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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女幽魂为哪般

  《聂小倩》是一篇好小说。
  请不要误会,我说的不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而是当代作家张世勤的短篇小说《聂小倩》。不过,要想把张世勤的短篇小说《聂小倩》的好处说清楚,还得从蒲松龄的《聂小倩》说起。
  蒲松龄的《聂小倩》写的是“幽魂”变“倩女”的故事:聂小倩原本美貌女鬼,为老妖所迫,化为倩女,变幻人间,魅惑男子,或摄其精血,或截其心肝,供老妖享用。聂小倩虽为女鬼,但心性良善,不愿“历役贱务,�`颜向人”,因此,遇到慷爽抗直的宁采臣后,便央求他“囊妾朽骨,归葬安宅”,以便“再造”。宁采臣“毅然诺之”,携聂小倩骨殖还乡,葬于书斋之外,聂小倩因而得以再生。而且,在奇人燕赤霞帮助下,宁采臣剪除妖孽,与聂小倩有情“人”终成眷属。
  通过简单的转述我们知道,蒲松龄的《聂小倩》与《聊斋志异》中的大多数作品一样,主要是写“鬼狐有性格”(老舍语),写的是鬼有情、人有义,而正是这种具有穿越感的情义使“幽魂”化为“倩女”。客观地看,这种浓郁的情义背景与奇诡的跨界爱情,使蒲松龄的《聂小倩》散发出瑰丽的传奇色彩,吸引了无数后世读者的目光:1960年,由李翰祥导演,香港邵氏影业推出电影版“聂小倩”――《倩女幽魂》,使得这“若教雨盖长相护,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奇情故事名噪一时;1987年7月18日,由徐克监制,程小东导演,张国荣、王祖贤、午马等主演的翻拍版《倩女幽魂》在香港上演,更是大获全胜,先后获第16届法国科幻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葡萄牙科幻电影节最佳电影大奖、第2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等奖项;后来,随着这部电影在内地公映,这个“人鬼情未了”的故事更是到处流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蒲松龄的《聂小倩》这篇传奇经典进行改编时,编剧与导演尽管添加了诸多奇幻鬼怪因素,使故事更加光怪陆离,奇幻炫目,但有一点却始终未变,那就是:叙事从未超脱出“幽魂”变“倩女”的框架,主题也从未超脱出人鬼奇情的框架。客观地说,绝大多数读者和观众在阅读蒲松龄的《聂小倩》,或者观看电影《倩女幽魂》时,也从未意识到存在这种超越的可能与必要。这,一方面显示了经典的强大魅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惰性的普遍存在。而张世勤的短篇小说《聂小倩》(原发《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4期,《小�f月报》2016年第5期选载,《中华文学选刊》2016年第6期选载)则运思洒脱,落笔从容,既有效地借用了蒲松龄《聂小倩》中的传奇因素――比如,小说题目相同,小说主人公姓名相同,就使小说平添魅力,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又成功地“改写”了这个短篇传奇,使之具有了不一样的质地、内容和诉求。而这,就是我说《聂小倩》是一篇实实在在的好小说的主要原因。
  这种“改写”,首先体现在叙事框架上。我们上文已经提到,蒲松龄的《聂小倩》及电影《倩女幽魂》,都是“幽魂”变“倩女”的故事,即出于对人间的仰慕,出于对爱情的渴望,在伟男子及奇侠相助下,美丽、善良的女鬼历经艰险,最终摆脱妖孽胁迫,转世为人,获得令人神往的爱情,也获得令人歆羡的生活。而张世勤的《聂小倩》则反其道而行之,写的是“倩女”变“幽魂”的故事,是人变鬼的故事,即身处甜美爱情、幸福生活中的“倩女”,为了捍卫人间正道,或者说,为了捍卫做人的基本尊严与处事的价值底线,不得不与贪腐等邪魅行为作斗争,以至牺牲爱情,牺牲生命,化为“幽魂”的故事。
