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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我才知道,妈妈是好莱坞巨星奥黛丽·赫本

  小时候,一群记者不依不饶地问我关于她的事情,我有些气恼地回答他们:“你们搞错了,我妈妈是多蒂夫人。”他们哈哈大笑。对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来说,他妈妈是芭蕾舞者也好,是科学家或女演员也好,又或者仅仅是一位母亲,都无关紧要,他只要知道他的父母都很棒就够了。
  再说了,我那位精神病学家爸爸的故事要有意思得多。在家里,爸爸才是焦点,尤其是当妈妈把她的演艺事业放在一边,专注于自己的新角色――妻子和母亲的时候。
  我们偶尔会去洛杉矶旅行,但对我来说,迪士尼乐园的灯光要比好莱坞的璀璨多了。当妈妈回到片场拍摄《罗宾汉与玛莉安》时,我开心极了,不过仅仅是因为“詹姆斯・邦德”(肖恩・康纳利)在那儿,就在她身边。
  对我来说,妈妈普通而平常,她当然是可爱迷人的,但我对她却没有丝毫迷恋。这是年龄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两代人,而且那时候人们已经不太常谈论起她(妈妈不再演戏,“偶像狂热崇拜”时期也还未到来)。
  我的朋友们第一次来我们家里时都很好奇,因为他们脑子里装满了父母所说的对奥黛丽的印象,这些都是他们通过我妈妈演的电影和他们自己看杂志得来的。然而,一旦他们开始了解她,任何拘谨不安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日渐长大,生活也差不多还是老样子。我们在瑞士托洛彻纳茨的一个小村里有一栋房子,叫作“和平之邸”。游戏室的书架里塞着那座她凭借《罗马假日》而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奖杯(1954年),还有一些别的纪念品,比如那些五颜六色的瑞典小马,我都以怀旧的心情保留着。
  而客厅里则放着她因人道主义工作而收到的致谢函,最终还是这些东西对她来说更有意义。我想起了1992年美国布朗大学授予她名誉学位时她的反应,她对我说:“你能相信吗?像我这样没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也有一个学位了呢!”
  从前的她能逐步成为一位“明星”应该归功于她对电影艺术的态度,归功于银幕上的她自己。她曾梦想成为一名古典芭蕾舞演员,为此,她遵照这门艺术的严苛要求刻苦练习。
  在面试玛丽・兰伯特学校通过后,她离开荷兰,前往伦敦,但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进行不下去了。二战期间耽误的舞蹈训练无法弥补,而对其他女孩儿来说却多出了五年的优势。“她们吃得好,住得也好。”有一次,她这样悲伤地说道。
  妈妈接受了她永远成不了一名古典芭蕾舞明星的事实,但是她在演员生涯中同样严于律己,遵循着她认为在各行各业都适用的唯一成功秘诀:早早起来检查这一天的任务。
  这个习惯她维持了一辈子,即使是当她不再演戏,而去做全职妈妈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的时候也仍然如此。
  妈妈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伟大的演员。她和我讲的唯一一次工作八卦是关于与她合作的一些演员同事的,说他们可以整晚尽情狂欢,第二天早晨稍微化点儿妆,再喝点儿好的提神饮料,就能把工作干得尽善尽美。
  她说她有时候不得不把他们从床上拽起来,就像对我爸爸那样――我爸爸曾经承认:“没有你妈妈用淋浴和咖啡敦促我的话,我永远也成不了一名教授。”她那些疯狂同行都是谁我就不说了,不过她那搞笑的描述里也包含着真挚的钦佩:“我是绝不敢像他们那样的。”
  我还记得她收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写给她的信时激动的样子。之前,在罗马一家电影院里观看《E.T.》时,妈妈就非常激动,她抓住我的手说:“卢卡,这人是个天才。”而这个天才现在邀请她出演角色了。我问她是什么角色,她说:“管它呢!他竟然要用我,你能想到吗?”
  她飞到蒙大拿州在电影《直到永远》中扮演一个天使,那是她最后一次在电影里露面,也许我应该让她跟我多说一些那次的感受。我那时十九岁,也算是斯皮尔伯格的一个超级粉丝,但我们见面时聊得更多的是我的考试、我的首次浪漫恋情,以及其他一些不重要的日常话题。我们也聊她的过去,但不太聊她的电影。
  在我们的对话中,她经常会谈起她的童年,讲述让她想起战争的故事和我们家族的历史。在她最后的几年里,多数是在早餐时,她会由着性子说话,毫无顾忌。我应该多问她些事情,但当你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时,你很难想到妈妈四年后就要离开你,也很难想到有那么多事她再也无法告诉你。
  她去世之后,我对她的印象仍然停留在那时的前任“多蒂夫人”。当我妈妈的癌症显然已控制不住时,亲属们聚集到了瑞士。
  妈妈在她的伴侣罗伯特・沃尔德斯和我哥哥肖恩・费勒的陪伴下从洛杉矶返回,我从米兰赶过去,很快就会成为我第一任妻子的阿斯特丽德也从巴黎赶来,我妈妈最好的朋友多丽丝就住在附近。
  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就围着那些能缓解妈妈病痛的药团团转。终于,一天下午肖恩对我说:“你得放松一下,至少歇几小时,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于是我就照他的建议去看了场电影。
  在洛桑剧院的黑暗中我接到了电话,妈妈最后一次睡去了。一直以来我都执着地相信,哥哥让我去看电影是为了保护我,好让我看不到她最难受的时刻,就像大人们在谈论事情时总把小孩子支到花园里玩耍一样。
  随后一切都改变了。她不在了。当那些似乎是从“和平之邸”围墙上冒出来的摄影师最终消失后,妈妈和其他所有人心中的奥黛丽都变了。
  在我回到我当时工作的米兰之后,我看到她的脸从每一处报摊上看着我。当我成功摆脱笨拙的“赫本儿子”形象时,我也只能偶尔悼念一下她了。
  我开始慢慢明白,我不得不向这个偶像屈服(这一点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知道),因为尽管我长大后知道妈妈很有名,但我真的不了解她的名气有多大。
  同样地,人们经常问我是否有时间了解奥黛丽(似乎假设我也是从他们所处的距离来看她的),好像妈妈就定格在一系列黑白电影剧照里,没有更进一步似的。
  相反,我最早的记忆里就有20世纪70年代的柯达和宝丽来彩色照片,和旧时的家庭相册没有什么不同。那时候,妈妈的形象基本上已经从杂志封面上消失了。
  1967年,《丽人行》和《盲女惊魂记》发行时,她的电影演员生涯就已经走向终点。那时距离她出演《罗马假日》已将近十五年,而距离她作为舞蹈演员训练的日子也差不多有三十年了。她就这样不曾休息地跨入了四十岁的门槛,她对那些惊诧于她早早息影的记者阐明:“有人认为我放弃自己的职业是为家庭做出的巨大牺牲,但根本不是那样。这就是我最想要的。”
  然后她再一次描述了她作为一名“家庭主妇”的新生活:“如果人��认为那是一种枯燥乏味的生活可就太不幸了。你绝不会买一套公寓,刚装修完就走开。那里有你选的花、你播放的音乐、你等待的微笑。我想要家里是快快乐乐的,是这混乱世界中的一方乐土。我不想让我的丈夫和孩子回到家就看到一个匆匆忙忙的女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够匆忙的了,不是吗?”
  (步步清风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奥黛丽・赫本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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