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职业资历惩罚理论的中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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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系统梳理文献构建中国学术职业资历惩罚（NRs）的基础假设，采用针对中国ll所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职业调查数据库，以教师流动特征作为NRS解释的关键变量，对流动次数、流动类型两类流动特征变量与NRs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客观存在NRS现象，中国大学教师资历与流动的关系、资历与收入的关系也与西方假设相一致。随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学术职业中NRS现象会继续加大，大学应科学分析NRS现象利弊，通过促进和规范教师流动有效引导学术职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资历惩罚；大学教师流动；研究型大学；学术劳动力市场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学术人员收入分层问题是经济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早期研究过程中，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先后发现，在非学术劳动力市场中收入与经验和学术产出呈正相关关系；但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资历与回报却呈现负相关关系。这种收入与资历负相关的现象被学界称为“资历惩罚”（Negative Returns to Seniority，简称NRS）现象。1993年，兰塞姆（Ransom）首次检验了这种“劳动力市场异常”现象。他在检验经验、资历和一些人口统计学指标对于教师收入的对数关系时发现，大学教师的收入与资历呈负相关关系。但他的这一研究结果受到质疑，主要因为其运用了3份不同的调查量表和指标，包括资历指标在内都存在跨数据集的界定上的差异，比如他对于“大学”的界定就横跨“所有大学和学院”、“高质量机构”和研究型大学等具有不同外延的概念。之后，哈洛克（Hallock）试图用1989年麻省大学一艾默斯特校区的教师数据来印证兰塞姆的研究结论。但他发现，在大学教师人职的前15年间，收入与资历是正相关的，之后才出现NRS现象。与哈洛克（Hallock）类似，芭比泽特（Barbezat）也发现在一定年限内资历与收入是呈正相关的，资历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出现“翻转”。
　　NRS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其中也包含对TNRS是否真实存在的质疑。摩尔（Moore）等在对1993-1994学年142位教授和副教授样本的分析中发现，资历和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并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但是如果控制住“研究质量”指标，则收入与资历的这种负相关系数就下降了，因此他们质疑过去的NRS研究结论在于没有控制住“研究质量”指标，并认为NRS是伪命题，“没有必要继续讨论下去”。但是，学界其他同行却认为，摩尔（Moore）等学者没有排除资历与未观测到的职位匹配质量的正相关关系，而这可能在相反方向上造成潜在偏差。进入21世纪，大量研究继续支持了NRS存在的假设，如布拉兹伯格（Bratsberg）等对21年间176位教师的研究找到了资历负回报的有力证据。即使之前否定NRS存在的摩尔团队，在继续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加入助理教授样本，也发现了这种负向资历惩罚现象再次出现并检验显著。
　　为什么在学术职业中存在NRS现象？笔者将西方学界有关NRS的理论解释归结为两类。第一种解释，将NRS归因为大学的垄断势力。该种观点认为高资历教师流动具有高成本，且高资历教师并不喜欢流动，因此，他们的收入与具有相同成就但愿意流动（离开）的教师相比要偏低。比如兰塞姆（Ransom）就认为，来自大学买方市场的雇佣者具有垄断权力，由于高资历教员具有高流动成本，他们不太可能流动，因此雇主（高校）在设定薪酬时会充分利用这一情况。这导致了资历与收入负相关关系的产生，即那些不愿意流动的教师，无论是因为家庭还是其他原因，收入都低于与其条件相似但不拒绝流动的教师。博尔和兰塞姆（Boal&Ransom）等学者也持这一观点。对于这一解释，长期从事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埃伦伯格（Ehrenberg）教授，他自己也承认“我们负责分配工资的院长，……充分利用了买方垄断势力”。
