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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与时代的精神状况

  今天的文学批评不仅处于弱势,而且总是受到大众的苛责与诟病。相较之下,20世纪80年代生机勃勃的批评界则让人忆念和追慕,“80 年代是一个开放的、变动的时代,那时候人们会分享一些不同的价值观。所以那时候文学批评变得非常活跃”{1}。借用韦勒克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称得上是一个“批评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不仅有着充满创造力的批评的洪流,而且“文学批评也已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2}。今天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在美学的感应能力、文本的阐释能力还是传播的影响力方面,似乎都难以望其项背,这未免令人感到沮丧。
  追慕固然可以促使我们反省当下的文学批评,沮丧却大可不必,我对目前的批评界依然持有信心。这信心一方面来自于我目睹不少前辈出于对文学的纯粹和挚诚的热爱,在孜孜不倦地打磨自己的文字,建构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批评家以更为完善化、系统化的学术谱系和深厚的文学修养、精湛的阐释技巧,写下了属于自己一代的具有启发性和生命力的批评文本。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文学批评。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反思基础上进行探寻与重建,弥补文学批评中的匮乏与薄弱,夯实批评实践与时代精神“肖像”之间的连结,使文学批评不仅能够�^续保持着艺术性的初心与趣味,而且还要在20世纪80年代的基础上对文学批评的学理性和思想性做进一步提升,而非简单的历史性重复和重返。这,需要批评家持续不断地对当下的批评伦理进行拓展、推进和深掘。
  一、文学批评必须对“时代”发言
  文学批评必须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状况发言,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文学批评区别于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之所在。这一功能在文学批评的诸多维度中是如此重要,以致于我们将它称为文学批评的“核心”或“基石”也不为过。雅斯贝斯指出,每个时代的人们都被唤起过这样的“时代意识”,即他们认识到由于某种原因,自己的时代不同于之前所有的时代,于是,他们会被这样的信念所鼓舞:“或许自发地、不可觉察地,或许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某种与以前不同的事物将从他们的时代中产生出来。”{3}如果将这种“时代意识”放置于文学批评的结构性链条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说,批评家负有这样的职责: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从文本中召唤出“不同的事物”――一种将自己的时代与此前时代相区别的精神特质,从而为自己的时代打上标签,立下座标。
  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几乎可以作为时代的文化、文学、思想、心理、社会发展的风向标,有时甚至担当着塑造时代思潮范式和精神模型的功能,引领着时代美学的发展。对20世纪80年代批评家来说,“现实/时代的‘吸引’”是他们学术研究的直接动因,“而他们的研究,也成为对现实/时代的话语介入”{4}。朦胧诗的批评实践在这一诗歌潮流的成型中起着重要作用,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不仅对诗歌美学逐层阐解,也敏锐地把握住了诗歌文本中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的变化;现代派文学的美学观是在批评探讨中逐渐成熟的,在黄子平、许子东、李�隆⒗罱喾堑呐�评文本中,现代主义、现代意识、当代城市青年的精神轨迹被一一勾勒出来;先锋文学则在文学批评中棋逢对手,获得了比文本表层更为丰富和有深度的阐解,作家与批评家共同以智性和才华创造了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也铭刻下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时代特征。这些批评实践在不同的精神维度和升降处进行了标本式的堪察与处理,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的面相。
  但是,在当下,我们却离文学批评的这一重要功能越来越遥远。我们今天面临的精神状况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经济、文化、体制等方面急剧转型的“大时代”。这个时代的触角全面地影响了社会和文化生产机制,文学批评却反向地呈现出了失语的状态,或者至少,没有达到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有效性和深入性。这个“失语”不是不发声,当下的批评生态可以说是多元的、活跃的、众声喧哗的,而是指现在的批评实践无法为我们提供了解时代精神状况的经验性和复杂性的途径。那么,文学批评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才能回应这个丰盛的“大时代”,折射和提取出时代的精神肖像呢?
