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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差距、制度差异与技术赶超路径分析

  摘要:根据技术差距和制度差异可界定出模仿、移植、跟随、竞赛四种技术赶超模式,并识别出六种典型赶超路径。沿着不同路径,赶超模式和制度变革要进行动态调整。赶超路径选择是个情境化问题,且路径演化会相互影响,赶超国家要根据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选择适合的技术赶超路径。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世界技术领先中心是中国技术赶超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技术差距;制度差异;技术赶超模式;技术赶超路径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6.01
  中图分类号:F2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6-0001-05
  Technological Gap,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Technological Catchingup Path Analysis
  ZHENG Changjiang1,2, XIE Fuji1, CUI Youxiang3
  (1.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2;
  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01418;
  3.School of Business, Shanghai Dian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catchingup models namely imitation, transplantation, following and competition based on technological gap and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six typical technological paths are identified. Different path accompanied with technological catchingup model and institution change model dynamic adjustment accordingly. How to choice technological catchingup path is a contextually dependent question, and its evolution may effect each other. Catching country should choice pathway suit to domestic cond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ts important for China to improve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bility, implement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orient to world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s.
  Key words:technological gap;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technological catchingup model; technological catchingup path
  不同国家赶超绩效差异很大。根据麦迪森估计的人均GDP数据(1900~2010),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巴西等国家或地区对美国的追赶有两个特点:(1)不同经济的追赶启动时间不同,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初期启动,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在70年代启动,中国和印度在80、90年代启动,巴西的追赶速度一直较缓慢。(2)虽然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赶超绩效显著,但都没有超过美国。本文构建了技术赶超路径分析框架,以技术赶超路径选择差异作为赶超绩效差异的根源。本文首先对国家技术赶超模式和路径分析文献进行回顾,然后对国家技术赶超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接着介绍国家技术赶超模式界定因素和四种技术赶超模式,在技术赶超模式分析框架基础上探讨技术赶超路径的内涵及路径集合,最后对典型国家技术赶超路径选择进行实证分析。
  1文献回顾
  已有文献主要从技术赶超模式、路径和理念三个方面解释赶超绩效差异。
  11技术赶超模式
  常用的模式界定因素有技术能力、技术来源、政府干预方式、技术周期、技术行为、专利持有者特征等。技术阶
  段论和二次创新理论是以技术能力由低到高作为界定因素的代表[1,2]。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政府主��下实现经济赶超和技术能力提升,这是以政府干预方式为模式界定因素[3]。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雁行模式技术赶超是以产品生命周期为基础[4]。王振寰等以专利持有者分为个人、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作为界定技术赶超模式的依据[5]。阿西莫格鲁建立的赶超模型以赶超政策导向变化将赶超分为两个阶段,即以投资为基础的阶段和以创新为基础的阶段[6]。以技术行为特征为模式界定基础的赶超理论有以北―南贸易模型为基础的技术模仿学说[7]、马修斯提出的战略视角的技术撬动理论以及自主创新学说等[8]。