　　第二种解释是“挖墙脚”理论（Raiding Models）。该理论认为，教师的潜力在雇佣的时候是难以被用人单位计量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则变得清晰。学术成果多的人很快就被其他学术机构挖走，留下的都是低学术产出的教师。有较高资历的教师往往具有“低不可测的学术生产力”，而最好的教师却永远在路上以寻求更好的工作。那些仍然留在原大学的教师是未获得其他职位邀请的教员，因此，教授们虽然资历相似、学术成果类似，但实质性的学术成果难度可能是不同的。这两类人的研究记录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可比性，高职称教师的低回报反映的是对低学术生产力的实际支付而不是实质性的工资惩罚。该种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实际上教师们并没有受到资历惩罚。相反，资历和生产率之间是存在负相关关系的。如果控制住教师流动情况，这种资历惩罚现象将进一步减弱。很多经济学研究者钟爱这一理论解释，但一直以来没有很好的对“挖墙脚”理论进行实证测量的方法和成果。已有文献中只有布拉兹伯格（Bratsberg）对“挖墙脚”进行了定量计量和验证，其研究选取了美国中西部5所大学的经济类专业教师连续30年的有关数据，发现即使控制住学术产出也存在大量资历惩罚现象，那些向更好职位或相当职位流动的教师资历惩罚反而非常严重。这与“挖墙脚”理论是不相符的。
　　上述两种理论解释都显示出，流动与NRS现象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无论“大学垄断买方市场理论”还是“挖墙脚理论”对于NRS的解释，核心都在于流动对于相同资历的教师会产生收入上的不同影响，即流动对于NRS是否发生可能是一种具有“催化”意义的变量。另一方面，西方从事大学教师流动研究的学者，也普遍认为资历是影响大学教师流动的核心因素之一，即资历情况也会反过来影响流动是否发生，其中主流的观点认为，高资历大学教师流动性更低，这与NRS研究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比如布朗（Brown）认为，流动性差异因职位不同而不同。高等级职位上的大学教师流动性比低等级职位上的学者低。那些获得终身职位的教师，经常留在原地，直到他们成为全职教授。而一旦获得全职教授之后，他们拥有了流动的选项，比如可能为了寻求新的同事或填补某个领导职务的空缺会导致流动，但更大比例的学者仍会选择留任，因为在那里他与学校、社区有了长期的磨合。㈣对于资历与大学教师流动的这种负相关关系，有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待得越久，人力资本投资越高。如果一个高级职称的学者打算流动，他积累的人力资本将很难转移到新的职位中去，因此他们不愿意流动。另一种解释集中在对于学者寻求另一份高职称工作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高职称者往往流动成本更高，选择流动意味着他们将舍去与很多同行的联系，而潜在的收益，无论是金钱上的还是非金钱上的，也许都无法弥补这一损失，因此可以判断，更多的高级职称者会留在他们当前的岗位上，因为他们不能从流动中得到益处。 　　总体来看，西方学界有关NRS现象的两种理论解释虽然都强调了流动对于检验NRS现象的关键意义，但都没有将教师流动作为核心的控制变量来展开分析，研究存在缺陷。一方面，“高校垄断权力”理论解释是否真实存在以及运行方式难以通过实证数据来检验，无法确定流动行为、流动意向对于资历与收入的负相关关系是否真的具有催化作用；另一方面，“挖墙脚”理论解释将学术生产力（学术成果数量和质量）作为关键控制变量，但已有研究发现学术生产力对回归模型虽有贡献但仍不是关键变量。
　　笔者认为，NRS现象客观存在并在主流国家得到验证，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后期的中国学术职业，NRS现象已经或即将出现。但国际上对于NRS的两种理论解释存在的不同程度欠缺对于解释和预测中国NRS现象存在缺陷，本研究拟围绕教师流动这一核心控制变量，寻求第三种理论解释，即教师流动的频率与类型对于资历与教师学术收入负相关的理论解释。对于此观点，西方少数学者已经开始了前期探索但仍未得到具有信服力的相关结论。比如，前述布拉兹伯格（Bratsberg）等学者试图回答对于同样具有流动经历但流动状况不同的教师，是否也存在资历惩罚现象。他们的研究发现了大量资历负回报的证据，“即使完全控制了学术产出指标，当考虑了不同流动状态、论资排辈和报酬因素，这种负向回报依然只出现略微变化”。他们的研究认为，那些最终流动到更好职位或者更具竞争力职位的人也必然面对这种资历负回报。即使处于美国经济学学科排名前10的高校教师，也存在这种资历惩罚。但该项研究也仅考察了流动与否的情况，对于流动细致情况的考察非常不足。
