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的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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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作家高阳的小说《红顶商人胡雪岩》畅销，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红顶商人》热播后，胡雪岩瞬间成了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小说中提到一件事，1860年，太平天国为了减轻、摆脱清军对南京围困的压力，派忠王李秀成率军突围东进。骁勇善战的李秀成突围后一路凯歌，攻陷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宁波、杭州，控制了苏南浙北的大部分区域。漕运是中国实行了几朝的“南粮北调”政策，就是政府对江南的农业征收部分直接征收粮食。明清两朝，漕粮主要以船运走运河运往北方。到了近代以后，江苏在上海设立江苏海运局，部分漕粮委托上海沙船商沿近海北运，但浙江漕运仍走运河北上。由于镇江失守，浙江的漕运被迫中断，而不能按时完成漕运，将被视为重大失职。于是，新任浙江巡抚王有龄（雪轩，此前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遣在上海有生意的商人胡光墉（雪岩）到上海，仿江苏海运局的办法在上海设浙江海运局，把浙江漕运改为近海海运。胡雪岩到上海后就到处寻找可以帮这忙的人，小说《红顶商人胡雪岩》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尤老五说的这个沙船帮的巨擘，名叫郁馥山，拥有上百艘的沙船。北走关东，南走闽粤；照海洋的方位，称为“北洋”、“南洋”，郁馥山就是以南北洋起家，是上海的首富。近年来因为漕米海运，更是大发利市。新近在小南门造了一所巨宅，崇楼杰阁，参以西法……算是沪城八景之外的另一景。
约1990年代初，《上海滩》杂志发表著名学者、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的一篇短文（我已记不清哪一期和文章的题目），才知道于光远原姓郁，就是上海沙船巨商郁家的后裔。于光远在文章中提到了祖上的不少“故事”，他也托北京的相关单位帮忙查找出处，但一无所得。于是我抄录了一些有关“郁家”的文献资料，托《上海滩》转给于光远先生。
约1995年，上海仅剩的一段城墙――大境阁的修缮已结束，并计划利用城墙上的大境关帝庙原址办一个《上海老城厢史迹展览》，我主持内容设计，由于展品短缺，又通过报刊向社会征集展品，当时一位叫郁钟德的先生来到大境阁，他捐献了一些东西，并提供不少线索、信息，于是才知道，郁钟德是于光远先生的胞弟。就在展览开幕后不久，于光远先生因公来上海，下榻衡山宾馆，应郁钟德的邀请，我作客衡山宾馆，初识于光远，根据惯例，我称他为“于光老”。
我对于光老的初次印象，他是一位慈祥、健谈、记忆力超强的老人。当他知道上海还保留一段旧城墙，还在这里办了一个《上海老城厢史迹展览》，执意前去一看。他建议不要惊动南市区政府（当时属南市区，今属黄浦区），但我还是电告了南市区的相关同志。他们已来不及安排，只得委托文化局派人接待。当于光老看到展览中的相关内容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13岁时祖母逝世，家里搭了灵堂，请道士做道场。他清楚地记得，当时道士念念有词“苏常道松江府上海县二十五保……”不过于光远一直没弄清楚，这个“苏常道”是哪一级行政单位。清代，“道”是省按察使的派出机构，代按察使行使职权，清初，设分巡苏（州）松（江）兵备道，驻太仓，仅几年后，康熙二年（1663年），撤销“常镇道”，将常镇道的镇江并入江宁道，常州并入苏松道，改称“分巡苏常松兵备道”，省称“苏常道”，驻常州。这个机构沿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乾隆初，规定该机构主管江海关才移驻上海，正式称“苏松太兵备道”，又称“上海道”、“海关道”。道士使用的是旧时的“路引”，才会有所谓的“苏常道”。
上海城墙的城砖，有的刻有“咸丰五年上海城砖”字样，于光老饶有兴趣，认真细看，说：“这是我祖上出资修城墙留下来的痕迹。”而当时我正在写《上海老城厢史话》，他高兴地说：“这本书的序我来写”他在序中说：“上海老城厢还保存了不少如大境阁这样的古迹，在人口稠密的大上海可以称之为‘夹缝里的古迹’，如能将这些古迹开发利用，既可使上海人进一步了解上海的发展历史，也可以作为开发上海的旅游资源。”
于光老回上海，只要时间上排得过来，一定会邀我作客，当然，他每次来上海也必定是“宾客满座”，我始终是一“局外人”。到了该散席的时候，于光老会对来客下“逐客令”，风趣地讲：“今天要讲的事也差不多了，留一点时间让我们‘老乡’（指我）聊天，你们愿意听可以留下’工作忙的可以自便。”不过，大多数来客还是选择留下，听我和于光老“老乡”之间的聊天。于光老操一口流利的北方话，一次，我问他：“我们之间是否可以用上海话对话？”于光老说：“我很早就离开上海，以后几乎不使用上海话，讲起来已经十分生疏了。”不过，他还是用上海话聊了一段时间，在座的不少上海人听到于光老讲的上海话哑然失笑。原来，上海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是移民社会，人口流动量很大，语言的语音和语词变化很快。于光老很早就离开家乡，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机会回上海，生活的圈子中也不使用上海话，于是，他的童年语言就长期被封存，与外界不接触，他讲的上海话倒是20世纪20年代地道的上海城里话。