  12技术赶超路径
  技术阶段论认为技术赶超一般经过模仿、模仿―创新转型、创新经济三个阶段,经历三个阶段的过程即技术赶超路径。技术阶段论尤其关注模仿―创新转型阶段,认为该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赶超者与领先者间利益冲突加剧,赶超者面临战略选择困境问题[9]。二次创新理论从赶超者技术活动视角来思考如何提升技术能力[10]。佩蕾丝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将技术变革与经济制度变迁联系在一起,认为技术变革能提供重要的技术赶超机遇窗口,成功实现技术赶超不仅要能够识别技术变革所提供技术赶超机遇窗口,也要有能力找到和采取与之最适应的经济制度[11]。阿西莫格鲁等根据不同赶超战略来定义技术赶超路径,认为在发展早期阶段应采用投资为基础的战略,靠近世界技术前沿时则需要转到创新为基础的战略[6]。技术赶超存在的路径依赖效应。王振寰等认为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技术赶超有不同特点且不同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存在路径依赖效应[5]。路径依赖对技术赶超绩效的影响是复杂的,它在有些阶段会促进技术赶超,但是到一定阶段会抑制技术赶超绩效。如何在必要时打破路径依赖或主动进行路径创新以顺利实现由模仿到创新转型是目前重要问题之一。   13技术赶超理念
  技术赶超理念争议本质上源自学者所持的世界观差异。技术赶超理念有三种不同倾向,即欧洲中心主义、对西方冲击响应模式和多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认为欧洲的经济、政治等制度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优越性,主张技术追赶成功决定于以欧洲为标准进行制度转型情况。经济和技术收敛文献大多持这种理念,此类文献大多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重视技术转移(扩散)和竞争机制的作用,主张在市场力量主导下向均衡增长路径收敛,在该过程中逐步实现由模仿向创新转型[12]。冲击―响应模式认为后发经济受到欧洲现代经济冲击后,其技术水平逐步提升会引导其制度向欧洲为标准的方向变革。韩国被视为实现技术赶超的典型国家,一种解释认为原因在于韩国成功构建起支持实施技术撬动战略的国家学习系统,利用政府强有力干预快速提升国家技术能力,而技术能力进一步提升对制度变革提出了要求[13,14]。多元论以文明具有多元特征为基础[15],认为欧洲式制度未必是其他国家制度演化的必然方向,后发经济的赶超与制度朝何方向演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只要能够解决技术进步的矛盾或障碍,沿循自身制度演化轨迹亦可实现赶超。
  14研究评价
  目前缺乏规范性的国家技术赶超路径分析框架,已有研究存在不完善之处:一是技术赶超模式和路径界定过于简单,主要依据技术能力由低到高演化过程,即单一地依靠技术差距维度界定技术赶超模式和路径;二是技术赶超模式和技术赶超路径两个概念缺乏联系,技术赶超路径概念存在主观性;三是大多数技术赶超文献所提供的是收敛性情景,这无法解释国家技术赶超经验的多样性特征。现实中的世界不仅在文化、制度方面是多元化发展和存在的,在技术发展方面也体现出明显的多元性特征。本文尝试以技术赶超模式界定为基础,构建技术赶超路径分析框架并以其解释赶超绩效差异。
  2技术赶超模式分析
  21国家技术赶超的内涵
  国家技术赶超是技术落后国家缩小乃至反转与领先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过程,有生产效率和技术能力赶超两层含义(见图1)。生产效率赶超将持续和快速生产率增长、生产率差距大幅缩小(或反超)视为赶超的主要标志。1960、1970年代很多增长和发展文献对国家赶超的分析即是基于此逻辑,该时期西方工业国家出现生产率增长放缓迹象,美国比其他工业国家生产率增长更低,阿布拉莫维兹将此看做生产率追赶的标志;阿西莫格鲁等构建的赶超模型以单位劳动力的GDP增长率作为衡量与技术前沿距离的指标[6]。技术能力赶超有两种类型:一是以产品种类增加的技术能力为基础的技术赶超;二是以质量阶梯为基础的产业技术能力提升的技术赶超。前者对应跟随者与领先者技术差距不大情形,如中东欧以及前苏联国家原本与欧盟国家技术差距并不很大,民主转型后赶超的关键是将原来的科学技术系统转型为创新系统,提升创造产业和技术变革能力[17]。后者对应落后者对领先者依赖性很强,技术赶超主要是利用知识的公共属性特征,以模仿为主逐步提升技术能力。该类型赶超强调利用国际技术转移,沿着质量阶梯升级是实现技术赶超的重要途径[18]。
  22模式界定因素
  221技术差距
  技术差距是赶超国家与领先国家或技术前沿之间的技术水平缺口大小,一般选取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作为领先国家或技术前沿参照。有三种常用技术差距界定方法:(1)将生产效率差异定义为技术差距,即特定国家生产率水平与国际生产率前沿之间的差异作为技术差距[19,20]。(2)对知识创造的贡献程度差异定义为技术差距。如将某国专利活动与专利生产前沿比较来衡量不同国家创新能力差距[21]。(3)将技术差距理解为不同国家采用新技术的先后或普及程度差异。如1972年日本率先在汽车生产线上使用机器人,这一技术应用早于同时期的美国与欧盟国家[22]。选取技术差距作为界定因素之一主要是考虑后发优势的作用,技术差距大意味着赶超国家有比发达国家以更快速度提升技术能力的可能性,随着接近技术前沿,后发优势效应递减。
  222制度差异