  这种叙事框架的“改写”,看似简单、随意,实则大有文章,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改写”,张世勤淡化、祛除了蒲松龄的《聂小倩》及香港电影《倩女幽魂》的传奇色彩,或者说,将故事从幽冥虚空拉回沉实大地,从而赋予作品以新意。仅从小说中人物身份的区别上,就可以明了这一点:在蒲松龄笔下,聂小倩虽是一位女鬼,但青春妙龄,宛若天人,其转身更是华丽,由妙龄女鬼,转为逍遥人间的书生红袖,何其潇洒,何其幸福,又是何其理想;而在张世勤笔下,聂小倩只是一位普通打工者,原先在超市做收银员,后来经过努力,才进入某公司做财务,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除了名字吓人、引人外,再无亮点可言,其终末,更是葬身火海,含冤而去,何其苦情,何其悲情,又何其伤情。在蒲松龄笔下,宁采臣乃翩然美男,借用《红楼梦》里的说法,他是衔着玉出生的,因而,“解装兰若”,虽小有惊吓,却逢凶化吉,不仅抱得美人归,而且还将获得更大的功名与福报;在张世勤笔下,宁采臣不过一位流落都市的打工青年,虽然经过奋斗,逐渐稳定下来,但也不过是一位在城乡结合部承包土地种植蔬菜的农民,更令人同情的是,他虽然得到聂小倩的青睐,收获真爱,但却又因一场飞来横祸,“痛失我爱”。燕赤霞就更不用说了,在蒲松龄笔下,那是一千古奇侠,有通天彻地的本领,取妖怪性命如探囊取物――在1987年版电影《倩女幽魂》中,虽然增强了妖怪的法力,增加了除妖难度――也极大地增强了电影精彩程度,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燕赤霞的本领也水涨船高,最后他还是成功地降了妖、除了怪;在张世勤笔下,燕赤霞简直就是一个滑稽的存在,他原本是一建筑工人,受伤后,不能再做悬空的“高人”,只好做了一名栖身储藏室的送水工――不仅不“高”了,而且简直太“低”了,都“低”到尘埃中去了。他也想行侠仗义,可结果往往是弄巧成拙,比如,他本想保护“茶花女”,结果破门而入后,发现“茶花女”正在洗浴,差点儿被当作入室抢劫、图谋不轨的坏人给抓起来。其中的尴尬与不堪,可想而知。
  由于人物不再活跃于高蹈的虚空,而是挣扎于坚实的大地,因而,张世勤的《聂小倩》也不再像蒲松龄的《聂小倩》和香港电影《倩女幽魂》那样,华美而传奇,浪漫而空灵,而是极其的朴实,极其的现实,主题也是极其的犀利,甚至极其的残酷。我们上文已经简单比较过,在蒲松龄那里,虽然过程诡谲、凶险,但结果却一片光明,而在张世勤那里,虽然过程轻松、谐趣,但结果却相当凄惨、悲凉:聂小倩是守住了底线,捍卫了尊严,没有给“妖孽”们做假账,而且还巧妙地保留了账本,为有关部门查处、惩治“妖孽”们提供了证据,但她也因此付出了最为昂贵的代价――生命。跟蒲松龄的聂小倩先是纵横冥界后又逍遥人间相比,张世勤的聂小倩真是太可怜了,她原本就没有什么很高的要求,不过是想过好人间的烟火岁月,追求甜蜜的爱情,营造温暖的家庭,希望稳定的工作。可是,就连这样平实的岁月她也没能守住,不得不化作一缕幽魂,与宁采臣,与爱情、与家庭、与人间,惜别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甚至不能说张世勤“改写”了蒲松龄的《聂小倩》,他不过是从中巧妙地“移植”了一些文学性因素,以便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现实诉求,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小说理想。   通过《聂小倩》,我们可以初步窥察到张世勤的现实诉求与小说理想:那就是对人间正向价值的追求,或者说得直白点儿,就是对正常生活的追求。具体到《聂小倩》中,就是对虽然朴素然而真诚的爱情的追求,对虽然艰难然而温馨的家庭的追求,对虽然辛劳然而合法的工作的追求――尽管最后这一条她没能得到,但唯其未能实现,其诉求反而更加强烈。如果多读一些张世勤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这种追求,几乎贯穿在他的绝大多数小说中。《傻瓜的初恋》(《当代小说》2012年第6期)是其较早的小说,小说以一个“傻瓜”的视角将人间的扭曲与污秽展示得淋漓尽致,同时,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跃然纸上。想一想“傻瓜”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不仅五味杂陈,一声叹息。