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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在文化误读消除过程中的作用

  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1999年1月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校长。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人类历史的发展非常有意义,正是这种文化间的交叉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丰富性。对于西方来说,中国文化具有深刻的魅力。但事实上,西方�P于中国的知识总是在真实中参杂着想象,有时这种想象作用甚大,甚至会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今天我想从自身的两则故事谈起,谈谈在我的留学经历中所接触到的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1999年初,受德国阿登纳基金的支持,我有幸到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留学,师从大名鼎鼎的霍耐特教授。众所周知,霍耐特教授是哈贝马斯先生的亲炙弟子,在当代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传人,霍耐特教授致力于探讨黑格尔“承认”的概念,并深刻继承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范畴。而这样一位专门研究“承认”和“交往”的教授,却在与我的交流中问出了两个看似不可思议的问题。一次课后,我与霍耐特教授到学校附近的小酒馆吃饭。席间,霍耐特教授好奇地问道:“你们中国有铁路吗?”我惊讶于教授的问题,于是很认真地向教授介绍,我们中国不仅有铁路,而且有非常完备的铁路运输系统,在中国,铁路是非常重要的出行方式。霍耐特教授听完我的介绍,多少有些尴尬而又诚恳地说:“那你们比美国人聪明,美国只有公路和飞机,他们的铁路系统非常落后。”还有一次,我与霍耐特教授在办公室聊天,说起了我的孩子将要到德国探亲。那时候孩子5岁,与霍耐特教授家的小儿子年纪相当,教授便热忱地邀请我的孩子与他的孩子一块玩耍。但随后,他又问出了一个让我啼笑皆非的问题:“你的孩子现在还留着小辫子吗?”我说:“我的孩子是男孩,不留小辫子。”霍耐特教授说,他还以为中国孩子依旧像古时候那样留着小辫子。两则故事发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千禧年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实力已位居世界前列,而这样一位在社会理论领域占据扛鼎之位的专家,却对现代中国有着如此巨大的文化误解,这个现象不得不引起我的深思,一位教授尚且如此,那么在西方普通民众的观念中,中国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那时候霍耐特教授的博士讨论班上共有4位亚洲留学生,两位来自韩国,一位来自日本,还有一个便是我。或许是在与我们这些黄皮肤、来自东方他者文化的留学生的交往过程中,霍耐特教授受到触动,促使他开始研究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他为我颁授“文学之家―德嘉银行”翻译奖的致辞中,他强调了“文化的中介者”的作用。霍耐特教授说,文化中介者的职责便是致力于在两种文化之间实现思想上的相互交流或文化上的相互接近,让自己的国家认识和理解外面的陌生世界。一方面,为了搭建两种文化之间理解和沟通的桥梁,他们不断努力去发掘两者之间相互联系和共通的地方;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忽略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分歧和障碍,并且要让人们对这种分歧和障碍有所了解,这样才不会抹杀异域文化所独具的特色。所以在文化交融互动的过程中,文化中介者承担着重要的任务,这对于中介者自身的学识、语言方面的能力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当今时代,得益于互联网和交通工具的发展进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中介者的作用也日趋重要。但反观当下,我国的文化中介者在推动文化互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还未达预期效果,中外文化的沟通有待于加强。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译介,可以克服语言之间的障碍,帮助西方世界打开中国文化大门。然而目前我国向外输出的译介作品的质量与数量有待加强,其发挥的功效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正如当年作为留学生的我给霍耐特教授带来的触动,留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承担着不容小觑的作用。现在中国每年向国外输送大量的留学生,他们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在汲取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向外国民众展示了当代中国的形象。然而,这种输出是不均等的,较之于走出去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引进来”的西方留学生数量则非常有限。只有把他们请进来,让他们深入当代中国的实际生活,与中国民众展开广泛接触和交流,直观感受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才能彻底扭转存在于西方人观念中“梳着小辫、坐着马车”的一两个世纪前的旧中国形象,才能消除西方对于中国存在的文化误解,才能真正向世界展现21世纪开放、文明、现代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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