  制度难以比较优劣但可比较差异大小,制度差异反映后发国家与领先国家制度方面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制度差异主要体现为不同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特征方面的区别,它们对国家治理能力形成机制、资源动员、配置方式具有重大影响。这三种制度形式的变革难易程度不同,其中文化特征演化最难,其次是政治体制,再次是经济体制。三种制度形式的演化交织在一起共同�Q定国家治理能力高低。福山认为有三种基本的政治体制形式,即国家、法治和负责制,这三种政治形式只要运用得当,均能带来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23]。也就是说国家治理能力高低与政府是否是民主体制无关,后发国家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政府主导或市场力量为主来实施技术赶超战略。政治制度类型选择与国家政治体制演化历史有关,而政治体制又进一步决定了经济体制结构演化过程。后发国家文化特征演化、政治体制变革以及经济体制选择这三个方面的差异情况共同构成制度差异因素,对技术赶超模式界定影响重大。
  23技术赶超模式
  技术赶超模式是国家为实现追赶目标采取的资源配置主导规则和技术活动基本特征,它反映国家如何解决赶超过程中面临的基本矛盾。根据技术差距和制度差异两个因素可区别出技术模仿、技术移植、技术跟随和技术竞赛四种模式(见图2)。
  231技术模仿
  技术差距大同时制度差异小的情境①对应技术模仿模式。技术差距大则后发国家创新能力不足,依赖从领先国家获取先进技术,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家提升技术能力的主要手段。落后与领先国家间制度差异小则先进技术向后发国家转移的障碍较少。技术模仿模式的特点有:(1)先进技术来自于领先国家,所模仿的先进技术具有相对性,要与自身技术能力水平适应。(2)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家技术能力提升的主要手段,其技术进步是渐进式的,具有显著的线性特征,加快技术进步速度是决定技术赶超成功的关键。(3)生产活动中的技术赶超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   232技术移植
  技术差距大同时制度差异大的情境②对应技术移植模式。情境②中后发国家的制度变革成本很高,技术进步冲击难以让其制度发生本质变革,应用外部先进技术是以维持原有制度特征基本不变为前提。技术移植模式的特点是:(1)外部新技术会对后发国家原有技术―经济结构产生冲击,技术赶超是将新技术移植到落后经济的过程,技术移植活动对应的思维模式是联想而非模仿,过去的经验未必能够提高新技术移植成功的概率。(2)技术移植模式的技术进步以跨越式为主,主要面临的是不确定性问题。(3)技术移植模式对后发国家的影响主要在经济转型方面,制度企业家对技�g移植有重要作用。
  233技术竞赛
  技术差距不大且制度差异较小的情境③对应技术竞赛模式,此时两个国家可能会交替领先。技术竞赛模式有两种情形:一是两个发达国家交替领先;二是两个落后国家交替相对地领先。前者是跟随者与领先者技术能力差距不大,跟随者在某些技术领域处于领先位置。后者是后发国家之间的技术赶超存在竞争关系,在竞争中胜出能为赶超创造更好的条件。技术竞赛模式的特点是:(1)技术竞赛结果主要决定于创新资源投入数量、创新系统运行效率和技术进步本身具有的偶然性。(2)技术进步存在路径依赖效应,一旦在特定的技术轨道上演化,则其后的技术发展具有一定延续性。(3)技术竞赛模式中的制度变革无论是沿着原有路径演化还是创造出新的制度,制度变革的基本动力均是源自赶超国家的内部力量。
  234技术跟随
  制度差异不大同时技术差距也不大的情境④对应技术跟随模式。技术跟随的目的是尽可能持续地获取技术红利,主要通过技术合作、技术学习确保自己处于技术领先国家行列。技术跟随模式的特点是:(1)技术跟随对国家创新系统开放性和高效性具有很高要求。(2)技术跟随需要国家具有较强的技术学习能力,在出现技术突破时候具有很好的跟进能力,能够迅速地将新技术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3)技术跟随需要有友好的国际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环境,技术引进没有政治性障碍,赶超国家的制度变革方向受外部影响较大。
  3技术赶超路径分析
  技术赶超模式分析为国家技术赶超路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国家技术赶超路径可定义为:后发国家由初始状态到达目标状态经历一定顺序的情境变化,随着情境变化技术赶超主导模式相应发生变化的过程。可以识别出六种基本技术赶超路径(见图3)。技术赶超路径并不唯一,路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赶超国家的文化沿革、国内条件、国际环境等因素。
  31模型假设与状态设定
  技术赶超路径分析有三个基本假设。假设1:只有一个技术领先国家,且技术领先国家不会因为自身决策错误致使与后发国家间的技术差距缩小。假设2:赶超国家有技术活动和制度供给两个控制变量。赶超国家与赶超目标间的技术差距单调缩小;制度供给有制度差异缩小和制度差异化两种策略可选择。假设3:技术赶超的技术环境是静态的,即没有新的技术革命出现。
  另外给出四个初始条件:(1)领先国家只有一个且处于情境④,其状态保持不变。(2)赶超国家初始状态有处于情境①或情境②两种可能。(3)赶超国家有情境④或情境③两种可能的目标状态。(4)处于情境④的领先国家有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和代议制为基础的政治体制。
  32技术赶超路径集合与类型
  根据技术赶超模式、基本假设和初始条件,可识别出六种基本技术赶超路径,分别表示为路径①至路径⑥(见图3、表1)。(1)路径①:初始状态是情境①,目标状态是情境④,沿着该路径经历技术模仿模式、模仿―创新转型和技术跟随模式。(2)路径②:初始状态为情境②,目标状态为情境③,沿着该路径先采取技术移植模式,经历技术转型发展再到技术竞赛模式。(3)路径③:初始状态是情境②,目标状态是情境④,经历制度移植、制度创新、技术模仿、技术跟随四种模式。(4)路径④:初始状态是情境①,目标状态是情境③,经历制度创新、技术移植、技术竞赛三种模式。(5)路径⑤:初始状态是情境②,目标状态是情境④,该路径先是技术移植和制度移植混合模式,然后是技术转型和制度转型混合模式。(6)路径⑥:初始状态是情境①,目标状态是情境③,经历技术模仿和制度创新混合模式到技术竞赛和制度创新混合模式。
