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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室收藏理念探析

  中国皇室收藏肇始于王权产生,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史。最早见于史料记载的是商代。(《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史记》,卷3,《殷本纪》)宋以前的皇窒收藏大都因天灾人祸,尤其足在改朝换代的战火中散失毁损,只有少部分得以流传。元明两代始,中国皇室收藏开始流传有绪。明朝在洪武元年(1368)攻下大都后悉数接收元朝皇室的收藏品,明朝灭亡,明宫廷藏品大部分为清官收掌。清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尤其是乾隆帝对收藏的酷爱,使本已丰富的清官收藏达到皇室收藏的历史之最。辉煌的同时,清代皇室收藏又是中国皇室收藏的终结,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皇室收藏也由此画上句号。因此可以说,清皇室的收藏与鉴赏于中国皇室收藏而言很有代表性。
  据《周礼》记载,王室的收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藏于天府,用于国之大用的礼器,是王室收藏的核心,或者说是主流。“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一类是用作财富和玩好之物收藏的,归玉府收掌,“玉府”的职能是“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周礼》,《春官》,《天府》)后一类收藏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国文化的根深叶茂而在收藏类别上不断发展,到了清代无论是内涵还是类别之丰富,都达到了皇室收藏的最高阶段,最终成为了中国皇室收藏文化的主流,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清皇室收藏不仅类别上发展到极致,而且收藏理念也随之发展,在各方面达到了古代皇室收藏之最。
  清皇室收藏,就其来源而言,大致分为这样几类:一是明代皇室传承下来的历代珍品,包括各种古代铜器、卷轴书画、玉器、拓本、典籍等;一是宫廷制作的艺术珍品;一是各类渠道进贡的贡品。清代皇家藏品来源不同,收藏理念也不尽相同。下文中将按此类别分别对其探讨。
  传世藏品
  清皇室藏品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接收自明代皇室的历代珍品,包括各种古代铜器、卷轴书画、宝石玉器、拓本、典籍等。有关清皇室接收明皇室收藏品的情况文献记载不多。从有限的文献记载和明皇室文物的保存情况来看,李自成进出北京期间,除宫中的藏书楼——文渊阁及阁中收藏的珍贵古籍因整个文华殿区毁于战火而付之一炬外,明皇室收藏品较少损毁。李白成败走后,清军入关进驻北京,并未进行激战,“多尔衮遂命先锋队入京师”,“旋复命在京内阁六部都察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印鸾章:《清鉴》,中国书店,1985年,第25-26页)明皇室文物也一并为清接收。
  这些接收自明皇室的历代传世珍品是皇室收藏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历经数千年积累而成。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近乎狂热的搜求传世珍奇,似乎不满足仅仅拥有政权,而是竭力把数百、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文化、艺术品统统据为已有。也许只有这样,他们才更有信心掌控整个国家。清代的满族皇帝也不例外,对他们来说,收藏这些传世珍品是拥有正统王权的象征,同时也是对汉族、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接纳和延续。
  以礼器为例。所谓礼器,一般认为是古代贵族在进行祭祀、丧葬、征伐和宴享等活动时举行礼仪所使用的器皿。以图腾崇拜及祖先神崇拜为代表的原始宗教到了奴隶社会演变为祭祀天地四方诸神。祭祀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天地之祭,宗庙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伦也。”(《礼记》,礼器)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向上天乞求力量来实现自己政权的稳固,而这些器物也被加上神秘的光环。礼器中,最重要的要算青铜礼器,包括鼎、鬲、尊、罍、爵、斝、觚等等。