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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盛京城规划理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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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盛京是清入关前的都城,是在明沈阳中卫的基础上改造、增拓而成。改造规划不仅继承了中原传统的都城规划理念,而且还保留了满族固有的建城传统,并吸收了藏传佛教的曼荼罗思想。盛京城的规划设计者将这些多元的建城理念,成功地融合到一起,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不朽的杰作。盛京作为我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史上最后一个范例,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都城规划史的宝库。
  关键词:清代;盛京;规划思想
  
  Abstract:Sheng Jing is enters the pass front clear the capital city, is transforms in the bright Shenyang center half back’s foundation, increases develops becomes.Not only the transformation plan has inherited the area south of Yellow River tradition capital city plan idea, moreover also retained the Manchu nationality inherently to construct the city tradition, and has absorbed Tibetan Buddhism’s Mandala thought.The abundant national capital plan designer these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 the city idea, fuses successfully together, has created an immortal masterpiece for us.Sheng Jing took our country ancient times in the capital city plan construction history the last model, also has enormously enriched the Chinese capital city plan history treasure house.
  Key words:Qing Dynasty;Sheng Jing;Plan thought
  
  中图分类号:TU0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03-45(6)
  
  沈阳是一座具有2300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战国燕始在此建候城,汉代时是辽东郡(今辽阳市)所辖18县之一,后因北方高句丽的扩张而废弃。辽代在候城的废墟上建沈州,金末,沈州毁于兵火。元代又在此重建沈州,不久升为沈阳路。明代在此设沈阳中卫,是辽东都指挥使司下辖的25卫之一。明天启五年(1625年),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将首都从辽阳东京城迁至沈阳。
  在明代以前,由于沈阳地近长城,其城市功能长期以来多以军事为主,虽然城市地位不断有所提升,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使沈阳从明代的一座卫城一跃成为后金的都城,从而取代辽阳,成为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
