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提升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王贵贤 田毅松

　　摘 要：人们往往抱怨高校教育重智轻德，认为这是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之大敌。这种非此即彼的德智二元对立的状态，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负面结果，也有教师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在目前，要消弭二者之间的鸿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关键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既让教师承担解惑的任务，也要有传道的道德担当。通过对《论语》中“学”的分析，笔者认为“学”完全可以作为教师品格建构的一个有效维度，因为“学”的原初含义、《论语》对“学”的内涵及社会功用的分析都表明，“学”之对象、方法、目的和结果都对教师品格建构和人格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论语》； 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中图分类号： G４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１）０5－００77－０3
　　
　　
　　一
　　 “重智轻德”是我国教育中存在的一种现象。一般说来，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把我国道德教育目前所遭遇到的困境归结为考试制度，因为大多数学校和教师在“考试指挥棒”的引导下失去了对教育本质的正确认识。但如果我们透过事物的表象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一“不合理”现象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对生活采取一种一体化的、富有意义的态度……人们不能清楚地区分不同的行动和不同的领域”。［1］在这种社会，“我应该如何生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人们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这种基于美德伦理的道德诉求使人们不会也不可能仅仅追求某一方面的发展，完善生活和完美人格才是他们的人生理想，所以他们对教育要求也必定是全面的――真善美（智育、德育和美育）统一于教育体系之中而不会发生分裂。
　　 启蒙运动昭示了人的理性的回归。但在尼采主张“上帝死了”的同时，人们并没有再次重新建构起伦理一体化的生活世界。理性的回归导致了世界的进步和社会的转型，但同时也导致了理性自身的悖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分化。更为重要的是，理性分化的两个结果并没有得到平行的发展，而是工具理性逐渐统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工具理性对教育系统的影响就是教育越来越注重学生知识技能的培养，而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属于价值理性范围之内的美育和德育则受到了智育的侵蚀。如果说国内一系列的考试制度是其直接原因，那么实际上，现代社会价值领域的分化，也使得教育不可能再承担起全方位的教育职能、实现对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的功能则是其根本原因。因为现代社会对工具理性的推崇，必然会导致学校教育对智育的倾斜。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采取的具体措施是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从长远来看，把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为二级学科是与我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发展趋向一致的，因为目前条件下想要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融入到学科教育（智育）之中，既不现实，也与当代教育制度不符。但是，思想道德教育仍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把自身的职能仅限于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或者说把思想政治教育课视为知识传授性课程，忽略了课程本身的职能――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功能，这就让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内容只有接受感，没有认同感；思想政治理论课富有理论性，缺少实践性。因此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切实担负起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职责，让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因而我们认为，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能否具有实效性的关键之所在。基于此，我们可以考察传统教育模式，从传统教育理论中寻找可资借鉴的资源。实际上，《论语》中的“学”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之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够提供可资借鉴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理念。
　　二
　　 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学”最初的含义主要是“教”。郝大维、安乐哲等人甚至认为，“学”就是“教”，即从实践和知识上让人“觉悟”，“在先秦，‘觉’的意思是，当时力求学有所成的学者在教和学的双向互动过程中获得深刻认识”。［2］现代意义上的“学”的概念，只不过后来对知识学习这一意义片面强调的结果。
　　 孔子在《论语》中对“学”认识和理解就具有“上所施下所效也”的含义，比如在孔子看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所“学”之德行必然会对庶人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但是《论语》中的“学”已超越了其原初含义，已经不仅仅意味着“上行下效”，而且还具有了很强的认知意义和社会功能。
　　 在认知方面，“学”能够让学生习得作文之道，让他们认识客观世界。孔子认为，通过学习《诗经》，可以培养想象力、提高观察力、锻炼合群性和学习到讽刺的作文方法，如果这些目的都没有达到，还可以对鸟兽草木等客观知识多多认识，他诘问自己的学生“何莫学夫诗？”（《论语・阳货》）
　　 实际上，解惑只是“学”的基本目的，而传道授业、文化传承与社会稳定之功能才是“学”的根本之所在。一般说来，我国的传统社会是社群主义的，人与人之间构成了一个由各种各样“关系”构成的共同体。［３］这种“关系共同体”主要依赖共同的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来约束。在先秦儒家那里，这就是“学”的主要内容，即从社会道德规范角度对经典文献进行解读，并将对文献的道德认识应用于个人修养和社会实践。孔子督促自己的弟子“学夫诗”，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能够“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颜回之所以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也是因为颜回对所学知识进行了伦理性解读和道德性实践――颜回之“好学”，在孔子看来，在于他能够“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不仅如此，孔子还对“学”赋予了文化传承的职责。道德习惯和社会风俗会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只有通过“学”才能得以继承和发展，“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学”的这些功能使得孔子能通过“学”来教育学生，实现自己继承已有文化制度、改变社会现实的理想。
　　三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而《论语》中所谈及的“学”的过程也就是说教师素质不断提升、人格不断完善的过程。本文这部分将从学之对象、学之方法、学之目的和学之结果等角度进行论述。
　　 1.“学”之对象――“伟大的书”
　　 《论语》中，孔子把“学”（亦即“教”）的对象主要集中于“伟大的书”――“诗”。笔者认为，《论语》中的“学”有其两端，一端为“艺”，它是“学”之始；另一端是“诗”――《诗经》，为“学”之终。孔子认为，首先应该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掌握了这些基本知识，就能够学习《诗经》。如果说六艺的学习是提升教师自身修养的开始阶段――因为学习每一项技艺都需要依照规范行事，完成了对六艺的学习，人的基本行为道德规范也就养成了。［４］《诗经》的道德意蕴使孔子赋予它重要地位，让其作为自己“教”和“学”高级阶段的学习文献，原因就在于《诗经》能够被进行道德化解读，让思想性、政治性和知识性合而为一。比如，他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因为子夏能够对《诗经》从道德修养角度进行诠释，所以孔子才说“始可与言诗矣”。
