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艺术论文 首页
沉渊之珠 开山之作

  当今,在中国古琴界,顾梅羹(1899-1990)教授的《琴学备要》可谓人人皆知。但顾老师的另一著作――《中国音乐史》,在中国音乐史学界却鲜为人知,其实这是20世纪编著最早的中国音乐史著作,由当时的山西育才馆石印线装成书。
  一、《中国音乐史》一书的发现经过
  20世纪60年代初,沈阳音乐学院民乐系的中国音乐史课,原是由杜六石老师任教。至今犹记,当讲到隋唐部分时,杜老师是请顾老师给我们上的课。那时我已经听说,顾老师是那个世纪最早编写《中国音乐史》的人,但在给我们上课时,并没有见过顾老师编写的音乐史教材。于是我就问顾老师,他说那是他20岁时到山西育才馆教授中国音乐史课而编写的教材,翌年初春即石印成书。这本《中国音乐史》,还有琴谱、藏书和家里的多张老琴,统统毁于1937年的长沙大火。他还指着挂在墙上的琴说:这四张是随身携带在外的,不然也被烧了。提起这些往事,老师当时那心痛的表情,我至今难忘!
  光阴似箭,转眼间五十年过去了,2012年仲夏,郑州洞林大觉禅寺住持延若法师,在山东德州一家古玩店中发现了顾老师的这本《中国音乐史》,当时店主说要八百元,因看是出家人,后降至五百元出售给延若法师。
  说来真是有奇缘。延若法师从小喜爱古琴,但出家后一直没有遇到老师。2007年有机会在洞林寺和我弟弟丁家范会面,听弹筝后,开始向丁家范学习古筝,2010年又开始随我学古琴。在学琴之前,有一天我和刘居士一同到洞林寺,延若法师听说我们来了,他说他早就准备好一部琴谱想让我看看。午饭过后,我到了客堂,一看他从书房拿出的却是一套我老师的著作――《琴学备要》,那时他并不知道我的老师是谁。于是我就从清代咸丰年间古琴家、四川青城道士张孔山说起,又说到顾老师的先祖父百瓶老人顾玉成,张孔山亲授其三十余曲,“最得张之神髓”(《历代琴人传》)。这些琴曲后来都载人了百瓶老人的《百瓶斋琴谱》。又说到恩师顾焘,字梅羹,别署琴禅,祖籍四川华阳,自幼跟着祖母读四书五经,12岁开始跟着父亲顾哲卿和叔叔顾卓群学琴,第一首曲子就弹《醉渔唱晚》,当时传为佳话……
  延若法师一回到郑州,即给我打电话,我当天就赶到洞林寺。延若法师说:“发现《中国音乐史》这本书时,翻开首页,见有‘华阳顾焘辑述’几个大字,真是如获至宝,当初别说要八百元了,就是要八千,我也得想法购得。”
  这是一本16开的纸皮线装书。我从延若法师手中双手接过书来,翻开书皮,只见扉页上盖有一方约两寸长的长方形朱印,“山西省立国……民师范……”等字样隐约可见。翻开首页,见首行顶格是“中国音乐史”,下有署名“华阳顾焘辑述”(见彩色插页)。霎那间真是眼前一亮,犹如沉渊之珠忽跃人间。恩师九十多年前的著作,我能在今日有缘看到,当时心中的激动与喜悦,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一气看完前后的绪论和结论,崇敬与感激之情涌上心头。不了解内情者,很难相信,这是一位二十岁的青年所写,翌年初春即石印成书,成为20世纪编著最早的《中国音乐史》。