  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并没有另建新城,而是在原沈阳中卫城的基础上重新予以改造与增拓。首先是改原来的四门为八门、十字大街为井字大街;加高、加固城墙,改护城河二道为一道。其次是重新确定城内九个区域的功能定位:中心区域建皇宫,各个王府环绕周围;皇宫前建都察院、理藩院,在德盛门(大南门)内大街建吏、户、礼三部衙门,在内治门(小南门)内大街建兵、刑、工三部衙门,在北部的两个十字路口建钟鼓二楼。再次是新建都城必备的礼制建筑:天坛、地坛、堂子、太庙、文庙等。
  经过两代帝王近十年的的精心规划和大规模改造与增拓,沈阳城的规模与面积虽然没有扩大,但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京阙之规模大备”。天聪八年(1634年)四月初九日,皇太极传谕,改沈阳为“天眷盛京”,简称盛京,满语“穆克敦”。崇德八年(1643年)二月,又在盛京城外东、南、西、北四郊距皇宫五里处各建一塔一寺,合称“护国四塔四寺“,顺治二年(1645)五月竣工。康熙十九年(1680)又最后完成了圆形外城土墙的修筑。这样,盛京城无论在城制、道路格局,还是城市的功能和空间布局、景观方面,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沈阳的城市地位与形象,而且作为我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史上最后一个范例,为研究我国都城规划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盛京城的改造,是按照什么思想来规划设计的,体现了设计者一种什么规划理念呢?关于这方面,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记载。过去有种传统的说法,认为盛京城是按照道教的思想规划设计的,如光绪四年(1878)缪润绂所著《陪京杂述》卷首记载:“沈城建造之初具有深意。说之者谓:中心庙为太极,钟鼓楼为两仪,四塔像四象,八门像八卦,郭圆像天,城方像地,角楼、敌楼各三层,共三十六像天罡,内池七十二地煞,角楼、敌楼共十二像四季,城门、瓮城各三像二十四气。”另外,民国年间金梁编的《东三省古迹轶闻》所载又略有不同:“陪都按〈周易〉八卦之势而建。清之太庙,适居省城之中,谓之太极,太庙之前为十面,其后有罗儿大天,是二者为太极中之阴阳二鱼眼也。太极生两仪(钟鼓二楼),两仪生四象(四塔),四象生八卦(八门),八八生六十四卦(楼橹),六十四卦生七十二地煞(泡子)。此为故老所乐道,并言其风水之胜者也。”这两种说法出现得都比较晚,显然是后人的附会,当初改造沈阳城的时候不可能是按照这种思想来规划的。盛京城规划思想中有道教的成分是毫无疑义的,比如内方外圆等,但主要的并不是道教的思想,它体现的是多种规划思想和建城理念的有机
  融合。
  满族是一个从辽东山地走出来的弱小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纳汉、蒙、藏等民族的优秀文化,迅速壮大起来。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到建都沈阳,曾经规划建设了多座都城,从赫图阿拉,到辽阳东京城,再到沈阳盛京城,体现了满族都城规划和建设思想的不断演变与进步。综观清代盛京城的规划建设,我们明显地感到,这里不仅继承了中原传统的都城规划理念,还保留了满族固有的建城传统,并吸收藏传佛教的曼荼罗思想。盛京城的规划设计者将这些多元的建城理念,成功地融合到一起,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不朽的杰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都城规划史的宝库。
  1最接近于《周礼・考工记》的建城模式
  满族是在短时间内即由部落走向国家,并无多少文化积淀。它最初的费阿拉城和赫图阿拉城,也无严格的规划思想,更多的是部落的建筑传统:城址选在山上,随山就势布局,城市没有固定的形状;城墙、城门的建筑都比较原始;部落酋长的住宅择高而建,办公的“殿”和居住的“宫”并不在一起,也无明确的方位限制;在建筑布局上也无轴线、对称、均衡的概念。到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后,受到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在他规划建设辽阳新城(东京城)时,已有极大的进步。东京城虽然还是选择在山上,但城已经是接近规范的长方形,每面设二门,城墙、城门已经改为砖筑。但城内的规划布局似乎仍然较多地沿袭本民族的传统手法:殿与宫居城的最高处,殿、宫分离。迁都沈阳之后,虽然从山城变为了平地城,但在努尔哈赤在位时,对沈阳城的规划,大多仿照东京城,并没有更多的进步。他虽把办公的大衙门和十王亭放在了城的中心位置,却依然将汗宫建到了一里之外的北门南面;大政殿的屋顶虽采用了琉璃瓦,但大政殿与十王亭的布局,实际上还是满族传统帐幄式布局的固定化,并没有遵循主要建筑位于院落中心的中国传统的模式。
