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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家的旧事

  牛太太记事
  牛太太,背地里大家叫她老牛,是我见过上一代中活得最滋润的人。
  当她出现在妈妈家大院时,已经是牛太太了。谁的太太不知道,反正是太太,她自己这么说的。天生丽质,白到透明的皮肤,两条柳叶眉是拔光眉毛以后画上去的,看上去三十来岁,阔绰富贵,珠光宝气。她自己说才二十五岁。反正女人的年龄,有了钱,除了婆婆,谁也不会在乎,几岁看上去都一样年轻。
  桂英把她带到妈妈家大院来打牌。每天,她手指上都戴着两三个戒指,金的、蓝宝石的、钻石的,反正天天不重样。在牌桌上她老输钱,一叠光洋叠在面前,没多久就输光了。1948年,金元券贬值,没有比光洋更耀人眼目了。这使婶婆很开心。喜欢钱不是什么缺点,况且人家是自己送上来的。愿赌服输,这是牌桌上的规矩,不收都不好意思。所以,牛太太马上就成了妈妈家大院里最受欢迎的一位客人。
  据说,牛太太是国民党某将军的姨太太。某将军在逃往台湾前,给了牛太太一大笔财产,金条首饰,让牛太太告老回乡。
  很快,大院里的人就发现牛太太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她相中了婶婆的心肝儿子――妈妈的堂哥,我叫大舅。输钱,只是钓鱼的一种方式。她是故意输掉,漂漂亮亮输掉的。牛太太知道这种方式的妙处。她一辈子屡试不爽,从来没有失败过。
  大舅,是个玩什么入迷什么的人。他什么都玩,鸽子、印章、寿山石、字画、二胡……都玩得出神入化。他很年轻,看上去比牛太太小好几岁,长得像《西厢记》里的张生,俊气妩媚,对某一类女人来说,他极具魅力。
  牛太太就喜欢大舅这一类小生。
  婶婆发现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牛太太把大舅姘上了。她给大舅钱花,给他买他喜欢的任何东西,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大舅成了牛太太的囊中之物。
  婶婆气急败坏,想尽办法拆散他们,但爱情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牛太太开始处心积虑想正式进入大院,恰巧这时,就解放了。真是来得天衣无缝。按照当时的成分划分,牛太太是被压迫被迫害的妇女。她出生贫苦,不幸成了姨太太,更不幸被抛弃,虽然沾染些恶习,那都是旧社会造成的。她属于新制度解放保护之妇女:贫民无产阶级。
  牛太太不识字,但她会打官司。她请人写了张诉状递进法院,要求住进大院。一,她跟大舅已经既成事实;二,大舅欠了她许多钱(其中缘由谁也无法理清)。大院有那么多间房,提供一间给她住天经地义。她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没人依靠,只有依靠政府,请求政府给她作主。
  虽然大家都知道牛太太的话十句连一句也不能听的。但党不知道,不知道有时候就难免受蒙蔽。
  结果这场官司牛太太打赢了。她堂而皇之地搬进妈妈家大院,占据了天井边上的偏舍,一间八九平方米的房间。当然,判决书上除保护被迫害妇女权益这一点有点令人不能理解外,其余的都非常公平,房间归牛太太住,一代为止,不得遗传。
  因为是法院判决,这股恶气婶婆不得不吞下去。大院里充满怎样的敌意是可以想见的。牛太太深陷重围,但牛太太就是牛太太,她泰然自若,挽着大舅的手进进出出,根本不把周围的人放在眼里。
  福兮祸之所依,真理就是真理。线在最想不到的地方断裂了。天天夹在两个针锋相对的女人之间,大舅的日子如坐针毡,出现隙缝。有隙缝就有风进。原来就喜欢大舅的桂英,趁虚而入,活生生把大舅从牛太太身边夺走了。
