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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与《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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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正在海外的孙中山匆匆赶回国内,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临时政府成立仪式上,《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名动一时。这篇文章的主要起草人是当时只有24岁、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张季鸾。
  尽管回国后的张季鸾因为写作上的特长,获得和邵飘萍同样的名声,但是随着政局跌宕,他的人生也陷入低谷,直到与胡政之、吴鼎昌重建《大公报》。
  1902年,满族人英敛之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他的办报宗旨是采纳西方思想,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所谓“大公报”,即“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英敛之的言论较为大胆,除了皇帝不批评,其他都敢揭批,所以报纸也就受到读者喜爱。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以及1912年清帝逊位,作为满族人的英敛之感到无比失望,他离开天津,隐居在北京香山。
  早在1916年,《大公报》的实际所有权就归属了王郅隆。王郅隆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安福系成员,所谓“安福系”,指的是北洋军阀的政客集团。此时的《大公报》,也就成了为安福系鼓吹的报纸。当然,王郅隆不是文人,自然不做报纸,他请来只有27岁的胡政之做《大公报》的总编辑。
  胡政之比张季鸾小一岁,也是留日学生。他在日本学的是法律,通晓三四门外语,回国后,从事过法官、翻译、记者等多份工作,后来追随王揖唐,一度成为段派人物。
  直皖战争爆发后,段祺瑞和安福系大败,王郅隆被当做“安福十凶”通缉,匆匆逃亡日本。作为安福系吹鼓手的《大公报》也声誉扫地,无奈之下,胡政之只得离开《大公报》。但是报纸的所有权一直在王郅隆父子手中,1923年,王郅隆在东京大地震中死去,两年后《大公报》停刊。
  在过往的办报历程中,张季鸾和胡政之这两位才子就已经认识。1925年冬天,两人都有些落魄。某日,张胡二人在天津相遇,并一同去见吴鼎昌。三人畅叙后,步行走到大门紧锁的《大公报》馆时,不知是哪一位提议,把《大公报》的招牌、房产、设备都买下来,旧店重张,出一份新《大公报》。这个提议获得大家的认同。随后,胡政之联系到王郅隆的儿子,以一万元买下报馆。
  吴鼎昌同样留学日本,不过他学的是商业,回国后成了金融界名人。他对办报纸很有兴趣。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正式复刊。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在这天的报纸上,《大公报》提出了“四不主义”,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党派,以公民身份发表意见;“不卖”,就是不以言论做交易,不接受带有政治性质的金钱补助;“不私”,就是报纸是公众喉舌,并不做私用;“不盲”,就是绝不盲从盲信,而要追求客观真实。
  “四不主义”的提出,是中国报界的里程碑。以往的报纸要么依靠政党资助,要么服务商业目的,而“四不主义”表明了中国报人独立意识的觉醒。当然,之所以敢提出“四不”,和吴鼎昌雄厚的资金支持分不开。
  留日的“三巨头”有意吸取了日本《朝日新闻》的办报经验,日出两大张八版。报纸突出言论和新闻的重要地位,在编排上,版面活泼,字体多样,图片较少,显示了大报风范。张季鸾把主要精力放在言论和要闻上,而其他版则是胡政之管得较多。
  据著名报人徐铸成回忆,张季鸾通常每天下午两点左右到报馆,首先看当天的经济行情,因为经济行情往往能反映时局的变化,然后翻阅日文、英文报纸,以及京津地区的报纸。从3点到晚饭前,都是张季鸾的会客时间,访客中不仅有朋友,也有一些读者。
  晚上9点张季鸾开始审稿。报纸的大小样、本外埠的稿件、外国通讯社来稿一一送到他的桌子上,他来决定稿件该如何处理。吴鼎昌经常在这个时段到报社来,“三巨头”于是谈论时局,虽然这时报社进入紧张工作时间,但张季鸾总是不慌不忙,飘逸洒脱。
  11点钟,张季鸾开始写社评,或者润色胡、吴两人的言论。他写言论的确有自己的绝招,无论窗外如何吵闹,他都不受干扰,一气呵成。而且文章可长可短,广告少了,他就多写一些;广告多了,他就少写一点,但是同样能把道理说明白。甚至写了第一段,先裁下付排,然后接着写,接着付排。
  文章写到这个水平,不但要脑子快,思路清晰,还要对文史知识、时事新闻了如指掌,否则临时查资料也来不及。
  (摘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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