  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即位后,在规划、改造沈阳城时,已经较多地接受了中国传统的都城规划理念,特别是《周礼・考工记》确定的都邑营建制度。
  《周礼》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古籍,其成书时代,一般认为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其中,《考工记》记载了王城规划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是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最早、最完整的记载,影响极其深远。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都把这一记载视为经典,但至今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朝代的都城是完全按照这一原则来规划的,也就是说,历史上没有一座都城是完全符合这些记载的。实际上,《考工记》确定的只是都城的一种秩序和礼仪规范。其中规定的王城要方正规矩、整齐划一、对称均衡、等级森严等原则,其目的就是要将城邑建设纳入礼制规范之中,突出王权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威仪。它的规划特征就是突出以皇宫为中心,讲究轴线与对称,布局主次分明、井然有序。从这一点看,盛京城是最接近于《考工记》的[1]。当然,盛京城作为清代第一座都城,是在原来明代沈阳旧城的基础上加以重新规划与改造的结果,而且经过了二代帝王才逐步完成。沈阳城在明代只是一座军事性质的卫城,它原有的城市规模、空间格局、主体构架等,对盛京城的规划和改造都起到一定的限制与制约作用。但无名的规划师既遵循了《考工记》规定的基本原则,又较好地解决了旧城与新规划的诸多矛盾,成功地将明代的沈阳城改造成具有特色的清代第一都城。它所体现的《考工记》的规划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方正对称的城市格局
  《考工记》规定的理想的王城图,应该是方城,每边开辟三座城门,这样就形成了“九经九轨”规整的棋盘式的城市格局。但明代沈阳城规模较小,如按《考工记》所规定的“旁三门” ,势必将沈阳城分隔成16个街坊格间,那样的话,每个街坊的尺度就会过小。另外,因为宫城要居中,南北和东西各三条的主要道路,就会使交通受到阻隔。明代北京城的这种布局方式就给城市带来极大的不便。盛京城吸取了“旁三门”的基本理念,但又根据沈阳城的特点,采用了“旁二门”的规划格局,这样,盛京城就形成了八座城门、井字形街道和“九宫格”式的城市空间框架,即所谓“八门正戴,方隅截然”(《钦定盛京通志》语)。虽然每面少开了一门,但格局更合理了,它既可满足皇宫居中的礼制要求,又做到了棋盘式的城市格局,使都城方正规矩、整齐划一、对称均衡。
  1.2“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功能分区
  按照《考工记》规定的理想王城,应该是:“左祖右社”:王宫居城市中央,左(东)面是祖庙,右(西)面是社稷坛;“面朝后市”:王宫的前(南)面为朝廷,后(北)面为市场。现在看,盛京城基本是符合这一规定的:皇宫位于“九宫格”的中心,前面是皇宫,后面是四平街(今中街)市场;左面是太庙,只是右面无社稷坛(盛京的社稷坛于雍正年间修建,在天佑门〔小西门〕外西南隅)。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选择在今天的位置建他的大衙门,未必是单纯缘于“居中”的理念,也可能是看中了那里较高的地势。到皇太极时,将自己的大内宫阙选在了城的中心,虽然已有建成的大政殿和原来自己的王府在此的先决因素,但却应该是有意遵循“居中”的原则。因为这时皇太极汉化程度比乃父要深,这从他的宫阙布局基本遵循前朝后寝的布局就很清楚:主要建筑都位于一条中轴线上,前面是大清门,崇政殿位于中部,后面是凤凰楼和台上寝宫。至于太庙初建时,并没有建在宫廷左侧,因为那里原来有一座三官庙(景佑宫),与宫廷的关系较深。可能皇太极认为三官庙在皇宫近旁,对皇室吉利,不应迁移,也许认为太庙不必一定要在皇宫近旁,总之,说明当时皇太极并没有刻意遵循《考工记》的规定。到了乾隆帝东巡祭祖时,为了使其更符合“左祖右社”的传统,才将位于大清门东侧的三官庙迁走,把太庙移建于此。同时,还将皇宫内初建时的不对称的附属建筑拆除重建,使其更符合礼制的要求。