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礼器也更加礼制化,“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礼器对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以及内部的统治秩序有重要作用。奴隶主贵族将其中在宗庙祭祀时最常用而又特别重要、特别宝贵的礼器,视为祖宗和社稷的化身。传说,夏禹曾铸九鼎,用象九州。夏灭,鼎归于商;商灭,鼎归于周,成为传国重器。“问鼎”遂成为企图夺取政权的意思。所以,青铜礼器是历朝皇室收藏重要的部分。宋代曾将内府所藏青铜器整理成册,名为《宣和博古图》;明代宣德皇帝下令仿《宣和博古图》体例编纂《宣德鼎彝谱》。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皇帝命尚书梁诗正、蒋溥、汪由敦率内廷翰林仿照宋代《宣和博古图》样式编撰《西清古鉴》40卷,将内府所藏古鼎、尊、彝、罍等青铜器绘制器形、款识,并援据经典、一一考证。十六年(1751)成书,“其体例虽仿《考古》《博古》二图,而描绘精审、毫厘不失则非二图所及。”(《四库全书总目》卷115,《西清古鉴》)乾隆五十八年(1793),王杰等奉敕撰《西清续鉴》甲编,之后,又完成了《西清续鉴》乙编。除此之外,乾隆年间还编有《宁寿鉴古》,其编纂时间应在《西清续鉴》甲编之前,编纂体例仿《西清古鉴》,收录青铜器700余件。可见,满族皇帝也十分重视象征权力的礼器,将其视为国之重器。
  历代典籍也是清皇室收藏的重要部分。中国历代皇室历来都有藏书之举,汉代的兰台、晋代秘阁、唐代的乾元殿、宋代的崇文院、明代的文渊阁等等,都是当时皇室藏书之所。皇家藏书颇受重视,其原因很明确:历代帝王都希望从典籍精华中吸取治国之道,以便采取更有效的统治策略进而达到长治久安。如西汉建立之初,丞相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汉武帝时,“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1)
  清朝的满族皇帝也认识到了儒家经典的魅力所在,他们选择了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以治理国家,“尊孔崇儒”成为清朝的一项重要的国策。早在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就认识到“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八月乙亥条,中华书局,1986年)的治国理念。天聪六年(1632),汉官王文奎等人提出将《四书》《孝经》中的章句翻译成满文,每日向皇太极进讲,从而使皇太极能够“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越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天聪朝臣工奏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顺治帝亲政后也逐渐意识到了儒家经典对于佐治理的重要意义,他最终也不得不感叹儒家文化的魅力:“天德王道,备载于书,真万世不易之理也。”(《清世祖实录》,卷72,顺治十年二月壬戌条)康熙皇帝从幼年便开始学习汉族传统文化,亲政后仍嗜读不辍。他十分重视读儒家经典,认为儒家经典“记载帝王道法,关切治理”(《康熙政要》卷7,《论勤学》第8);他对史书也很有兴趣,认为史籍“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康熙政要》卷7,《论勤学》第8)。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下令多方访求典籍:“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以广见闻,而资掌故,其盛事也。……宜广为访辑,凡经史子集,除寻常刻本,其有藏书秘录,作何给值采集及借本抄写事宜,尔部院会同详议具奏,务令搜罗罔佚,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清圣祖实录》,卷125,康熙二十五年四月甲午条)正是由于皇帝的高度关注,散失在天下的历代典籍不断汇集宫中。   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命内廷翰林检阅内府藏书,选取其中的宋、元、明善本置于昭仁殿,列架庋藏,乾隆帝亲题匾联日“天禄琳琅”,悬于殿内。昭仁殿位于乾清宫东侧,原为康熙皇帝读书及日常起居之所,乾隆皇帝继位后“弗敢居焉,乃贮‘天禄琳琅’宋元镌本于此”。(《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44《昭仁殿》)“天禄琳琅”藏书不仅收录了许多堪称世间珍宝的孤本、秘籍,还对这些善本书籍进行精心审校与装潢,是清宫藏善本书中的精华。而昭仁殿则一直成为宫中专藏宋、辽、金、元、明各朝善本之所。