  二、山西育才馆与《中国音乐史》
  顾老师的《中国音乐史》前有“绪论”,后有“结论”。在结论之后,只顶格在末页的最左侧行写有“中国音乐史终”字样,但并未记编印年月(见彩色插页)。那么,这本书究竟是哪一年印刷成书的?回忆起顾老师在“沈音”曾经说过,他二十岁时应邀到山西育才馆和国民师范教授古琴、中国音乐史和古典文学,并编写了古琴和音乐史的教材。音乐史教材于次年初春即石印成书,以供开课使用。顾老师是1899年出生,20岁时当是1919年,这与他在育才馆同事孙森的《元音琴社回忆录》中的记载完全一致。
  孙森,字净麈,号菊痴,为顾卓群琴弟子。他在《元音琴社回忆录》中写道:
  春回岁转,绿柳才黄。南窗寄傲,风拂琴床。回忆十六年前之今日,正太原元音琴社诞生之日也。今昔之感,未免百端交集,不禁援笔而书元音琴社回忆录。缘民国七年,以论画而识南海布衣招学庵,以言诗而识侠仙傅雯绮,二君皆精于琴学。复以委中李冠亭学琴于侠仙……。风清月白,时常鼓动冰弦……。冠亭复赞学庵指法,学庵逊谢,称西蜀顾卓群,超妙入神,冠亭因集同好,聘顾君来晋,谋立琴社,提倡三晋琴学。复言之当道,以顾为琴社主讲,并担任自省堂鼓琴……。因此又得与顾君识。立琴社之名为元音,森书其额,署于体育会,顾即于此下榻焉。……次年当道谋振兴雅乐,顾君与张公芹荪,推荐吉安彭君祉卿、浏阳杨君友三、杭县沈君伯重、并顾侄梅羹,由长沙相偕莅晋,济济一堂。育才馆设雅乐班,有志复古者,争先恐后,投入肄习。彭、杨、沈、顾各出所学,撰述乐理讲义,分门别类,既详且尽,并授琴操指法。一时三晋乐风,为之一正。各处琴学家来赴琴会者甚众。九嶷山人杨时百,亦来与会,并住教育厅莳薰精舍半载有余。森不禁技痒,遂研究造琴,并撰五均图说,及问答……。众学子虽志在高山,而无器不成,森所造之琴瑟,正合所需,不无有功焉。三年共造琴二百余床……同人以必得为快。故散之各省海外者,亦复不少。雅乐班三年有成,彭、杨、沈、顾,皆一时之英才,怀抱不凡,各有素志,正乐不过出其余绪耳,于是功成而去,从此天各一方。……其后卓群亦南旋,现时太原不复当年之盛,而森与李冠亭、荣甲三、冯运青,尚为当年老同社,其余皆后学诸人矣……
  孙森在文中不仅回忆了元音琴社的组织与成立经过,更重要的是还记述了山西育才馆开设雅乐班的师资、教学、撰述乐理讲义、传授琴操指法以及所造琴瑟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使后学对当时三晋乐风、琴界盛况等能够得以了解。
  文中有两处记年:一是“民国七年”,即1918年;一是“次年当道谋振兴雅乐”的“次年”,即1919年。而1919年正是顾老师所云二十岁时受聘于山西育才馆之年,所撰述的教材《中国音乐史》,于翌年初春石印线装成书,即为1920年初春。因此,该书应为20世纪编撰最早的《中国音乐史》。