宋路霞女士知道我与于光老熟稔，也有机会碰头，送给我一本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印刷的于光远著《从猿到人》的小册子，并说：“估计于光远也不会有这本书了，如他要的话就送给他。”当我把《从猿到人》给于光老时，他笑着对我说：“当年我写《从猿到人》，而如今我自己已经是‘从人到猿’了。”并当场在小册子上书“从猿到人，从人到猿”，并签上自己的名字，把书还给我，说：“你作个纪念吧。”于光老的机敏可见一斑。
与于光老在一起的时候，大多谈的是上海，郁家的故事。
上海郁氏原籍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一带），大约清兵入关时，郁建臣（序初）避难到了嘉定南翔，他就是上海郁氏的“始迁祖”。百年后，郁氏的第四代郁遇春（宰荣）在江南乡试中举，还得了一个“太常寺博士”的头衔。郁遇春有两个儿子，长子郁润桂，字淮林，号馥山，就是高阳小说中提到的沙船巨擘；次子郁润梓，字晋卿，号莲塘。后来因家庭变故，郁家家道中衰，兄弟俩被迫背井离乡，到上海闯业。于光老讲：兄弟俩到上海黄浦江边，当时一沙船主正要寻一帮工，就招待了饥寒交迫的兄弟俩，并吩咐煮上两碗馄饨充饥，当馄饨吃完后，主人问：你们刚才吃了几只馄饨，机灵的老大立即回报22只，而年幼的弟弟只顾填饱饥肠，根本不知自己吃了几只馄饨，于是老大郁润桂就被老板留了下来。估计，这个故事是于光老从他的长辈那里道听途说的，无非希望小辈做事多长点心眼。 若干年后，兄弟俩就成了上海沙船业巨擘，约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老大郁润桂购进原陆锡熊（乾隆时任《四库全书》副总篡，今南市“书隐楼”就是他手里建造的）土地数亩，建造郁氏大院。该宅基至今还在，址为乔家路77号，后来，老二郁润梓的后人也在顾家弄（今乔家路50号）自建住宅，于是上海的郁家分作“大郁家”与“小郁家”，于光老是“小郁家”的后代。
据《同治上海县志》、《黎阳郁氏宗谱》等记载，郁润桂的长子叫郁彭年（1796-1853），字尧封，号竹泉，次子叫郁松年（1799-1865），字万枝，号泰峰，他“素好读书，手不释卷”，但他并没把科举太当一回事，一直到47岁才“混”到一个秀才的资格。1853年9月，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有钱人大多逃到租界避难，但此时郁彭年刚逝世，尸体还躺在灵堂上等待大殓，郁松年不愿弃哥哥尸体而去，仍留在家中守灵。上海小刀会成员大多是福建广东的船帮，他们知道郁家是上海首富，于是冲入郁家，要他们一次性交付10万两的“保护费”，同时每天交付100两作为义军的伙食费。据估算，郁家的损失约15万两。而当小刀会被镇压后，遭受兵燹的上海城满目疮痍，政府又拿不出钱作善后建设，于是又想到了上海的富商，他们―方面诬郁家资助小刀会，犯有“通匪”罪，另一方面又暗中打招呼，钱可通神，只要出钱就可以摆平一切，于是郁家又向上海政府支付了20万两。现代人不清楚银两的价值，明末清初上海人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田产》中讲：“崇祯中，华（亭）、青（浦）美田，每亩价值十余两；上海田美者，每亩值三、四、五两，缙绅富室，最多不过数千亩。”这是明朝末年的上海农田地的价格，上好的土地每亩约值十几两，差的土地每亩只值三四两，清代的地价也大致如此。清代，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农业税，据记载，一直到19世纪末，清廷的全年财政收入不足1亿两，可想而知，几十万两白银真的是一个天文数。而于光老谈起此事说：小刀会对郁家是“强要饭”，而清政府则是“敲竹杠”。
于光老还说：郁松年是读书人，一般讲，读书人看重功名。上海地方政府对郁松年讲，他支付的20万两就当作“捐纳”，给他申请一个合适的官衔。郁松年提出自己的想法，惯例，上海县每年的秀才名额为20名，希望增加10名为30名，此事被政府批准了。从此以后，上海的第21名至30名的秀才称之“郁家秀才”，必须到郁家谢恩。不过，于光老强调，这些都是听说的，他没有找到根据。
刊印于清同治庚午（1870）的上海人毛祥麟（字瑞文，号对山）著《墨余录・卷九・加广学额》中记录此事，说：
咸丰三年癸丑（1853）粤闽匪徒（指小刀会）袭据县治，至五年乙卯克复后，邑人郁松年捐输善后费银二十万两，总督何桂清以永广学额汇衔奏请。八年四月，奉旨：上海文童学额，永广十名，武九名。
清《同治上海县志・卷九・学校》中也有相似的记录：“咸丰八年，以郁松年捐输案，奏准：上海文童学额永加十名。”而《郁氏宗谱》中还收录了郁松年为申请上海县增加学额的举状，并有清廷的批文，看来，“郁家秀才”的事假不了。
科举是古代中国历朝政府选拔官吏或有用之材的主要手段，也是读书人获取功名、踏上仕途的重要途径。科举一般分作三等，府县一级的考试称“府试”，通过者获秀才资格；省一级的考试称“乡试”，通过者获“举人”资格；中央一级的考试称“会试”，榜上有名者获“进士”。只有秀才才能参加省一级的乡试，举人才能参加中央政府的会试，考取秀才是科举考试的第一步。每个县每年的秀才名额是有规定的，在清嘉庆以前，上海县每年的秀才名额在七八名、十几名不等。到嘉庆时才规定为20名，自郁松年申请加广上海县学额后，上海秀才名额增加10名为30名，这对读书人来讲就是福音，难怪人们称这些“加广学额”的秀才为“郁家秀才”。可惜，像这类有趣的故事，如今的上海人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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