  三十余年后,因官内所藏秘笈珍函日渐充盈,又加上因编修四库全书而广求天下遗书,一时间,昭仁殿藏书颇具规模。到了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命于敏中、王杰、彭元瑞、董诰等人将“天禄琳琅”典籍重加整比,以经史子集为纲,以宋、金、元、明刊版朝代为次,编成《天禄琳琅书目》以“垂示方来,冠以丁卯”。(《四库全书总目》卷85《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共10卷,收书429部,包括宋版书71部,影宋抄本书20部,金版书1部,元版书85部,明版书252部。
  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访征天下书籍、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纂修而成的一部文化巨著,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项浩大的工程。《四库全书》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日书籍6793种,93551卷;共计10254种,172860卷,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堪称传统文化的总汇,是当时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鸿篇巨著。(黄爱平:《纪昀与四库全书》,《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尤其是对《永乐大典》的辑侠,发掘出了一大批文化宝藏,使得许多珍贵的书籍失而复传。
  除了各类礼器、典籍之外,紫禁城中的传世法书、绘画、玉器、金银器、陶瓷一应俱有。对待此类藏品,清帝更多的是怀着一种对古代传统文化的向往和延续的心情来在收藏、鉴赏的。以乾隆帝为例,清宫中藏有一幅《是一是二图》,画中乾隆帝身着汉装,坐于榻上,背后画屏上悬挂一幅其本人的肖像。榻四周精心放置各类古玩、盆景。古玩有青铜、礼器、书画、古瓷。方几上置放的是明宣德青花出戟梵文盖罐,侍童手执的是明永乐青花缠枝花瓶,圆桌上置有明永乐青花双耳扁瓶及明宣德青花风穿花纹罐。这幅画生动的描绘了乾隆皇帝品鉴活动的情形,并充分的反映了他埘中国古代文化的向往。不仅如此,乾隆帝也努力使古代文化延续、传承下去。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帝下令将王羲之《兰亭序》八个摹本真迹,即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三人钩摹的《兰亭序》墨迹,柳公权《兰亭诗》,《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涛》的阙失部分,明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亭诗》,清于敏中《戏鸿堂帖》,乾隆本人临摹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亭诗》,命工匠摹刻于八个石柱上,名日《兰亭八梓帖》。(《清朝通志》,卷116,《金石略》)王羲之《兰亭序》原件虽已不复存在,但是后世书法名家从未停止过对其摹拓,《兰亭八柱帖》的摹刻演绎了一段清皇室鉴赏、传承王羲之《兰亭序》的历史。
  御制藏品
  收藏前代传承下来的古物的同时,不断创造新的珍品,是中国历代皇室收藏沿袭的风气。清代负责制造御用器物和艺术珍品的机构为造办处,设立于康熙初年,最初设在养心殿,又叫养心殿造办处。清代宫廷造办处在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直接掌控下,在艺术上推陈出新,独创了许多艺术门类,造就了一批艺术大家,产生了不少绝世精品。
  宫廷御制品的制作有一套严格的程序,通常都要经过传旨、预作样品、定样、制作等几个步骤。获准后才能制作。工匠们首先奉旨按照皇帝的旨意进行创作,然后做出样品。依据所做器物材质,样品的设计也是多种多样,有纸样、有木样、还有用多层纸猿的纸片或纸板做成的立体模型,以及需要镂雕的活计先制作蜡样。然后送审样品,经皇帝定夺,最后才进入制作阶段。因此,御制品的生产与收藏是皇帝个人文化素养、审美风格、兴趣爱好最直接的体现。