  二、强化对“当下性”文本的阐释
  文学批评必须强化对具有“当下性”元素的文本的解读和阐释。这里所说的“当下性”文本指的是作家将写作从历史、想象的维度中抽离出来,转向对我们正在经历着的现实的书写,通过对当代生活的观察,勾连起时代的图景。乔治・斯坦纳认为,重视与时代相关的作品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功能之一:“从过去大量纠结的遗产中,批评要发现并维系那些用特别直接或精确的话语与现实对话的作品。”{5}在这里,需要要说明的是,这类写作不包括那些看似以当下为背景、实则被重重遮蔽的作品,比如以作家的书写范式、个人评述取代和想象现实生活的书写。在当下性文本中,由于文学表述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非常接近,会给我们一种“熟悉化”“新闻化”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它向我们展示的当代生活的荒诞、怪异、冷酷、荒芜、粗糙,是如此地突兀和尖锐,有时会让人产生被冒犯之感,因而在很多时候受到批评。有研究者指出,这种写作在“全面迫近现实并介入生活”时,会带来“悖论式的审美风险”,即“小说的现实及物性和批判性得到增强”,与此同时,“文学的神圣感会降低,艺术性也会受到质疑”{6}。这一观点富有洞见,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审美悖论的存在,才导致当下性文本很难得到批评家的正视与包容。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云诡波谲、荒谬无解;另一方面,在批评实践中,我们却很少看到对这类文本的回应和对话,或者是对这类文本持以挑剔或谬解的态度。以余华的《第七天》为例,它的躲避诗意、粗线条描述、N种死亡方式、新闻事件的拓片,都使不少批评家对其持否定态度。有的批评家将《第七天》与余华之前的作品进行比较,认为他的写作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是一种美学和叙事上的退步。在这种评价里,彰显出一种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即批评边界的固化和僵化。有时候,我们是带着对作家此前经典作品认知的模式化思维去打量他的新作品,一旦新作的维度和表达方式溢出了我们预设的界域,就会觉得它是不好的、冒犯性的。但是,将文本放置于当下的时代背景之中,我们会发现《第七天》这类当下性作品所具有的价值,就在于它们非常典型、集中和犀利的现实性呈现,作家表现的所谓粗糙的、混乱的生活质地本身,就是时代的特征。在这方面,我赞同郜元宝先生的观点:余华之所以“兴高采烈、油滑十足地取消一切厚重深致”,采取“简单”或者说“贫乏”的叙事方式,并非作家的创作缺陷和倒退,而是基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而做出的处理:“简单贫乏的历史正该用貌似简单贫乏的语言和叙述形式来表现,才更能丝丝入扣。”{7}   作为批评家,我们应该准确地辨认出作品中的当下性特质,予以它们更多的包容和期待,在此基础上做出客观的判断和评价。张莉教授以“现场批评”概括这种重视当下文本的批评实践,认为它可以析出文本中“毛茸茸”的、感性的元素,以获得生动的阅读感受{8}。这并不容易,因为在这个几乎是全新的文明、文化转型时期,批评家面对那些书写、呈现、凝结着当代生活的作品,必须要进行突围与转变,必须祛除对现实的想象,不断更新阅读经验,改变固化的批评思维,建构起新的批评伦理。可以说,激变的时代要求批评家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变化,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能实践这一点,批评家就会固守着过往的批评标准,以之衡量当下的作品,其结果是对叙事、美学与精神的新质视而不见,或矫枉过正。
  三、重视文学批评的思想深度
  “文学批评”的原义是艺术的判断,它涉及到个人的艺术趣味和选择倾向。随着学科与学理化的建设和发展,文学批评的纵深度也在不断加深。不过,在当下的文学批评生产中,无效、重复、低劣几乎是常态,这实在有违于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艺术性文体的理想。要想改变这种状态,使文学批评超越时代的拘囿,具有长效性和有效性,一个重要的方向是重视文学批评的思想深度。好的文学批评不应当仅仅停留于判断文本的优劣,也不能满足于文本的解读和阐释,而应当是批评家在经过主体思想的熔凝和淬取后,提炼出的能够说明、概括、传达出时代精神状况的�^念,这也是文学批评区别于书评和评论的重要特质。阿伦特以“炼金术士”来比喻实践着思想功能的批评家:
  打个比方,我们把不断生长的作品视为一个火葬柴堆,那它的评论者就可比作一个化学家,而它的批评家则可比作炼金术士。前者仅有木柴和灰烬作为分析的对象,后者则关注火焰本身的奥妙:活着的奥秘。因此,批评家探究这种真理:它生动的火焰在过去的干柴和逝去生活的灰烬上持续地燃烧。{9}
  20世纪80年代,批评界诞生了不少具有思想性的文本,它们不仅是对于作品的解读,也以其饱含启发性、冲击力的思想观念将时代的精神状况凝固下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理解时代的窗口,比如季红真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戴锦华和孟悦的“浮出历史地表”,蔡翔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 那一代人由于自身跌宕变化的人生经历,在从事文学批评实践时,往往会融入自己对于时代、社会、文化的思考。他们自觉地保持着“与时代同步”的观念,在他们看来,社会生活是一个活动的系统,而艺术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应当随着生活的变化而流动。即便我们今天再去读20世纪80年代的这些批评文本,依然会觉得它们的有效性并没有流失太多。我想,这种坚实的长效性也许来源于那个时代巨大的思想空间与精神遨游的可能性和丰富性。