　　本文的研究假设（H）可概括为：中国学术职业存在资历惩罚现象，流动变量对于资历惩罚现象具有核心解释力。具体包括3个子假设。H1：资历越高，大学教师流动比例越低；H2：资历越高，大学教师的学术收入越高；H3：相同（相似）资历情况下，流动变量对于NRS模型的影响大于学术生产力的影响。
　　二、概念界定与数据来源
　　（一）有关资历的设定
　　NRS早期研究学者兰塞姆（Ransom）将资历界定为“学者在某一机构被雇佣的年限”。但学界普遍认为，兰塞姆的研究受限于早期美国大学教师全国调查（NSOPF）数据的指标设定，该界定并不能完全反映大学教师的资历状况，后期研究学者则大多将资历界定为“从获得最高学位之后的受雇佣年限”。但是，中国对于大学教师资历的界定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即大量教师是在入职后获得博士学位，如果将获得最高学历后至今作为资历界定，显然忽略了其在获得博士学位前的学术职业从业经历。因此，本研究将资历界定为：学者从第一份学术职业工作至今的工作年限。
　　（二）有关收入的设定
　　结合国际研究量表，本研究有关大学教师流动前后的“直接收入”采集4类指标，分别是“来自学校的工资收入”、“来自学校的其他收入”、“来自其他学术机构的收入”和“来自其他雇佣收入”。与此同时，结合中国大学教师薪酬构成实际，本研究还将3类虽不属于直接收入但与收入直接相关的指标纳入调查量表，作为“间接收入”观测指标。一是课题研究经费变量。无论是否承认，中国当前状态下，课题研究经费与教师收入仍存在显性关系。在一些学校甚至设置有课题经费按比例提取奖励给教师的政策设计。二是住房变量。在讲求“安居”、“乐业”的中国文化之中，住房情况也是衡量收入状况的关键指标。尤其是在高端学者的流动谈判中，住房往往也会是筹码之一。比如看一些高等学校的引才计划中，大多包含有对于住房面积的承诺。三是配偶收入变量。当代家庭经济学的研究认为，职业流动更大意义上不是个人决策而是家庭行为或者至少是受到家庭情况的重大影响，因此本研究也将“配偶总收入”指标列为间接收入观测指标。
　　（三）有关教师流动的设定
　　“大学教师流动”英文为“Faculty Mobility”。笔者在阅读有关文献的过程中发现，虽然学者们都使用同一词语，但往往所指差别很大。如有的专注于大学教师的地位获得流动，有的专注于大学教师的代际流动，有的专注于区分居住国、学位获得国、工作国等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流动。由于研究聚焦的需要和调查能力的限制，本文对于大学教师流动的界定，特指学术职业从业者从属的学术机构身份的转变。这一定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强调学术职业从业者是流动的主体，新毕业、新出站博士后不属于学术职业从业者，其初次入职不纳入本研究范畴；二是强调学术机构身份的转变，一些短期流动（如访学）被欧洲学者纳入学术流动的研究范畴，但本文认为其缺乏实质性的岗位轮转，未将其纳入研究范畴，同时，一些学术机构内部的岗位轮转、兼职岗位的增加、减少或变换，也都未纳入研究范畴。
　　（四）控制变量的设定
　　西方NRS研究非常强调控制变量的设定问题，其设置的最重要的控制变量是学术生产力变量，既包括研究数量也包括研究质量。从根本上说，这是为了监测学者随资历增加研究能力（或欲望）是否大幅下降。因此本研究将“最近5年研究情况”作为学术生产力控制变量，并将研究质量进行了主要区分。
　　（五）数据来源
　　本研究调查数据来自于笔者对中国11所研究型大学教师流动的调查问卷。按照国家“98532程”建设高校名单，参照四个主要的中国大学排行榜，遵循兼顾地域、兼顾学校类型的基本思路，本研究共抽取11所高校作为研究样本，其中东部4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部3所（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西部4所（兰州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每所样本高校抽取3-5个院系，80名具有流动经历的学者，20名不具有流动经历的学者，进行问卷调查。由于调查难度较大，初次调查自2011年11月开始到2012年2月截止，而后于2013年又进行了2所高校的补充调查。共发放问卷1100份，回收有效问卷445份，问卷回收率为40.1%（样本结构见表1）。研究运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发现