项立明的父亲出了车祸,被酒店黄老板给撞死了,项立明也因此成了“傻瓜”,好在黄老板发“善心”收留了他,不仅把给他父子俩的赔偿金给“保存”起来,而且还在酒店中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厕所侍者。这本来是一个大悲大愤的故事,但作家却举重若轻,将其处理得黑色而又幽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家想让我们――通过“傻瓜”的眼睛――在这里看到更多“黑色幽默”的世�g万象。比如,通过“傻瓜”残存的清晰记忆,我们知道他原本不傻,而且还很聪明,只差一分没有考上大学,但因为没有钱,只好跟随父亲来到城市打工,没想到却遭遇飞来横祸,成了“傻瓜”。他还“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如果有钱,就是差十分也能上大学,别说差一分了,这就是他的烦恼之所在。不过,他很快又“高兴”地告诉我们,他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找”到了这份厕所侍者的好工作,而在顾客丢弃在厕所里的报纸上,他经常看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报道”――这么一想,他还真是“因祸得福”。不过,让“傻瓜”更“满意”的是,厕所比外边的世界更“真实”――“人真实,味道真实”,“没有半点虚假,根本不用设防”――这可真是句大实话。也正是在这“真实”的地方,我们看到了极其“真实”的一幕:“这个城市里最大的官”酒足饭饱之余来这里清空回收站时看望、慰问、劝诫“傻瓜”,他郑重其事地问“傻瓜”的年龄,问“傻瓜”苦不苦累不累脏不脏,说他和“傻瓜”“只是分工不同,但都干着有意义的工作”,他还说“人就怕不劳动,劳动着就是美丽的,工作脏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的心灵不脏”。想想酒足饭饱的“领导”,再想想憨态可掬的“傻瓜”,这情境可真是太“真实”了,“真实”得让人觉得出离现实,坠入梦中。在这里,“傻瓜”还看到了令他无法理解的“真实”:一天,“傻瓜”去酒店美容厅找他爱慕的对象雪花时,雪花告诉他,她们这一大帮袒胸露乳的美女正在“评先进”,“评先进”的方法根据每个人业务量大小,业务量大的每天有五六个“客人”,业务量小的,有时候一个“客人”也没有,她们的收入也因此而有所不同,有时候一天好几百,有时候好几天没一分……目睹了如此多的“真实”,“傻瓜”仍然不开窍,还要追求正常的生活,还要追求美丽的爱情,还要追求迷人的雪花。可这一切,终究是镜花水月,必将落空――一天,雪花和美容厅的美女都被警察抓走了。读到这里,不禁长叹:看来,就连“傻瓜”的幸福也不易得到啊!经由这样的故事,作家所憎所恨的――丑陋的人与事,跃然纸上;作家所思所慕的――美丽的人与事,更是跃然纸上。
  《薄冰》(《当代小说》2012年第10期,《领导科学》2013年转载,内蒙古敖汉旗纪委改拍为同名微电影)也是作家较早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比较短,一共才8080个字,故事也比较简单,就是写一位农村老母亲担心在城里当局长的儿子走歪路,到城里来帮助他走正路的故事。但就是这么个简简单单的故事,作家却讲得语重心长,特别是当我们听到那位母亲提醒儿子注意脚下的“薄冰”时那段循循善诱的话,更是心潮难平。这位母亲是这样说的:“只有看到你做人做事认认真真,板板正正,我这心才能安下来。要不,我回去也睡不着觉啊。”在许多人看来,这段话或许太简单了,不值得一听,或者,即便值得一听,也不过是一句家常话,不值得深思,然而,在笔者看来,恰恰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这些简单、家常的“老话”的倾听能力,失去了对这些礼义常识和日常道德的尊重与守护,我们才一步步走上了弯路,走上了歪路,甚至走上了邪路,最终失去了正常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张世勤的小说意义尤其巨大,因为他是在用小说为我们构筑一条无形的价值底线――在价值迷惘的当下,这尤为珍贵。