  以乾隆朝仿古玉器为例。乾隆时期,内廷中仿古玉器的制作从数量到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乾隆皇帝爱玉成癖,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致力于玉器的生产和收藏。他通常亲自组织收集,并鉴别定级,对其中佳品题诗咏赞,并命玉工将诗镌刻其上。清廷平定回部后掌握了和田玉料的来源,为仿古玉器的制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的仿古玉器基本为宫中造办处制作,器形种类较以前有所增加,风格也更多样化。乾隆时期的仿古玉器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在形式上仿古,即以青铜器或古玉为蓝本,进行完全仿古。二是根据新意改作古玉。三是在风格上仿古,器形和纹饰比古器多有增损,仿其神韵。乾隆仿古器几乎覆盖御制品的所有门类,其中“玉器仿古”为乾隆仿古之最。乾隆皇帝在制造仿古玉器上颇费心血,主要是他的兴趣爱好与文化素养决定的。乾隆帝自幼接受严格的上书房教育,他六岁就学,先后受业于福敏、朱轼、蔡世远等人,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在他们的指导下,弘历很快便已经熟读《诗经》《尚书》《易经》《春秋》等儒家经典和《通鉴纲目》《史记》《汉书》等史籍。(《乐善堂集》,《朱轼序》)所以,乾隆帝具有极高的儒学素养及文化功底,他醉心于传统文化,嗜好古器。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掌握着天下的财力物力,在他亲自指挥下生产的这些精美的古器物彰显了他的个人素养与审美。
  其次,清帝通过御制品的制作与收藏来宣扬功绩、彰显盛世景象,以乾隆朝为最。乾隆朝是中国多民族国家最后完成民族融合、版图确立的一朝,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不同战事,称为“十全武功”,即两平准噶尔,一定回部,再扫金川,一靖台湾,降缅甸、安南各一,两次受廓尔喀之降,合为十全武功。每场战役都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物证,其中最形象、生动的是乾隆帝令官廷画家绘制的战图册。每场战役之后的这些战图册实际上是清军的得胜图册,表现的都是清军旌旗报捷的场景。如宫廷画家徐扬绘《平定金川战图册》,郎世宁、王致诚等绘《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宫廷画家绘《平定安南战图册》,《平定台湾战图册》;除了这些重大的战役之外,一些重大的事件也被宫廷画师记录下来。如郎世宁等人所绘《万树园赐宴图》。此图所绘背景是乾隆十八年(1753)冬,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杜尔伯特部由其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史称三车凌)率领所属一万余众投奔清廷。乾隆帝对他们册封爵位,并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举行的隆重的招待宴会。图中表现的是乾隆帝乘坐由16人抬的肩舆,缓缓步入万树园宴会场地,三车凌及其属员和王公大臣分别在御帐两旁静待召见的情形。   《南巡图》是乾隆帝彰显盛世、宣扬政绩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图卷。乾隆帝分别于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次南巡。宫廷画家徐扬所绘《乾隆帝南巡图》展现了南巡的场景。在乾隆帝看来,南巡的重要历史意义等同于平定边疆,“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日南巡”。(《清高宗实录》,卷1201,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己酉条)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他在第六次南巡途中写了《南巡记》,对自己的六下江南作了总结,指出“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清高宗实录》,卷1201,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己酉条),他南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视察江南的水利工程,解除水害。虽然乾隆帝南巡的主要目的不能排除游览南国景色这一方面,但是治理河工的确是他出行的主要目的,他所讲基本上合乎实际。他在南巡途中经过浙江绍兴时曾谒拜大禹庙,以表示对治水之祖的敬重,《乾隆帝南巡图》的第九卷描绘了他谒拜大禹庙的情形。
  清代大量创作与保存了这些具有纪实性质的宫廷绘画,它们是当时历史的最有效的见证,也是清帝借以弘扬武功、凸显政绩、展现盛世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