　　（一）资历越高，大学教师流动比例越低
　　如表2的统计显示，虽然大学教师资历与是否发生过流动、发生流动次数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年均流动次数（总流动次数/学术职业从业年限）却与资历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资历越高，大学教师流动比例越低。这印证了研究假设H1，也与西方学术劳动力市场NRS理论研究的结论保持一致，说明纵观学术职业一生，随着年龄和资历增加，大学教师流动意愿是持续降低的。
　　这种高资历导致的低流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高等学校作为买方市场的话语权力，即形成西方有关NRS第一种理论解释的现实基础。这一解释是建立在“一人一价”的教师谈判聘任基础之上的。虽然中国研究型大学近年来才在人才引进中逐渐引入这种教师薪酬制度，但经验证据显示，该制度确实造成类似资历教师收入上的差异，比如相似资历情况下，从外界引进的教师大多在科研启动费、安家费、住房、薪资收入，甚至职称晋升、国际化交流等方面获得更好的承诺。而对于西方有关NRS的第二种理论解释，即高资历与低流动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与学术产出存在显著关联，本文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在控制住最近5年大学教师国际高质量学术发表的情况下，这种负相关关系依然存在并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西方的第二种理论解释在中国当前并不适用，即高资历的大学教师流动频率低并非主要是由于教师本人学术产出下降和学术质量降低造成的。但是，西方的该种理论解释在中国可能具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有效性，即如果用“科研获奖”（如获得国家科技发明类奖项）、“海外履历”（如曾任教于北美著名高校）、“荣誉职称”（如院士）取代“学术产出”指标以表征学术质量，则可能对于NRS现象具有解释力。
　　（二）资历越高，大学教师收入越高
　　如表3的统计显示，在直接收入方面，大学教师“总收入”与资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学校工资收入”、“其他雇佣收入”两项指标表现出与总收入具有一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在间接收入方面，也表现出收入与资历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其中，“课题经费总数”与资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尤其是“纵向课题经费数”表现明显，而“住房面积”与资历虽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验证了假设H2，说明大学教师的资历越高其收入越高。值得注意的是，“配偶总收入”指标表现出与资历存在一定的负向关系，可能的解释是本调查中具有流动经历的教师中男性比例较高（76.9%），其在流动过程中可能伴随着配偶一定的职业发展上的牺牲。
　　西方第二种有关NRS理论的解释，认为NRS现象的出现与高资历教师学术产出降低和学术成果质量下降有关，而偏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对资历与收入的基本关系并无显著影响。该理论再次在中国实践中未获验证。
　　（三）中国学术职业NRS现象的表征
　　上述数据显示，中国学术职业存在资历与收入的正向关系。这也符合普通民众有关中国大学教师资历越老收入越高的感性认知。但是，是否存在NRS现象的根本判断标准在于：相似资历学术职业从业者收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为此，本研究继续进行偏相关分析（见表4）。研究发现，在不设置控制变量时，大学教师收入与流动次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动经历可能对于大学教师收入具有重要影响（直接收入与间接收入皆如此）；在引入教师资历作为控制变量后，该种正向相关关系减弱但仍显著存在，说明中国学术职业也一定程度上存在NRS现象，即控制资历的情况下，仍表现出流动次数多的教师收入高于未流动或流动次数低的教师。
　　四、教师流动特质：对于NRS现象的新解释