  这种价值追求,也是其小说叙事动力之所在。细读张世勤的作品,发现在他的一些小说中存在着一种“城乡二元对立”的隐形结构――不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二元对立,而是文化、价值上的二元对立,即在张世勤的一些小说中,城市往往隐喻着危险、堕落、阴暗、颓废,而乡村则往往象征着安宁、幸福、光明、希望。比如,还是上文提到的《傻瓜的初恋》,作家将“傻瓜”的活动空间限定在一家酒店的厕所中,以“傻瓜”的眼睛审视城市中各色光鲜人物的诸般丑陋,其寓意不言而喻。《薄冰》也是一样,不正是乡村老母的慈爱和智慧帮助她的局长儿子躲过一劫,从而走上宽广的人生正路吗?再比如,《罗曼 罗兰》(《太湖》2016年第3期)写的就是两个为都市所牵绊、戕害而无法过上正常生活的风尘女子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都市真的宛若蒲松龄笔下的鬼魅世界,魑魅魍魉横行,一片愁云惨雾,令人目不忍睹。与之相对应,《远山》(《光明日报》2016年6月17日,《小说选刊》2016年第9期选载)则写了山间生活的纯净与温馨,在这个不长的小说中,人间温情如同山间清泉一样汩汩流淌,润人心脾。小说中青树与父亲的父子之情,父亲和青树与牛之间的人畜之情,尤其是青树赶车出山时那句“爹,转弯了”的提醒,不仅体现了父慈子孝的人间真情,而且连老牛也习惯成自然,将其当成指挥自己前行的话,因而配合默契,举止自如,读起来满是温情,极其动人。父亲的去世,令“远山”中的青树感到无比凄凉、落寞,因而心思黯然,若有所失,然而,红苗的到来,再次温暖了整个“远山”,温情故事继续上演,似乎亘古不变。读着这样的文字,会忘记尘世的喧嚣,忘记乡野的劳累,只会看到变幻的风景,看到不一样的树,看到不一样的鸟,看到不一样的花。   这并不是说作家认同乡土文明而反对都市文明。实际上,在相当大程度上,作家笔下的都市与乡土都是隐喻意义上的,是寄寓作家理想或传达作家心声的“装置”,如果追溯到作家的潜意识的话,也不过暗含着作家对日益衰败的乡土的回望,对日益流失的乡土文明的追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隐形结构固然有利于驾驭叙事、传达心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作家的视野,影响着叙事边界的开拓。
  令人高兴的是,在《聂小倩》中,我们看到作家已经很好地化解了这种隐形结构,而在一种更加开阔的艺术与现实视野中建构小说的世界。我们上文已经提到,作家对蒲松龄小说的化用,尤其是对聂小倩、宁采臣、燕赤霞几个人物名字的借用,可谓生花妙笔,这既得益于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得益于作家对现实深度与广度的理解。可以说,没有这样的双重理解,这种化用或借用就无从实现。仅就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而言,更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在《聂小倩》中,我��看到,即使是在都市中,即使都市中依然“妖孽”出没,危险重重,但聂小倩、宁采臣、燕赤霞却没有退却,不仅如此,反而固守爱情,固守生活,固守理想。在这样的框架中审视燕赤霞,他还真不是一个“低人”,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高人”,一个实实在在的“侠客”――眼看着连最卑微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可他依然没有放弃做一个好人的初心,仍然想方设法关心他人,保护他人,受尽误解,遭遇冷眼,却初衷不改,想一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现实,则这个人物的侠肝义胆、义薄云天不言而喻。聂小倩和宁采臣也一样,他们不仅在诱惑多多的现实中守住了爱情,守住了生活,而且还守住了做人的尊严,尤其是聂小倩,为此不惜牺牲生命。仅此一点,就让他们虽然卑微但却真实的生活晶莹闪烁,耀人眼目。说句实在话,在价值暧昧的当下,在“高尚者的墓志铭”无处可见,而“卑鄙者的通行证”却随处可见的当下,我们是多么需要这样的人物横空出世啊。表面上看起来,这是聂小倩、宁采臣、燕赤霞守住了爱情,守住了理想,守住了尊严,而往深处想,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作家开阔了视野、深化了认识、坚定了理念的必然结果。