  桂英,丈夫去世,带两个孩子过。闽剧戏迷。原是太太,解放后在居委会帮忙。她是在戏院认识牛太太的。牛太太那时是往戏台子上扔戒指的风头人物。两个女人开头是香蕉苹果,认出同类,由相识到相知,桂英把阔牛太太带到妈妈家大院去了。结果后来者居上,牛太太独领风骚,抢占了大舅,看上去比较柔弱的桂英不得不退居二线。
  牛太太是尤物。桂英是女人。大舅在桂英家里找到了避风港,再也不愿出来,连家也不回了。
  牛太太气得七窍生烟,多次冲到桂英家大闹,最厉害的一次,是端着尿盆,穿过长长的南后街,冲到桂英家里,把一盆子尿扣在桂英跟大舅两个人睡的床上。
  当然大舅就更不会回去了。牛太太到底是牛太太,事情做绝一通百通。她大气爽快,一个快刀把大舅切断,再也不把大舅放在心上,照样嘻嘻哈哈地过她的日子。
  牛太太一辈子就喜欢男人,喜欢会做戏的小生。妈妈家大院距离闽剧院很近,几个俊气的小生在坊里穿来穿去。牛太太台上台下看小生,看中一个拎一个,马到成功,都是些年轻俊气的小后生。
  1960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在吃糠的时候,牛太太家里经常煮红鲟(螃蟹类,在福州是一等菜,个头有大闸蟹一倍大),专门煮给小生吃。她的饭桌摆在天井里,谁都看得见,红鲟最好吃的是大腿,她殷勤地把大腿壳剥好,一片肉一片肉往小生嘴里送。
  她看准了,那年头没有一个小生不喜欢吃红鲟。吃完红鲟两个人就关在偏舍里。谁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
  一直到死,她这辈子都没有缺过小生。
  “文革”中抓赌抓得厉害,牛太太喜欢打牌,经常叫上几个人,关起门来在后厅里赌钱。不知谁告密,被抓过好几次。每次被抓到居委会,她就病了。连着几天,身上挂一条白白的绷带,一只手吊在里面。脚也瘸了,一拐一拐地,连身体看起来都缩小了,满脸苦相地对居委会主任诉苦说:我病了,快要死了,得了癌症,没几天可活了,你看你看,我身上都只剩下骨头……把主任的手抓起来往自己身上贴。主任是良家妇女,吓得脸一块青一块红,躲着她像躲瘟神似的。
  谁对她都没办法。她是无产阶级,被迫害妇女,拯救对象,怎么犯错误都属人民内部矛盾。只能教育,不能见死不救。抓对,放也是对的。
  牛太太出生贫苦,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她最早的丈夫是个穷裁缝,一男一女就是跟他生的。后来不知怎么就攀上了国民党将军,成了姨太太。解放后,儿子曾经接她同住过。牛太太去过几天外地。但没住几天双方都住不下去了。都憋不住,只得散伙。牛太太又嘻嘻哈哈回到大院。女儿有时候会回来看她。但同住的话就再也没提过了。   她有一个弟弟,解放后是某大学教授,跟我父亲是朋友。他回福州,父亲宴请他的时候,我们一起吃过饭。很斯文的一个人。跟牛太太风马牛不相及。据说是牛太太资助他上的大学。但他对姐姐极其冷淡。私下有人风传牛太太跟她弟弟曾经有过什么。
  牛太太的脸,说变就变。比书翻页还快。前一刻说着话还满脸堆笑,下一刻就风刀霜剑血口喷人了。但在我记忆中,跟妈妈回大院时,不管妈妈愿不愿意理她,她叫妈妈总是叫得很亲热,声音沙哑有味。一张脸白是白,红是红,细皮润肉的,保养得很好。
  一则轶事:
  早几年,每逢夏天,傍晚时分,牛太太酷热难当,总是脱光衣服站在天井的井台边上冲凉水。晚饭时间,人来人往,经过的人只好目不斜视。住在后厅的林老先生是个君子,中“男女授受不亲”毒很深,忍无可忍,用手指着牛太太的光背骂道:下次再看到你脱光,就打断你的双腿。
  这话还真管用。从此,牛太太一改前非,穿上裤衩背心冲凉了。
  另一则轶事:
  牛太太活过“文革”,她的仇人们差不多都死了。改革开放后,人们惊奇地发现,牛太太依然活得很好,没有一天缺过男人和钱。有人奇怪:就算她带着金条,1960年代那会儿天天吃红鲟,吃了几十年,也坐吃山空了吧。但有人会凑近耳朵悄悄地告诉他:她有门道。