  另外,清代御制藏品代表了当代最高的工艺水平。清代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一段发展非常繁荣的时期,各种艺术行业百花齐放,皇宫的造办处就是他们最好的展示舞台。当时全国的著名工匠几乎全部汇集于此:制墨有曹素功、汪近圣、詹应虬等;雕刻有封岐、施天章、叶鼎新、陈祖章、萧振汉、黄振效、顾彭年等;绘画蒋廷锡、丁观鹏、贺永清、程志道、焦秉贞、郎世宁、唐岱等人;玉器制作有陈廷芬、姚宗仁、施仁正、陈宜嘉、刘廷贵等;珐琅制作有邹文玉、吴士琦、贺金昆、汤振基等。在雍正元年至十三年的档案中,曾提及名字的匠人有160余人,未提及的尚有很多。而至乾隆时,御用工匠更是逾倍增长。
  清廷除广纳国内工匠外,还比较重视西方传教士所掌握的天文、数理、测绘、机械、建筑等方面的科技与艺术才能。清廷把传教士们吸收到内廷有关机构工作,给予优厚的待遇与良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所擅长的技艺充分发挥,这些传教士的技艺为内廷制造及其他诸多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金星玻璃即是在他们的参与、指导下吸收西欧玻璃生产技术下制造成功的,成为我国玻璃生产的创新品种。
  这些顶级的匠人之间互相也多有合作交流,形成了强强联合的风气。以牙雕为例。清初,内廷造办处和画院设在一起,牙雕工匠与画师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造就了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先决条件。事实上也常常是画家起稿,工匠做活,设计提到了先决的地位上。更有甚者,有的名刻家非名画不刻,有的名画家非名刻家不画,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雕刻与国画紧密结合,从而产生了大批绝世精品。
  贡品
  各种渠道的贡品也是清皇室收藏的重要部分。进贡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传统,最早可以追溯至周朝:“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尚书》,禹贡)周代实行分封制,设九贡以为邦国之用,“贡”成为维系天子与诸侯国的纽带。清代作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又出现过盛世的局面,进贡自然有所发展并繁荣。清朝的进贡依据进贡者的身份,大致可分为地方政府进贡、臣工进贡和“藩部”“属国”“外国”的朝贡三种类型。
  清王朝疆域辽阔,同边疆各族的关系有战有和。清廷一方面严厉打击分裂势力,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另一方面,同具有和平愿望的地方势力首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一大批具有特定的历史价值的珍品被进献到宫廷。它们不仅充分显示了清帝作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力量,也是清帝统御整个疆域的见证。
  以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进献给乾隆帝的腰刀为例。土尔扈特部原是游牧在天山之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的厄鲁特蒙古中的一部。17世纪20年代末期,土尔扈特部迁移到伏尔加河下游流域。西迁以后,他们仍对清政府贡献不绝。后来,沙俄力图加强对土尔扈特部的控制,这导致土部部众的不满。18世纪70年代,清朝平定新疆准噶尔蒙古部的叛乱后不久,土尔扈特部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最终逃脱俄帝国的管辖,回归清朝。土尔扈特部回归之初,共有部众3.3万余户,16万余人,回到伊犁之时仅剩1.5万余户,6.6万余人。他们的回归受到清政府的高度重视,乾隆帝为此赋诗:“类已全归众蒙占,峪征嘉兆信伊绵。无心望蜀犹初志,天与钦承益巩虔。”(《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100,《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等志伊绵峪朝谒诗以纪事》)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亲自接见了土尔扈特部的首领渥巴锡,渥巴锡将自己佩戴的腰刀进献给乾隆帝以表示臣服。此腰刀是这段历史的最有力的见证,是清官重要的藏品。