  可将六种技术赶超路径分为基于市场或政府力量主导两种路径类型(见表1)。路径①、路径③、路径⑤属于市场主导型路径,赶超国家与领先国家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市场力量引导技术转移、促进技术扩散。路径②、路径④、路径⑥是政府主导型,赶超国家与领先国家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利益竞争关系。
  33技术赶超路径实证分析
  选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印度五个国家进行实证分析,技术赶超路径用带箭头曲线表示,实线表示已经经历的路径,虚线表示预测的路径。各国在不同阶段主导力量及模式组合方式不同是赶超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见图4、表2)。(1)德国路径是从情境①到情境④。德国先经过制度创新基础上进行技术模仿的阶段,其制度创新重点是建立比西欧国家更强调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德国的行政体系在战略决策中具有高度自主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削弱德国政府自主性的尝试也没有取得期望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技术能力迅速恢复到领先国家水平。(2)日本路径是从情境②到情境①再到情境④。日本在情境②同时进行制度移植和技术移植,国家主导赶超过程,这是其抓住赶超机遇在19世纪末期成为工业强国的关键。日本在19世纪末的制度移植主要是通过明治维新实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主导下进行政治体系重构后采取技术模仿为主策略,迅速恢复为技术强国,进入技术跟随模式。(3)韩国赶超情境顺序与日本相似但启动时间不同。韩国成为日本殖民地后,虽也有制度移植但无政治独立性,技术进步速度远不及日本。韩国在国家和市场力量协同作用下采取技术模仿模式迅速由情境①转入情境④,在20世纪60、70年代经历了快速增长,1987年进行政治体制转型,此后进入由模仿向创新转型阶段。中国台湾、新加坡的技术赶超路径与韩国类似,由于赶超存在竞争性,它们的赶超启动时间也晚于日本。(4)印度路径。印度在19世纪成为英国殖民地后制度转变为与英国类似结构,该制度体系与本身文化传统并不兼容,此期间赶超速度缓慢。1947年印度独立后经济体制一定程度上采用计划经济模式,90年代后实行自由化改革后技术模仿模式的赶超在软件和仿制药行业取得较好效果。(5)中国路径是由情境②到情境③。中国在19世纪后期采取技术移植模式,希望在保留原有政治、经济制度情况下移植领先技术,但赶超被中日战争失败打断,此后主要任务是寻找和构建适合自身的政治、经济体系。1949年后赶超回归正轨,1978年后赶超速度加快,以后有望进入情境③并采取技术竞赛模式。   4中国技术赶超路径选择的启示
  中国技术赶超路径选择的启示有以下几个方面:(1)不同国家的技术赶超路径会相互产生影响。赶超路径选择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问题,中国不仅要根据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技术环境选择适合自己的赶超路径,还要关注其他国家的赶超路径并采取有效战略对策。(2)国家能力建设是技术赶超成功的关键因素,是确保赶超速度和持续性的重要保障。赶超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变革工程,需要面临复杂的群体决策问题,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提高赶超绩效的重要保障。(3)多中心技术领先格局能确保中��的核心利益,成为世界技术领先国家之一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中、西方文明是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演化的,制度演化远比技术变革复杂,在借鉴他国赶超经验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我国制度演化的连续性和独特性,有选择地借鉴他国赶超经验并朝着成为技术领先中心之一努力。(4)中国自主创新战略要重视技术体系和制度体系两个方面的自主能力建设。中国是巨型经济,在技术模仿阶段与领先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就不可忽视,中国只有建立相对自主的技术体系才能避免赶超空间被封死局面。同时中国秉承的世界观与西方世界有巨大差异,政治体制发展具有独特演化轨迹,制度创新必须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
  参考文献:
  [1]Wu X,Ma R,Shi Y, et al. Secondary Innovation: The Path of Catch-up with ‘Made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Journal,2009, 2(1): 93-104.
  [2]吴晓波,许庆瑞. 二次创新竞争模型与后发优势分析[J]. 管理工程学报,1995, 9(1): 7-15.
  [3]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 经济学,2010, 10(1): 1-32.
  [4]Akamatsu K.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1962, 1(Supplement 1): 3-25.
  [5]Wang J H,Tsai C-j. National Model of Technological Catching Up and Innovation: Comparing Patents of Taiwan and South Korea[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0, 46(8): 1404-1423.
  [6]Acemoglu D,Aghion P,Zilibotti F. Distance to Frontier, S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6, 4(1): 37-74.