  在盛京规划改造过程中,除了遵循《考工记》规定的原则外,还吸收了中国其他一些建城理念。如:按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两座相对的城门不能互相望到,中间必须有物屏蔽。明代沈阳城有四门、十字大街,在中心路口就建了一座中心庙,四面街口还各建一座牌坊。盛京城重新规划为八座城门、井字大街,为了遵循这一风水理念,在北侧的两个路口分别修建了钟楼和鼓楼,在皇宫前左右两侧各立起一座牌坊,名为文德坊和武功坊,既达到了屏蔽的目的,又起到皇宫左右门户的作用,所以又称东华门和西华门。
  2宫城一体的都城特点
  后金(清)定都沈阳时,满族兴起未久,建立政权不到十年,到入关灭明时也只有二十八年的时间,因此,尽管在改造沈阳城时,已经受到中国传统建城理念一定的影响,遵循了《考工记》等确定的一些基本原则,但因为其时汉化尚不深,对礼制的理解也不够全面,所以,改造后的盛京城,还保留或体现了许多满族自身的建城理念和特点。
  首先,盛京没有独立的宫城,宫与城的关系是相融合的。中国古代的都城,发展到北宋,为了突出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威严和保障皇宫的安全,形成了三城环套、“城中之城”的格局。即宫城居都城中心,外面套以皇城,再外又围以外城,三城四面各有城门。城与城之间,都有高墙相隔,即使宫城内部,不同的建筑区域,也都以高墙围成封闭的院落。造成宫与城的关系是封闭的,内敛的。而满族的都城与中原传统都城的一大区别,即没有独立的宫城,所谓的皇宫只是一个围起来的大院落,宫与城的关系是互相融合的,开放的。努尔哈赤起兵时的费阿拉城和建立后金后的第一座都城赫图阿拉,他的“宫殿”仍如一个酋长的院落,周围围以木栅栏,只是房屋多一些,稍微讲究一点。到了辽阳东京城,他居住的宫与办公的八角殿东西相距100米,并没有围成一个独立的院落。迁都沈阳后,殿与宫仍分在两处,每天往返于宫与殿之间必须穿城而过。可见此时尚无紫禁城的概念,“甚至对其常朝之所的大政殿、十王亭一组建筑,当时也并未把它们从城市中绝对地分隔出来,而是犹如一个城市广场,构成整个城市空间的一部分。[2]”
  到了皇太极时期,虽然他的大内宫阙建在了城的居中位置,并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前朝后寝的宫殿格局,但与东面的大政殿、十王亭仍是分开的,也无高墙相隔;除后宫位于高台之上,防备严密外,其他地方初期也只围以木栅栏;甚至东路和中路之间的南北通天街也未封闭,尚可通行。宫与城的关系仍是比较紧密的。
  造成没有独立宫城的原因,固然受当时的紧张形势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不可能重建新的都城,但更主要的是满族的传统文化习俗使然。
  其次,盛京没有城市中轴线,不强调对称关系。轴线对称布局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在规划都城时,都要首先确定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宫廷建筑都与中轴线形成对称关系。这种规划理念的形成,源于儒家提倡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中庸”以及“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等思想。因为这种布局模式有利于突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后来又与阴阳、五行、《易》卦、堪舆理论等相结合,不断得以发展完善。
  这条纵贯全城南北的中轴线,一般自外郭城南门起,经皇城南门、宫城南门、宫城北门、皇城北门,直到外郭城北门。位于这条中轴线两侧的建筑(包括皇宫内),都要按左右对称布局。而最受规划重视的是从外郭城南门至皇城南门之间的这段御道。这段御道又称千步廊,两侧对称布置官府、寺庙等重要建筑。皇城南门外,又形成一个“T”字形广场[3]。