　　 因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注意遴选学习的对象，选择高雅的、对人格发展有利的“伟大的书”――经典作家的著作――作为自己学习的对象。学生要学有所获、课堂要内容丰富，必须提高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在提高道德修养过程中对自我德育素材的撷取。国外大学的人文教育部分承担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他们所选择的课程教材就是一些“伟大的书”。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施者，两课教师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和专业素养，需要学习“伟大的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以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2.“学”之方法――思与省
　　 “学”作为一个获得知识和人格发展的过程，必须不断地反省（“思”）自身，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自身道德修养方面得到提升。“思”为“学”提供纠偏功能，否则学习仅仅是盲从，不能与时俱进。“学”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有通过“思”和“省”，才能真正做到“见贤思齐”和“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如果不“学”不“思”，那么人对道德条目的把握就很容易走入歧途，“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如果要承担德育职责，应该在“学”中结合“思”和“省”，尽可能避免思想行为上的偏差对自我人格发展的不利影响。古希腊的柏拉图把智慧作为“四美德”之一，主要是因为智慧本身内在的判断力，它要求人们不断进行理性反思以期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智慧之所以有时候与“审慎”同时使用，就在于它能够指引人们进行正确的道德实践，即告诉人们应该在什么时机实践，也指引人们如何实践，并帮助人们面临不同的美德发生冲突时进行平衡。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吸引人、说服人，就在于他们在不断反思和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传承者，必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髓，要对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采取一种理性和审慎的批判态度，这是教师能够政治上与时俱进、思想行为上“为人师表”的保证。
　　 3.“学”之目的――真、善、美
　　 “学”既要注重过程，最终还应该有所旨归。前现代社会的价值领域是统一的，所以真理一般包含着善和美，或者说“学”的目的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体。在《论语》中，“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学”六艺和《诗经》追求“真、善、美”。上文已述及，六艺的学习并不仅仅是学习某种技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技艺的学习达到对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即合于礼。而通过学习《诗经》，不但可以“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求真），而且还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即能够培养对家和国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求善），甚至还“可以怨”，即学得作文的讽刺方法（求美）。不难看出，“学”《诗经》是手段，而培养完善的人格（真善美的统一）才是“学”的目的。
　　 对于思想政治教师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的过程本身蕴含着对真、善、美的追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为“两课”教师融合真、善、美的“整合式”教育提供了便利。毕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还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这些课程都包含着真、善、美的内容，关键在于教师如何去挖掘、去提升。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仅仅从知识角度讲授“两课”，笔者认为这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种狭隘理解，从一定程度上，这也将会影响教师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
　　 4.“学”之结果――君子
　　 “学”的目的达到以后，最终在“学”者身上要有所体现。在《论语》中，“学”的理想结果是培养出像颜回一样“安贫乐道”的君子，能做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但这并非唯一结果，实际上，只要人们能够在加强修养的同时又不失自己的质朴品质，那么就可以算得上是君子。但不要过于追求“文辞”之美，因为那样做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向他人展示自己；而君子之学，绝非为了炫耀，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意在表明求学之士最终想要达到的结果是自身道德品质提升。进言之，君子的“为人”之“学”，应该在“修身”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道德行为去影响别人，通过“修身、齐家”达至“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同样，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应该通过“学”把自己和学生培养成为“君子”――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培养成一个知荣辱、有信仰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对此教师必须以身作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才能够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既严肃又活泼，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政治性，进而让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正确认识。虽然不能要求所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都做到让学生觉得“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但最起码要做到“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教师是一种权威，在某种意义上，他能够被学生认可就在于其道德人格的完善，在于他对待自己事业和信仰的态度。只有人格健全、政治正确、品行高洁、信仰坚定的教师，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才能够真正取得实效，因为“身教”之于“言传”，其作用更为明显。
　　 冯友兰先生经常说“旧瓶装新酒”，“老树发新芽”，就是指我们应该不断继承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批判性地吸收有益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综合素质提高的内容和形式。中国传统一直讲“教学相长”，这实际上是在要求教师，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不断学习、完善自我。“学”这个概念所蕴含的原初含义不可能完全适合现代社会，但是“学”的理念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及其教育意义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素质提升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 钟 磊. 解魅、分化与现代性［J］. 现代哲学，2003（1）：１２９－１３４.
　　［2］ ［美］郝大维. 通过孔子而思［M］. 安乐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胡必亮. 关系共同体［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 ［德］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责任编辑：庞 达］
　　
　　收稿日期：20１１－０８－１２
　　作者简介：王贵贤（1979-），女，山东临沂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后；
　　田毅松（1977-），男，河北保定人，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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