我们还会发现,正因为如此,作家落笔才既入木三分又从容有度。越是回味,这种感觉越是清晰。在《聂小倩》中,除了几位主角借用了蒲松龄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外,几个边缘角色,却要么化用外国人的名字,比如“白多芬”就是对贝多芬的戏仿,再比如“茶花女”这个名字就来源于法国著名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的《茶花女》,这既是对小仲马著作之名的呼应,也是对小说女主角玛格丽特的呼应。乍一读,只是觉得这样命名诙谐有趣,令人哑然,可再往深里想想,又觉得不仅如此。因为,这样的人物命名,除了很好地展示了人物的性情和个性外,也很好地点染了世道和人心。比如“白多芬”这个人物,她的言行不一,她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她的轻飘恶俗,恰恰是对“贝多芬”“伟光正”人格的背弃与亵渎;再比如“茶花女”,如果我们将这个“二奶”与《茶花女》中的交际花之间加上一个约等于号,则这个人物负载的信息就更加丰富、复杂――与其说这是一个人物,不如说这是一个象征,一个暗示。更进一步看,她们与聂小倩、宁采臣等中国古人名字一起,拼贴出一个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不土不洋的小说世界,从而把聂小倩、宁采臣的爱情、生活悲剧发生的现实背景很好地描摹出来,作家的匠心及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从容,可见一斑。我们看到,作家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世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在中篇小说《英雪》(《收获》2016年第2期,《中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4期选载)中,作家已经完全融化了这种技术性的壁垒,将对美丽人生的追求放置在人物的命运中去展现,放置在人性的压抑与扭曲中去展现,视野更加开阔,叙事更加饱满,情节更加细腻,表达更加自然、有力。小说题为《英雪》,但如果仅从情节上看的话,英雪似乎担不起这个重任,因为她只是在小说开头和结尾的章节中出现过,在小说主体部分几乎隐形――这里,几乎全是“我”与朋友闵繁浩及纳小米、文晴晴等人的情感纠葛,心灵暗伤。但是,如果细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作家这样安排的匠心所在:正是在“我”、闵繁浩及纳小米、文晴晴等人无尽的情感纠葛中,英雪从一位天真的女孩儿成长为一位妙龄少女,从一位穷家的女学生成长为一位现代女性,从经济的无尽窘迫中迈入肆虐的物欲中……也就是说,“我”及朋友们的故事不过是英雪成长的背景。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英雪,内心中有着怎样的纠结与扭曲。因而,我们可以说,英雪在一头一尾的出现,包容了整个叙事,或者说,英雪的心灵暗疾其实是我、闵繁浩、纳小米、文晴晴等人物心灵暗疾的集中显现,化用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一句诗来说就是:在这迷茫的大地上,又有谁是幸福的呢?或者,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这社会熙熙攘攘,美丽无法躲藏。”其中的悲伤与绝望,一览无余。
  但诚如先贤所言: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
  作家写出这生活的悲伤,不就是为了吁请正常的生活与价值吗?
  由此看,作家已经漫步在一片更加宽广的文学大地上了。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 张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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