  [7]Mukoyama T. Innovation, Imtation, and Growth with Cumulative Technology[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3, 50(2): 361-380.
  [8]约翰・马修斯,赵东成.技术撬动战略――21世纪产业升级之路[M].刘立,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
  [9]Hobday M,Rush H,Bessant J. Approaching the Innovation Frontier in Korea: The Transition Phase to Leadership[J]. Research Policy,2004, 33(10): 1433-1457.
  [10]Wu X,Ma R,Xu G. Accelerating Secondary Innovation through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 Case Study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2009, 16(4-5): 389-409.
  [11]Perez C.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Echno-economic Paradigm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0, 34(1): 185-202.
  [12]Currie D,Levine P,Pearlman J, et al. Phases of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in a Northsouth Endogenous Growth Model[J].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9, 51(1): 60-88.
  [13]Mathews J A. Competitive Dynamics and Economic Learning: An Extended Resourcebased View[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3, 12(1): 115-145.
  [14]Viotti E B. National Learning Systems: A New Approach o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Late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and Evidences from the Cases of Brazil and South Korea[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02, 69(7): 653-680.   [15]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M].新华出版社,2010.
  [16]Abramovitz M. The Catch-up Factor in Postwar Economic Growth[J]. Economic Inquiry,1990, 28(1): 1-18.
  [17]Radosevic S. Trans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s into Systems of Innov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Emerging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1999, 10(3-4): 277-320.
  [18]Glass A J,Saggi K.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Technology Gap[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8, 55(2): 369-398.
  [19]Cimoli M,Correa N. Trade Openness and Technological Gaps in Latin America: A “low Growth Trap”[R]. LEM Working Paper Series,2002.
  [20]Gerlach S,Yiu M S. Estimating Output Gaps in Asia: A Cross-country Study[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2004, 18(1): 115-136.
  [21]Fu X,Yang Q G. Exploring the Cross-country Gap in Patenting: A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J]. Research Policy,2009, 38(7): 1203-1213.
  [22]Miyagiwa K,Ohno Y. Closing the Technology Gap Under Protec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5, 85(4): 755-770.
  [23]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那叭死嗍贝�到法国大革命[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赵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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