  解放后,每次运动总有些有钱人家急于出手首饰(妈妈在“文革”中也曾经找过她)。虽然改朝换代,但中国人还是相信黄金首饰的价值。所以总有些手头有闲钱想买黄金首饰藏着以备兵荒马乱时用的人,到她那里去买首饰。市面上几乎没有首饰市场。想买的人买不到,想卖的人卖不掉。牛太太像地下秘密工作者,经营着福州的地下首饰市场。正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手里有许多真东西。所以对她出手的东西都很信任。的确,几十年风风雨雨,她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信誉不断上升,大概可以坐福州第一把交椅了。
  其实,谁也没有看见过她的首饰箱。她到底有多少首饰谁心中都没数。早年她戴在手上的东西,谁知道是真是假。但奇怪,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她。虽然大家都知道,从她嘴里吐出来的话,十句不能听半句。
  或许连国民党姨太太的话都是她编出来的,谁知道呢。
  牛太太活到八十多岁,死得干净利落,是所谓的好死。似乎是脑溢血,躺下之后再也没有醒过来。她女儿来收拾她的遗物。据说在遗物中有金条钻石戒指项链跟一万多块钱的现金。
  但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到。
  牛太太现在已经变成传奇人物。提到她,知道的人都会意地笑,感叹道:世道这么变,她为什么都会活得那样好……
  其实出一个像牛太太这样的人也不容易。几十万人中有没有一个都很难说。她巧逢天时地利人和,得益于不能读报看书。该懂的东西懂,懂�底郑�会计算,精明准确;不该懂的东西不懂,三从四德,革命主义,在她,俨如洋葱大蒜。她的一生不受观念与文字的束缚,只听从自己身体的声音。
  那种生命力,一辈子只看一个东西的彻底与偏执,如果换成另外一种活法,也许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特蕾莎修女一类的大人物。
  淳表舅记事
  初见淳表舅,觉得他像福州绅士,待人客气,骨子里却处处谨小慎微,有一套自己的处世方术,不大气。总之,不是那种可以称为男子汉的男人。
  只是他的声音很有特色,洪亮通透,说什么都丹田气十足,像发自肺腑,给人一种真实的幻觉。这使他显得爽快开朗,高大了许多似的。
  十多年前,舅妈有一段时间为了修族谱的事热心奔忙,一有点消息就会到仓前山来告诉妈妈。虽然妈妈对修族谱的事一点也不热心,但舅妈还是觉得很有必要让妈妈分享一下她从祖先那里得到的快乐。
  淳表舅是摄影编辑,在新闻社工作。因为是大房后裔,虽然跟妈妈在同一个族谱里,但平日里是没有来往的。
  有一次,舅妈提到淳表舅,说他说了一则轶事:很久以前,先祖曾经请了皇帝的风水先生来看风水。风水先生看中了两块坟地。一块是子孙会当官,但发不了大财;另一块是子孙能发大财,但有血光。结果先祖选了会当官的那块坟地,把另一块地让给别人了。历史果然照风水先生的预言发展了。先祖连续几代当官,越当越大,一直当到改朝换代,清代结束,民国开始。
  于是淳表舅就带着点传奇色彩进入了我的世界。
  但见到人时有点失望,没有一丝文人气。他上身太大,脚太小,穿着随便,对襟蓝布汗衫,腰上挂着一条松松垮垮的运动裤。怎么看,都与普通退休老头没有两样。
  后来因为对妈妈家的旧事有兴趣,我去找过他几次。他住在单位宿舍,很局促的两间一厅,堆满了各种东西,沉甸甸,没有一面墙是空的。我知道上世纪的本分人有舍不得扔东西的习惯,就把他归到那一类人当中去了。
  每次我一到,他就叫女工或亲自给我倒一杯茶。虽然我从来不喝,但他总还是照样倒,然后就坐在旧沙发上,腰挺得很直,跟我扯起旧事,零碎、随意。比如,他小时候怎样斗蟋蟀,福州补锅人的吆喝声……
  杨桥巷的二姑婆家,家里逢人过生日,就请来后街的竹店,在天井里搭竹篷,架子比瓦房还要高,摆上戏台,人就坐在厅里听戏……
  过去福州杀人在西门北门的“济公巷”。解放后先是在五一广场,后来在马鞍山……
  说他们新闻社一共二十四人,当年有八个右派。有的人到下面就死了……
  等等。