  这本《中国音乐史》为什么会这么快即石印成书?翻开此书,我们就会明白,原来石印时对原书稿的抄写,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而是由多个不同笔迹的抄写者同时进行。另外,翻开首页,即是第一编“绪论”的第一章,此前未印本书目录,这样也可以节省时间和篇幅。很明显,这是想尽快印刷成书,以供开课使用。听顾老师说,这本《中国音乐史》后又作过整理补充,于民国十二年(1923)完成,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梓,这个稿本亦毁于1937年的长沙大火。   三、阐幽发微,言简意赅
  顾老师的《中国音乐史》共五编,分四十四章,前有“绪论”,后有“结论”。共一百一十二(筒子)页,每页双面共二十行,每行顶格皆二十八字(见彩色插页);章内细述部分,有低一格皆二十七字,低二格皆二十六字。
  顾老师在首编“绪论”的第一章“音乐之系统”中云:
  中国音乐之制,由来最古,自蒉桴土鼓,即已略具端倪。……而乐之流别夥矣,兹从其系统上求之,可总括为三项,其一则雅乐也……。其一则琴学也……。其一则燕乐也……
  在第四章“音乐之分类”中云:
  兹就第一章系统所论,由形式上言之,得别为邦国之乐、民间之乐。就实质上言之,得别为雅乐、琴学、燕乐。雅乐燕乐,邦国民间均得用之;惟琴学则专属民间者也。……惟琴学历代相传,巍然独立,虽其派别各有不同,而体类之间,初无所谓分别也。
  在第五章“音乐史上之时代区画”中云:
  音乐史上之时代区画,就历史上之天然界限,可分为四期:第一期羲农以后至秦,曰上古音乐;第二期自汉至隋,日中古音乐;第三期自唐迄明,日近古音乐;第四期前清以来,日近世音乐。吾国音乐道源羲农,发达于成周,而摧灭于赢秦,秦实收束上古以来音乐者也,故起羲农终秦。由汉至隋,音乐之道逐渐变迁,而琴学独立,胡乐流传,实为音乐中之一大关键。然其时鼎革不常,陵乱滋甚,自隋统一,始得将汉以来之残局,稍事收束,故中古起汉迄隋。唐宋燕乐极为发达,元明附丽究无发明,故以统于近古。有清一代,若存若亡,兼之西乐东来,尤为一大改革,独称近世,信无异言。
  本章顾老师仅用二百余字的篇幅,就中国历史上之天然界限,区画出中国音乐史上的四个时期。
  在第二编“上古音乐”中,分作五章来论述;在第三编“中古音乐”中,分作十二章来论述;在第四编“近古音乐”中,分作十九章来论述;在第五编“近世音乐”中,分作三章来论述;每章下都标有显示本章内容的标题。如此“区画”安排,可使后学对这本《中国音乐史》的编章框架及所包涵的内容,从目录中便可一目了然。
  其中,琴学一项,顾老师在第三编“中古音乐”第六章“琴学之独立”中云:
  琴在中国音乐中,发明最早,其制始于羲农,其用属于雅乐。初未尝别立门户,自成一家之学也。至汉桓、灵之时,有陈留蔡邕伯喈者,博学多能,精妙音律,于琴尤为绝伦。始于古昔琴曲,详为厘订,著《琴操》一书,其中所载古琴曲,有歌诗五曲……又有一十二操……又有九引……又有河间杂歌二十一章,又尝作《琴赋》……于指法节奏之义,阐发尽净。于是后世言指法者,遂得以此为根据。其所自制之曲,有《游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五弄。又有《秋月照茅亭》《山中思故人》《曹娥》……诸操。其女文姬及顾雍,皆得其妙,互相传授,其学益昌。汉季乐道废缺,赖此稍以振之。然而琴学自此独立为专门之学矣!