  20世纪90年代,李泽厚先生称之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退居二线”。我想,李泽厚先生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要重视学问,而是我们更加不应当回避思想,因为它的明敏与锐利对我们理解时代具有更强劲的穿透力。遗憾的是,“思想家淡出”这种现象到今天也没有太大改变,像鲁迅这样的思想家遭到大规模的冷遇、漠视和驱除。或者更荒谬的是,某些偏见和人身攻击被误认为是“新锐”、是有“思想”。曾经有一段时间,酷评流行,《XXX批判书》畅销,针对作家个人生活和品性的批评受到赞赏。我不认同这样的批评方式,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这样的人是“不平家”,而不是批评家。在青苗地里驰骋一番,践踏一番,恨恨而弃,自然是容易的,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针对作家的嘲讽,或者停留于对文本的解构,我们需要的是思想的建构。因为真正具有长效力量、能够将时代状况坚实准确地勾勒出来的,是思想。
  我们现在之所以会出现思想匮乏的情况,我想一是因为时代的环境变了,土壤变了,能够提供给人们的精神出口也不再那么无碍和辽阔;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的生活从目标到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理想化的追求转向实利性的追逐,这在无形中也会影响文学批评的生态、策略和生产方式;第三个原因,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批评主体的社会经验与人生经历大为削薄,从文本到文本,从学校到学校,这是一个静态的过程。没有经历过淬炼,不太容易形成与时代互动的自觉意识,思想的能量和力量也会大为减弱。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到那个动荡的时代、在苦难层叠的人生中去获取思想的来源。这种症结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以解决:交流的撞击、敏锐的观察、反叛的诘问、精神的深层勾连、不断积累深化的人文、历史、哲学方面的学识和不断优化的知识结构,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强化和形塑思想。其中,“人文素养”尤为重要,它是批评家理解世界、拓展视野、强化主体心性的重要基础。一向坚持主张阅读经典作品的哈罗德・布鲁姆这样描述经典的力量:“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的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10}对于中国的批评家来说,“人文素养”既包括对世界性人文经典的阅读与融汇,也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典籍的汲取。虽然古代理论的现代转换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讨论,但我认为,当代文学批评并不是意味着与古代资源彻底隔绝。《文心雕龙》对创作、文体、文学评论的论述今天来看依然生动丰饶、富有弹性和美感。“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概括,这种分析的思路,既简淡又深刻。20世纪20年代学衡派提倡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今天看来是很客观、很有见地的,可惜一百年之后的我们还是没能做到。
  事实上,如果不能解决对当下性作品的阐释和提炼思想观念的问题,会意味着我们写下的批评文本无法触碰、连结起通向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路途,那么,文学批评之为文学批评的最吸引人、最动人心魄的风景也就无法呈现出来。面对这种匮乏,批评家应当及时地予以弥补、巩固和强化。
  注释:
  ①贺桂梅语,见黄平:《批评的初心――<我的批评观>
  <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以文学为志业>北京首发沙龙纪要》,《南方文坛》2016年第2期。
  ②[美]R・韦勒克著,丁泓、余徵译,周毅校:《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6页。
  ③[德]卡尔・雅斯贝斯著,王德峰校:《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④程文超:《意义的诱惑: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当代转型》,《程文超文存(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⑤[美]乔治・斯坦纳著,李小均译:《语言与沉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⑥刘江凯:《“经典化”的喧哗与遮蔽:余华小说创作及其批评》,《文艺研究》2015年第10期。
  ⑦郜元宝:《不够破碎》,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30-134页。
  ⑧天津师范大学张莉教授在2016年6月19日苏州大学文学院召开的“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建设”会议上的发言。
  ⑨{10}[美]汉娜・阿伦特著,张旭东、王斑译:《导言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启迪:本雅明文选》,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5页。
  ⑩[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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