  淳表舅很健谈。他话里的旧福州、旧生活,活泼可爱,没有太多阴影。历史,平平静静,像书翻过去一页一页似的。
  有时说到一半,他会站起来,走到里间去拿一封信或一本书来给我看。我从他那里知道了两个人,一个是王世襄,一个是严复孙女台湾作家严停云。
  当然也说他自己。父亲留学日本,开过钱庄,他自己只念到高二就出去工作,进邮政时的考试是用英语,局长是丹麦人,叫克西特……
  我发觉他对数字记忆力特别好。比如他刚进邮政时工资是三十块光洋,什么时候考级,什么时候加薪,一年考几次级,升几次级。甚至别人的工资他也记得,比如大学毕业生满花能拿到多少钱。什么时候开始有米贴,是多少。等等。就像背流水账似的。   民国时期,海关、邮政、盐务是金饭碗。只要不犯错误,一般不开除人。所以,淳表舅的工作一直非常稳定,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也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有时候,他妻子会从里间走出来,陪我们坐一会。她五官端正,面容上还留下许多年轻时候的风韵,职业女性的感觉,普通话说得特别好,但又是典型南方人模样。听我们说几句话后,很快,就又回里屋去了。她是带着女儿再婚的,跟淳表舅没有孩子。
  每次,离开的时候,淳表舅一定会拖着不灵便的腿,送我到门口,说一声,下次再来坐呀。
  但他,一,从不问我的事,诸如我的工作生活等等,也没问过妈妈的事。二,从不留我吃饭,连客套的话也没有。
  唯一一次,他说他有许多《中国摄影》杂志,似乎从第一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保存得相当完整。似乎我要就可以送我的样子。但我没有接他的话。我不懂摄影。他也就没有再说下去。这个话题就算结束了。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省立医院。他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他的妻子躺在旁边的床上。两个人都住院了。看到我来,他很高兴,笑起来,说话声音还是那么洪亮,一点不像病人的样子。
  他说他的病,医生,药,一副想活的样子。
  后来他就去世了。
  我并没有太多感觉。没有灵魂的那一刹那。他对我,虽说沾点亲,但也只是匆匆而过无数人群中之一罢了。
  要不是偶然,我可能跟淳表舅就永远错过了。
  三个偶然。二十年没见的朋友偶然见着了。偶然谈起淳表舅。朋友偶然跟淳表舅也有缘。
  朋友跟淳表舅在同一新闻社工作,是淳表舅的上一级领导。
  朋友讲了几件淳表舅的事,件件惊心动魄,令我耳目一新。
  第一件是淳表舅给他妻子发工资。原来他妻子晚年没跟他住在一个屋檐下。他妻子白天到淳表舅家来上班,上一天,淳表舅就给她发三十元人民币。他妻子早上来,晚上回去,一个星期来三四天左右。没钱了就多来,有钱了就少来。
  非常奇特的夫妻关系,单位同事评价淳表舅小心、刻薄。
  第二件,淳表舅是全国第一流的寿山石雕收藏家。
  “我带五拨人去他家看寿山石,他五次拿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朋友说,“就装在他床底下的一个破纸箱里。2003年至2006年间,那些东西就值三千万人民币。这些年寿山石暴涨,他的收藏何止过亿……”
  淳表舅对寿山石极具眼光,收藏的都是清末民初精品,其中以林清卿作品居多。
  收藏史话:
  当年,淳表舅大伯曾把林清卿请到家里,养着,专门为他雕刻寿山石。林清卿爱抽鸦片,随他抽,给他钱。一切随他,高兴玩就玩,高兴刻就刻。
  淳表舅�f,清末民初人心态不一样,不用砂纸,用草木灰磨光,认真细致,绝不含糊,然后水一滴一滴滴下去。这样出来的艺术品有一个效果:不具人间烟火味。
  淳表舅认为最好的艺术品多是不能带人间烟火味的。
  他不喜欢现代人,说现代人弄寿山石,白天随便磨磨光,晚上去唱卡拉OK。OK、OK,OK得出艺术来吗?