  以下,在第九章中顾老师论述“琴学之发展”,在第四编“近古音乐”第六章中论述“唐代琴学之发达”,起首段云:“琴学自汉晋蔡嵇以来,其道渐备,《玉海》云:唐以前有周氏刘氏陈怀琴谱,又为琴有谱之始,至唐,赵曹雷张辈出,修明指法,精研制作,自此琴学益臻完善,天下后世成利赖焉。”以下论述唐代的琴学大家、斫琴名手和他们的琴论著作等。在第十三章中论述“有宋之琴学”,在第十八章中论述“明代琴学之极盛”,在第五编“近世音乐”第二章中论述“清代之琴学”。
  在这本著述中,顾老师先后用六章的篇幅论述琴学,所论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真可称得上是一本中国古琴简史,这在其他版本的《中国音乐史》中,都还未曾见到过,琴人读来,倍感亲切。
  其中,燕乐一项,顾老师在第四编“近古音乐”第一章“唐代音乐概论”中云:
  有唐一代音乐极盛之时也,亦音乐革新之时也。……
  中国音乐之备此三大项,实自唐始,而其盛行当世,垂范后昆者,尤莫若燕乐,而琴学次之,至于雅乐,则告朔饩羊具体而微矣。自从六朝以来,即残缺不为重。唐开新运于燕乐,有文皇之肇端,明皇之嗣响。于琴学有赵、曹之修明,雷、张之制作,咸有登峰造极之观,继往开来之力。而燕乐尤盛于琴学者,盖通唐三百年,弥满于上下,均各极其能事也。故以燕乐为主,琴学次之,雅乐又次之。……
  唐之燕乐,集五季以来之大成,开宋元以后之宗派。以体言,则清乐、胡部、道调法曲无一不备。以用言,则心志所存,情思所感,宴游欢乐所发,忧愁愤怨所兴,或叙离别之怀,或言征战之苦,或缘托佛老,或状写物情,无所不有。以格言,则五七杂言,以至乐府歌行律绝,无一不具。以调言,则飘选雄浑精深,博大绮丽幽速,清奇纤冶奥峭,无所不至。其人,则帝王将相,文人学士,乐工子弟,以至娼妓妇孺,村夫野老,绍流道士,无有不能,洋洋大观,通国皆遍。……
  在本编第三章“开元天宝间之极盛”起首云:“唐三百年燕乐全盛之世也,而开元天宝之燕乐,尤全盛中至极之时也。”以下叙述左右教坊、梨园弟子、大曲名作、乐舞歌唱、新制曲弄,以及燕乐二十八调,等等。
  顾老师在本编第十二章“宋代燕乐之繁盛”中云:
  燕乐自唐末五代以来,其事浸衰,宋有天下,始沿唐旧制,设立教坊,一时奇技异能成来萃止。太宗复又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曲破,琵琶独弹曲破,及因旧曲创新声者,三百九十之多,流丽燕昵,无关不备。有宋燕乐自是盛极一时,以较于唐,诚有过之无不及也。……
  南渡以后,天下多故,燕乐之事渐以衰微。然一时词人如周清真、姜白石、张玉田等,或自度歌曲,或详论音律,或典掌大晟,或自竹笛谱,振其余绪,犹能盛称一时。及金元崛起,而院本剧曲之体兴,有宋燕乐於是亡矣!
  顾老师在本编第八章“诗词学与音乐之关系”中云:“自风、雅、颂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古乐府,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律绝近体,五变而为词曲。每一变迁,音乐即随之起一番改革,故其关系至为密切也。”以下再分节论述,如在本章第三节中云:   词,上承词,下启曲,亦唐代一大创制也。其源实推李白之《忆秦娥》《菩萨蛮》及张志和之《渔歌子》。以其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止于其间填字,故日填词。……是知填词之发生,实破五七言之绝句为之。……然则词不惟破绝,并破律为之矣。至于宋,专以词为乐章,因之更大进步,小令、中调之外,又出以长调,而其体益大备矣。
  其中,雅乐一项,顾老师在第五编“近世音乐”第一章“清代之雅乐”中云:
  有清一代之乐,其制多沿明世之旧,其律则康乾两朝之所定也。初圣祖以古者六经并重而乐无专书,汉魏以下,历代沿革之故具载史册,先儒殚精推测莫能相一,于是考求制作之原,立均出度,纂《律吕正义》一书。高宗继之,又缵以后编,上溯黄帝,下迄有明,古今异同之辨,名物度数之详,无不悉备。前编大旨所在,则主律吕分均,去四清声,加四倍律是也。后编又特著乐问,设为问答,以阐明前编之精意。……后编又引周礼诸书,以为律吕分均之证。……凡其所说,皆迥出昔人议论之外,洵为有清一代之创法也。
  其乐体有中和韶乐,凡大祀中祀俱用之,分乐四等,有九奏、八奏、七奏、六奏之别。所奏乐器分东西二班:东班设麾一、搏拊一、�且弧⑶傥濉⑸�二、箫五、笛五、排箫一、篪三、埙一、笙五、笏五、大鼓一、金钟一虞;西班设麾一、搏拊一、敌一、琴五、瑟二、箫五、笛五、排箫一、簏三、埙一、笙五、笏五、玉磬一虞。
  以下是大祀中祀,朝会宴享,文舞武舞,歌工乐工的人员编制,及所奏乐器的编配等。
  顾老师在本书的“结论”中云:
  中国音乐阅四千有余年,其间一盛一衰,一开一阖,变迁之形蕃赜极矣!综其大者言之,则皇古之草创。一变而有姬周之完备。再变而有周末之陵夷、赢秦之摧灭。三变而有汉之乐府、琴学、魏晋之清商。四变而有六朝之杂乱、隋氏之统一。五变而有唐宋燕乐之繁盛。六变而有元明戏曲之勃兴。凡每一变迁,或与其国势有关系,或与其文学相表里,或与其风气为转移,要莫不各有其特色与其精神,诚可谓极世界未曾有之钜观,而为音乐史上可大书特书者矣!至有清一代,西乐东传,自此古乐不修,风雅成尽,变迁之大无有甚于此者。编辑之余,不胜慨叹,聊述数语,缀之篇末,以附同志观省云尔。
  自清代海禁大开,变政兴学,葡人徐日�N、意人德礼裕,以西乐流传中国,列于学科,一时有志之士,趋之恐后。……而醉心欧化者流,遂反变本加厉,一唯西乐是崇,凡中乐旧有之典章文物,则以为无一可取,诽谤诋毁,不遗余力。……须将中国以清音乐上之一切旧观念,尽行打消,再以科学哲学上之新眼光,观察审定,更须将西洋之时代,互相比较,如此弃取,始得谓之音乐史云云。呜呼!此君之言,不但不知中国音乐之本义,且于史字之义,亦昧之也。……且史之为言,所以纪事,今必舍中国先王制作之乐,而别求学者之发明,更须能合近今科学之新眼光者,恐于此宇宙间未有能就其范围者也,此君之言抑何固执乃尔耶。故本编之作,主于纪事,分为四期,而以绪论总其端都,五编四十四章,其中纲领,区为雅乐、琴学、燕乐三大项。凡历代升降之原、沿革之迹,以及源流之终始、派别之异同,均已粗其端末。虽剪裁穿插之间,或不免有乖漏之处,然其大体,初不外是使学者亦知中国数千年来固有国粹,原曾有如许之大观,不致随二三末俗之子,同声附和,一概抹煞,是则编者之隐衷也!
  在“结论”中,作者怀着一颗热爱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之心,满腔热忱,用“六变”高度概括总结了中国音乐史各个时期的音乐文化主流,言简意赅,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在结论中鲜明地指出,至清代西乐东传以来,在我国音乐史学界出现的“唯西乐是崇”的倾向,以此提醒学者,须辨明是非。
  以上只是对这本《中国音乐史》中提出的“兹从其系统上求之,可总括为三项”,即对雅乐、琴学和燕乐部分中几章的内容作了简介。为了使读者能够进一步直观了解这本《中国音乐史》的编章框架,现把全书的编章目录附于文后。
  我期盼这本沉埋近百年的《中国音乐史》,能够早日再版发行,重现在世人面前。延若法师也表示,想争取明年能影印再版,公诸同好。
  2014年10月6日初稿,2015年4月11日定稿


【相关论文推荐】
  • 横版网游开山之作
  • 美国汉学的开山之作
  • 合肥华润商务产品开山之作
  • 追寻平民建筑的开山之作
  • 东方戏剧学的开山之作
  • 《尤里西斯》――新小说形式的开山之作
  • 区域新诗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 中国企业公共外交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