  盛京城并没有采取这种传统轴线对称的规划方法。沈阳明代的南北门之间的纵向道路应该就是城市的中轴线,虽然迁都初期,努尔哈赤的汗王宫就坐落在北门之内,正对这条中轴线,后来大政殿、十王亭与皇太极的大内宫阙分列这条轴线的东西,也略呈对称格局,但以后这条道路却逐渐弱化,以至不能通行。皇太极规划的是从东西两侧进出皇宫,所以从南面就不能直达宫廷。乾隆初年又在大清门南面修建了一座五彩琉璃影壁以遮蔽①。其原因,一是满族历史上并无轴线对称的概念。从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中所绘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的院落都开东西门,而无南门来看,满族也不强调聚落的南向通道。二是为了保持宫与城的紧密关系,必须保证宫前东西道路的通畅。盛京城规划完成后,隔绝了由南部通天街出入皇宫的道路,而将大清门前的东西道路(今沈阳路)作为皇宫的出入通道,并在两侧修建了文德坊和武功坊两座牌坊。这样既保留了城市南部的东西通道,又密切了皇宫与城市的联系。可以说,文德坊与武功坊,既是皇宫的门户,又是宫与城的连接纽带;它与南侧的东西奏乐亭和司房、朝房、影壁等构成前朝的一部分,成为文武百官候朝、上朝的过渡空间。对于盛京这座由明代卫城改造成的都城来说,这种规划是极为高明的,也是成功的。这种宫与城布局的处理,在中国古都规划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沈阳故宫的东路――大政殿与十王亭的布局,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建筑布局手法。院内的主体建筑大政殿并不居中,反居后部,它的南面是两侧作八字形排列的十王亭。这种布局在空间视野上的效果极佳,开阔而庄严,有如努尔哈赤在检阅八骑将士。这种布局应该就是满族领袖们所理解的礼制吧。另外,这种布局还使院落南部形成一个开放式的梯形广场,与城市融为一体。后期由乾隆皇帝增建的沈阳故宫西路一组建筑,进一步发挥了当年规划师的这一构想。“将西路南大门向北推进了五十余米,使西路建筑门前与沈阳路一起形成了一处城市广场,一方面派作轿马场使用,同时又与‘东路’的大政殿广场(原广场南侧并无高大的围墙)形成呼应。这种处理,虽非同期所为,但使得沈阳路大街连同城市空间有收有放,有张有合,充分体现出空间的律动与节奏,犹如一气呵成,令人叫绝。[4]”
  3建筑曼荼罗的城市格局
  盛京城从规划上来讲,是很有特色的:内外两道城垣,内方外圆,即内城为方形砖城,外城为近圆形土城,井字形大街将城区分隔为八门八关;内城的中心有座中心庙,皇宫位于城市的中部偏南的位置,王府按八旗各自方位围绕皇宫分布。尤为特殊的是,在城外郊区的四个方向各建了一座喇嘛塔和寺。这种城市格局,在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格局体现的应该是藏传佛教――喇嘛教的思想,也就是说,当年盛京城是按照喇嘛教的曼荼罗来规划设计的,质言之,盛京城就是一座立体的、建筑的曼荼罗。
  曼荼罗,又作曼陀罗、曼荼逻,是梵语Mandala的音译,意译曰坛、坛城、坛场、中围,或为聚集、轮圆俱足。它是佛教密宗在修法时为防止魔障侵入而划定的区域或构筑的场所。在藏传佛教中,曼荼罗广泛地表现于壁画、唐卡以及寺庙的建筑等形式中。这些曼荼罗坛城的图形,多为内方外圆,内部是一座方形坛城,坛城中心是本尊,本尊周围是诸佛;方城四方各有一座建筑(有的作塔形)外面有一道或数道圆圈,圆圈内外有的还绘有诸多佛像。这种图形与盛京城十分相似。
  以塔代表四方佛的实例,见于公元11世纪印度青铜造像。如北京中国文物流通协调中心收藏的一件大日如来佛像,整个造像做出坛城形状,大日如来结跏趺坐于莲台中央,四角以四塔代表东、南、西、北四方
  佛[5]。喇嘛教中还有一种建筑曼荼罗,又分为寺院曼荼罗和佛塔曼荼罗两类。西藏地区的寺院和佛塔建筑,一般都是按照曼荼罗的仪轨建造的。始建于古格王国的桑耶寺,即是以建筑形成的立体的曼荼罗:中间的方殿,表示(桑耶中央的乌策大殿象征着世界中心的)须弥山,环廊外圈四向的四组佛殿,分别代表(桑耶乌策大殿四周的)东胜身三洲、南赡部洲、西牛贺三洲、北妙声三洲;四角四座佛塔,代表四天王等等[6]。所以,内方外圆的盛京城、皇宫和四塔表示的就是立体的建筑的曼荼罗,城中心是皇宫(本尊、须弥山?),外面是内方外圆的城墙,内有八旗环卫,外有四塔镇护。清代皇帝外出,搭建行营,亦作此种形制。据清代吴振著《养吉斋丛录》卷十六记载:“行营之制,内方外圆,中建黄幔城,外加网城,索为之;设连帐百七十有五为内城,启旌门三,每门植纛二,东镶白,西正黄,南正白;外设连帐二百五十有四,为外城,启旌门四,每门植纛二,东镶白,西镶红,南以正蓝、镶蓝分日值之,北正红;外周设宿卫警跸,各帐皆以八旗护军官校环卫焉。” 很明显,这种行营之制与盛京城一样,都是一种曼荼罗(坛城)的形式。
