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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家里的顶梁柱

  我生长在黑龙江五常县城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里,下面还有一个可爱的妹妹。五常是个很传统、闭塞的小镇,直到我读初中,镇上还没有公共汽车。我的父母都是只读过高小的工人。小时候,家中的生活条件很窘迫,没有自来水,用水要到几百米外的露天井去挑;黑龙江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我们家却没有像样的取暖设备。
  在我11岁那年,父亲带我上了趟省城哈尔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高楼大厦和霓虹灯。父亲还特意带我坐一回公共汽车,结果我被车窗外飞快倒退的风景弄得头晕目眩,把头埋在父亲怀中吐起来……
  在那段艰难岁月里,我们一家人满足而愉快地生活着。从外表来看,应该说我继承了父亲的特点,母亲经常说:“你的脸就是从你爸脸上扒下来的。”我与父亲一样都有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妹妹就打趣地说上帝很公平,让我继承了父亲的长相,让她继承了父亲的智慧!
  1991年,我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五常小学当了一名音乐老师。几个月后,鸡西师范学校专门组织了一次春节联欢晚会,老师又把我和几个同学召回去表演舞蹈。学校还请到东北著名演员高强来当嘉宾。
  那天,看完我们演出,高强老师找人把我叫过去,寒暄一阵后问我想不想考“上戏”或者“中戏”。在我看来,那是和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我连想也没想过。
  半年后,母亲做心脏手术,前后花掉3万多元,家中真是一贫如洗了。原本出现这种情况我该更安分才对,可偏偏我对一年多的小学教员工作莫名地厌烦起来。
  在当时看来,上大学是出人头地的唯一办法,而高老师向我提及的“上戏”就是一所大学,我把这种朴素的动机告诉了父亲,我还记得父亲当时的表情有趣极了,就像我小时候突然做对了一道很难的数学题,他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末了才欣喜地说:“好,试试呀”
  在父亲的鼓动下,我拿起笔给高老师写信,向他说了我想考戏剧学院的愿望。高强老师的回信很认真,他详细告知我应做好三项准备:朗诵一首诗,唱一支歌,演一个小品。
  一试、二试、三试都顺利过关,面试、口试也通过了,我的大学梦近在咫尺了,但麻烦接踵而来:一年3500元学费,300元书费,再加上住宿费,算完三年的总花销,我和家里人都愣住了。去还是不去?真是陷入了进退两难之中。
  困难明摆着:母亲刚做完手术,几乎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而我每月能拿一百七八十元工资,在那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小镇,能挣这个数的人已能归入“白领”行列了。我是家中长女,深知当时的境况下我在这个家中的分量!不过,我最终没能拗过坚定的父亲,他对我说:“你的目光要越过低矮的现实,瞅着更远些!”正是爸爸的这番话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到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后,因为要接济家里,我开始试着接拍广告。1997年,我接拍玉兰油广告,获得了生平第一笔高酬劳――26万元。拿到钱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打电话,让他猜女儿赚了多少钱。一开始他猜1000元,5000元,最后猜到1万元。等我把实情告诉父亲后,老人家硬是半天说不出话来。当时,家里正是非常缺钱的时候,妈妈的药费、我的学费、妹妹的学费,一时间都有了着落。也难怪我姑姑会说我是家中的大救星。
  过年时,我回老家,从银行里取了5万元,用一个包背回家,爸爸到火车站接我。坐汽车回家时,我把爸爸的手放进包里,对他说:“爸爸,你摸摸。”我第一次看见爸爸的眼睛有点湿润,他嘴里还连连感慨:“闺女比我强!”
  随着我演艺事业的发展,家中经济状况也好起来了,我的身体状况却因为超负荷工作而屡亮红灯,但我不愿懈怠,因为我是家人引以为骄傲的顶梁柱。
  说来大家可能不信,我很少给自己买高档衣服、饰品,并从不允许自己在任何场合剩菜剩饭。我所赚的每笔收入,都只留一点日常零用,其余的就放在父母那儿,为此,过惯了苦日子的二老很感踏实和欣慰,这正是我这个做女儿的想看到的。
  如今,我在北京扎了根,父母因为喜欢杭州美丽的西湖,我帮他们在西湖边买了套房子。现在我在片场无论多累都不觉得苦,因为一想到父母现在每天早晨沿着西湖堤岸跑步、晨练的幸福画面,我就又有了无穷动力!
  (义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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