　　本研究证实，中国学术职业也客观存在资历惩罚现象，国际NRS研究也首次出现了中国案例。但与此同时，研究发现西方对于NRS的两种解释，未能从根本上厘清中国学术职业NRS产生的原因。本研究发现，教师的流动特质与资历、收入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围绕学术职业流动特征进行NRS第三种理论解释的尝试。事实上，西方学界也已经关注到了流动对于NRS现象的重要性，只是西方关注点更多停留在流动对于NRS现象的区分价值上（通过流动检测出同等资历教师的收入差异），而非流动本身对于NRS产生的影响。与之相应的，西方对于教师流动对NRS影响的关注停留在“是否流动”上，对于流动特征的关注不足。本研究采集了两类流动指标，寻求流动对于NRS现象的新解释。
　　一是“流动次数”指标。流动次数区间设置在1-5次。按照前文所述，在控制住资历变量情况下，流动次数越多的教师收入越高，可以认为在研究型大学中教师通过反复流动最终确定了其学术劳动力市场报价。这类似于美国篮球职业联盟（NBA）的球员交易，交易确定了最终的市场价值。而那些不流动的教师则缺乏市场评估和买方卖方议价过程，流动不畅导致收入凝固，这导致即使与流动次数较多教师具有类似的资历与学术产出，其收入却低于前者，即NRS现象产生。
　　二是“流动类型”指标。传统NRS研究并没有详细讨论教师流动的类型特征，也因此忽略了流动类型对于NRS现象的可能解释力。本研究按照学术机构的类型和声望将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流动划分为5种类型：（1）“海归型”流动，即由海外高校（含港澳台）、海外科研院所或企业回到中国研究型大学任教；（2）“平移型”流动，即大学教师在国内研究型大学之间进行流动；（3）“上流型”流动，即由国内“211工程”高校流入国内“985”工程高校；（4）“逆袭型”流动，即由国内非研究型大学流入研究型大学；（5）“跨界型”流动，即由中国其他科研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系统和中国社科院系统）流入研究型大学。分析发现，在控制住资历指标情况下，第一种和第四种、第二种和第四种流动类型的教师“直接收入”是存在显著性差异的（见表5）。类似地，可以继续讨论“直接收入”与“间接收入”的其他指标。此种讨论说明教师流动类型对于收入是有直接影响的，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检测变量。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
　　第一，未来中国NRS现象有扩大趋势。中国NRS现象随着学术职业的开放而产生，尤其是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中国研究型大学对于优质教师的激烈争夺，形成“一人一价、一人一议”的新进教师薪酬制度，为NRS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深入推进，尤其是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更多关注和中国提升研究型大学国际竞争力诉求的上升，NRS仍会呈扩大趋势，学界和管理者需进一步做好研究与应对工作。
　　第二，NRS的理论解释仍需丰富。西方的两种理论解释对于当前中国学术职业NRS现象具有一定解释力，但都无法成为核心解释理论。其中，第一种“高等学校垄断说”，能解释高校“一人一价”薪酬制度设计模式下新引进人才的高收入制度设计，但却无法解释具有相似资历、处于同一单位、具有不同流动次数学者的收入差异；第二种有关学术产量与质量对于NRS影响的解释在本实证研究中也未得到验证。本文提出从大学教师流动特征指标出发进行第三种理论阐释，根本意义在于，在当前中国学术职业仍处于从封闭转向开放的改革进程之中，既缺乏有效的制度设计（如严格的“非升即走”分流机制），也缺乏必要的激励引导制度设计（如类似于“欧洲研究区”鼓励流动的薪酬、社会保障设计，笔者将另文专门阐述）的背景下，凸显流动对于NRS的重要作用，未来学术职业改革就可以以促进和规范流动为抓手，促成学术职业的健康发展。对于国际学术界而言，本理论解释是建立在过去30余年的研究基础的梳理、实证分析和反思基础上，可为学界提供新的NRS实证研究方向和理论解释方向。
　　第三，应客观看待NRS现象。笔者认为，这种“资历惩罚”表面上呈现出“同工不同酬”的不合理性，但在本质上却是打破学术职业大锅饭，形成有效竞争，完善学术职业薪酬激励制度，构建适度规模学术职业流动通道的关键驱动力。但是，过度的资历惩罚可能造成教师阶层的显著分化，形成本土教师与海外教师、本校教师与外校教师、高等学校系统教师与科研系统教师、强势学科教师与非强势学科教师、明星教师与普通教师的对立与心理隔离，可能降低学术职业活力。这就要求教育管理者正确认识NRS的客观存在，并通过有效的管理决策将这种“资历惩罚”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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