致也只是怡情遣兴、增广贤文般的东西。当然,�@与美学追求并不矛盾,形成了自身美学目标与追求诗文评如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或严羽的《沧浪诗话》以意象解诗,无论从文句到修辞本身就是一格艺术品。
  诗文的月旦品评中大量含混暧昧的诗性语言,提示了任何文本总是包含暧昧、模糊的部分,这是文艺作品区别于哲学或者社会科学的特性,它有着纯粹理性所无法抵达的幽暗空间,你无法像准确切割机床一样去对待一个文学艺术作品,因而情感与态度始终如影随形。但是修辞所不能掩盖的是价值诉求,只是在时下的批评风气中,立场隐约成了禁忌,人们羞于表达自己的态度,因为那可能带来意图先行,进而会影响到判断的准确和客观。但是,阶级、教育、个人性格、一个社会的“时代精神”与流行话语都会构成理解中的“先见”,没有立场的批评也是一种立场,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很有可能只是人情往还与犬儒式的骑墙,反倒容易混淆了是非。在“美”之外,文本应该有其“善”与“真”的维度,即我们应该重申一种有道德的批评,而不是随波逐流;追求有目的批评,而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绝假纯真,不忘初心,这是批评的方向感和伦理学。
  “诗言志”“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刘勰的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也是从原道、征圣、宗经开始,提出“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那些言外之意、味外之旨才是根本,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虽然是辩证关系,其实还有个本与末的关系。只是,以美学取代政治和伦理是目前批评的一种流行态度,常被人举出的例子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的重估之功,认为那是对“鲁郭茅巴老曹”这一社会主义中国现代文学史系统结构的反拨、调谐乃至颠覆性的创新,而对“感时忧国”较之于趣味与美学似乎要低一筹,妨害了文学的自主性。但夏志清的批评其实也不过是一种特定语境中“去政治化”的政治,强调的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而已,从逻辑上来说这种批评并不比他反对的对象更高明,“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夏志清的成功恰在于他丝毫不隐晦自己的立场,将自己的道德观一以贯之。
  当然,有了知识、道德还不够,因为批评如果要落到实处,还需要有勇气与意志将其实现。批评的功能显然不仅仅在于提供解析娱乐,它还要有甄别与提升,在阐释的同时也要创造。批评者者必得有着信念与激情,力避鲁莽无知、是非淆乱和坚僻妄诞,而在批评中建立一个尺度和乌托邦。批评的本体就潜藏在其中,它在鉴赏之外,关注文本之外广阔的时空,提供一种想象更美好未来的图景。它一定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没有这种导向性质,则批评就沦为一种依附性的存在。这是批评的现实感与实践性。这三方面的素养其实就是在前人所谓的感性与理性的综合、知情意统一、才胆识力的融贯,更加上一重实际操作的维度。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把批评与个体的生命体验、生活感悟、知识激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专业的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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