  大概在淳表舅眼里,现代人都是一些漫画人物,眼睛跟嘴巴一样大,嘴巴跟脑袋一样大。
  第三件,淳表舅上过央视。
  央视要弄一个林清卿专题片。他收藏的作品最多,最有发言权,就来请他。他开头拒绝了,推说年纪大,对付不来。“后来他怎么答应的?你能想到吗?”朋友问,“就凭新闻社领导一句话。领导说要积极配合支持。呃,他就去了。”
  朋友的语气里带有鄙视。
  有一段时间,朋友对淳表舅烦透了。每次摄影部内部福利,分东西,他都要来问能不能分他一份。为了离休证的事,他坐在朋友办公室的破藤椅上超过五次,每一次至少一个钟头。光坐着,大部分时间不说话。朋友要问急了,他就说,我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我本人应该享受离休待遇。你不要给我待遇,只要给我离休证就可以。
  朋友不能当面撵他走,只好叫同事劝他,但他照来不误。最后朋友用一招才算把他请走了。朋友说,听说你有很多寿山石,哪一天我去看看。什么寿山石?他说,人言可畏呀。以后就再不来了。
  听朋友这么说,我想起齐白石,想通了。
  旧时代过来的人,知道活着不容易。他女婿也玩寿山石。所以在他睡觉时连妻子也不能留在家里。
  人,很渺小。要保住一点东西不容易。
  这倒使我佩服起他来。他坚守。不随波逐流。他有一个世界。一个拥有自己世界的人,就拥有灵魂和魅力。这样的人浮出芸芸众生,可以远视,也可以近看。
  很了不起。
  对他认为的大师,淳表舅心服口服。他仰视大师。比如林飞。他认为林飞是现代的林清卿。林飞到他家时,他一口一个先生,变得像个孩子,极希望自己的收藏能得到他的称赞。他对朋友说,林飞老师的东西,你去买一点,他是划时代的……
  一则逸话:
  一次,福州有个寿山石交易商,说有个田黄印章价值二十八万。朋友带他到淳表舅家。淳表舅看了说,“这是田黄吗?这是田黄吗?”连说了三五遍。他从房间拿出三个坑头田黄来说,“这个都不是田黄。”把来人好好教训了一番。
  淳表舅忠守收藏家原则,他决不出卖寿山石。他说,要传的东西,一定得传。
  淳表舅在临死前三个月,叫美国的侄女回来,带她一起到中国银行,把最好的田黄和印章放到保险柜。临别,他把侄女送到大院门口,跟她告别。那时他已经从不下楼了。
  这种结局多少让我觉得有点遗憾,那些精美的传世之作,难道就这样躺在银行保险柜里,永不见天日了吗?
  三代人,玩寿山石,不同的玩法。
  第一代人,请雕刻家来家里一起玩。
  第二代人,放在家里破纸箱玩。
  到第三代,就玩到银行的保险柜里去了。
  床底下的破纸箱令人怀念。
  现在恐怕连淳表舅那样的寿山石收藏家也找不到了。
  不为东西的价值。喜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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