  盛京城被规划为曼荼罗,首先与藏传佛教的传入有关。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喇嘛教就通过蒙古喇嘛传入建州女真地区。当皇太极认识到喇嘛教对于笼络蒙古的重要性后,就积极提倡喇嘛教,大力推行对喇嘛的善养政策,导致大批蒙藏喇嘛来到盛京,其中有不少大德高僧。这些大喇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们不仅对藏传佛教经典有很高的修养,而且对塔寺的修建、佛像和壁画的制作技术,也十分精通内行。因此,他们对盛京皇宫、塔寺的修建以及盛京城的规划都有极大的影响,如沈阳故宫建筑上就有许多喇嘛教建筑的装饰手法和纹饰图样。有关文献和碑刻都记载,沈阳实胜寺和四塔四寺都是他们参与设计修建的。如法轮寺的藏文碑记载有:“四座寺庙的如来、观音及佛塔的量度、样式、图画等的设计和作者毕力兔郎苏”[7]。
  修建四塔寺的目的,就是护国佑民,所以四寺的名称前都加“护国”二字。四塔寺的汉文碑文后面的铭文概括了修建四塔寺的宗旨:“皇图肇启,宝域弘开,仰兹佛日,跻于春台,雨时叙,国无灾,三途靡惑,五福斯来。”四塔寺的名称不同,东为慧灯朗照,名曰永光寺,南为普安众庶,名曰广慈寺,西为虔祝圣寿,名曰延寿寺,北曰流通正法,名曰法轮寺。从名称上看,四塔寺所祈愿的目的各有所侧重。修建四塔寺时,皇太极正在患病,西塔寺名为延寿寺,就是为了虔祝圣寿,即寄托为皇帝祛病祈寿的愿望。但总的来说,当时,明清之间的斗争正处于关键时期,喇嘛们把盛京城规划设计成曼荼罗的形式,正是想以宗教的力量捍卫盛京,保佑刚刚建立的大清王朝战胜明朝,一统天下。清初吴振《养吉斋余录》卷一就说过:“法轮寺在盛京地载门外之北,永光寺在抚近门外之东,广慈寺在德盛门外之南,延寿寺在外攘门外之西,各占一隅,皆建白塔一,闻当时有喇嘛善勘舆者云:四塔全,当一统,后果如其言。”
  当时,皇太极受喇嘛教思想的影响,对这种曼荼罗的规划理念肯定是能够接受的。清初,西藏五世达赖喇嘛等与皇太极往来书信中,皆称盛京为莲花之城,称皇太极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太宗时崇德七年,达赖、班禅谓东土有圣人出,特贡方物,表称曼殊师利大皇帝。翌年遣使存问,称之为金刚力士。”
  曼荼罗的种类很多,因文献阙如,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到关于盛京城规划为曼荼罗的明确记载,因此,还难以确定盛京城属于哪种曼荼罗。但是,盛京及其四塔的格局是按照藏传佛教的曼荼罗来规划则是毫无疑问的。
  综上所述,盛京是清入关前的都城,它是在明代沈阳中卫城的基础上,经过精心规划改造而成的独具特色的一座都城。它的设计融入了多民族多种文化的规划理念,体现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缔造者―满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嬗变。作为清朝规划建设的唯一的一座都城(北京是明朝规划建设的,清入关只是利用而已),它也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最后一个范例,对于研究中国城市规划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原址现仅存影壁的石雕须弥座,为乾隆年间的作品。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康熙年间绘制的《盛京城阙图》所示,清初此处建有前后两座各为三间的正房。
  
  参考文献:
  [1]陈伯超.盛京宫殿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2]陈伯超.特色鲜明的沈阳故宫建筑[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3]黄建军.中国古都选址与规划布局的本土思想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4]陈伯超.特色鲜明的沈阳故宫建筑[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5]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上)[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6]宿白.西藏山南地区佛寺调查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7]李勤璞.盛京四寺藏语碑文校释[J].辽海文物学刊,1997.
  
  责任编辑:蒋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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