  清宫中还有一些贡品,显示了当时边疆地区对中央的归化。以清官所藏藏传佛教贡品为例。藏传佛教于13世纪传入宫廷,为元朝皇室所崇信。元亡后,明清两朝仍然奉行扶植、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尤其是清代,以崇奉藏传佛教为治理藏蒙的重要策略,故此,藏传佛教在宫中得到系统发展。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管理与控制,顺治皇帝册封达赖,康熙皇帝册封班禅,并派遣驻藏大臣。乾隆时期,中央与西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达赖与班禅先后进京觐见乾隆,并进献贡品。以六世班禅进京为乾隆帝祝寿为例。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世班禅奏请赴京为乾隆帝七十寿辰祝贺。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六世班禅抵达热河,受到乾隆帝隆重接待。六世班禅向乾隆帝进献了珐琅嵌宝石玻璃碗,上有白绫签,签上用汉、蒙、满、藏四种文字写有“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三日班禅额尔德呢呈进银胎绿珐琅靶碗一件”。作为宗教领袖,他们主要进献宗教用品。清宫中大量珍藏了班禅、达赖进献的藏传佛教造像,乾隆帝对这些造像尤为珍视。乾隆帝本人笃信藏传佛教,宫中分布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藏传佛教佛堂。达赖与班禅的这些贡品多数被陈设在这些佛堂中。
  除了这些有特殊历史意义的贡品之外,还有一些方物贡和非方物贡。其中,方物贡是指地方的土特产,主要是地方进贡给宫廷的日用品,如茶叶、药品、糕点之类。这类物品通常不会在收藏范围之内,因此本文不作讨论。非方物贡,即珍玩古物,通常是宫廷收藏的重要部分,也是皇帝把玩、鉴赏的重要藏品。臣下向皇帝进贡珍玩古物历代都很常见,清代亦然。每逢官员赴京觐见、木兰秋猕、万寿庆典、东巡、南巡等重大事件或庆典,官员都会向皇帝或太后进贡各种奇珍异宝、古玩书画。清宫中藏有大量以“九九”命名的珍宝,这类珍宝多在万寿圣典上进贡,寓意长寿吉祥:“逢万寿节,大学士、尚书、侍郎、各省督抚皆有贡,以九为度,一九则九物,至九九而止”(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24)。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庆贺崇庆皇太后七十寿辰,每日恭进寿礼九九,自十一月十六日起,至二十六日止,共十一天。以十六日进单为例:御笔升恒永庆寿安宫铭三屏风宝座成分、人天胜果无量寿佛一九、福田广济无量寿佛一九、性彻真如无量寿佛一九、得大欢喜无量寿佛一九、智炬长明无量寿佛一九、玉毫现瑞无量寿佛一九、慧珠妙朗无量寿佛一九、声闻宝觉无量寿佛一九、华海总持无量寿佛一九、三藏神光塔龛三座火树凝华珊瑚如意一柄、璇霄映碧永昌玉如意一柄、塔龛三座明霞焕彩芙蓉石如意一柄、金芝擢秀龙油珀如意一柄、荣光捧日鹤顶红如意一柄、黄云垂口蜜蜡如意一柄、南山舂黛孔雀石如意一柄、琼英迭绮花石如意一柄、美韫蓝田催生石如意一柄。(《国朝宫史》下,410页)
  清帝尤其是乾隆帝热衷于汉族传统文化艺术,大臣们纷纷投其所好,进贡各类绝世艺术珍品。以韩混《五牛图》为例。《五牛图》为唐代韩滉的作品,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是为数不多的几件唐代纸绢绘画真迹之一,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历史价值。《五牛图》曾藏于南宋内府,元代时,经赵伯昂、赵孟頫等人之手,明代被向元汴收藏。入清以后,藏于浙江桐乡汪氏求是斋。之后落入尹继善之手。尹继善是雍正、乾隆时期著名的封疆大吏,任两江总督。他还是当时八旗文坛的领袖,爱好诗文艺术。乾隆十七年(1752),尹继善将《五牛图》进献给乾隆帝以庆贺乾隆帝的寿辰。(参见董建中《<五牛图>流入清宫的确切日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这些封疆大吏或者地方官通过进贡投皇帝所好,以期建立一种维系个人与皇帝之间的纽带;对皇帝来说,臣子有义务进献天下间的珍奇异宝归其所有,这是在彰显一种皇权至高无上的理念。
  清代的皇室收藏主要来源有三种,一是接收自明皇室的藏品,二是清官造办处御制藏品,第三种为来自各种渠道的贡品。这三类藏品构成了清宫收藏的主体。藏品来源不同,收藏理念便有所不同。上文中依据这三大来源,对皇家收藏的理念进行了分析。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传统文化经历了中国古代数千年的沉淀与积累,到了清代已经呈现出璀璨的光芒;清代的皇帝文化修养之高、对汉文化热爱之深,造就了他们高水平、独特的收藏与鉴赏眼光。他们有成熟的收藏理念,他们或者为了彰显皇权,或者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局面,或者为了吸收传统历史与文化精华为其所用,或者维护自己正统的中原王朝的地位……。这一切都是皇室收藏对于清帝的重要的意义,也是皇室收藏在清代皇家文化中重要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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