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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制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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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讲座制”就是讲座制度,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一种形式。一般认为,大学讲座制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初期以师徒关系形式出现的行会组织形式。讲座制在的形成,确立了现代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在提升学术权力,保障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纵观以往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讲座制到学系制的历史演变情况、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内部权力结构等方面,而对于讲座制在现代大学结构中的异化程度、现象、起因等缺乏研究。因此,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旨在对讲座制的异化现象及其成因进行分析,以期为后继的研究者提供一点点的思路。
  关键词:讲座制;异化现象;成因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214(2016)09-0258-02
  “讲座制与中世纪学者行会中师傅的绝对优越地位有某种程度的联系,不但继承了中世纪大学教授治校的传统,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项创新。它的理论依据来源于学术自治和洪堡等人提出的教学与科研统一的思想。近代,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引导下,科学的快速发展使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学等日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相继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学科的日益细化和专业化为讲座制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个人感召力是讲座制存在的理由。”[1]在讲座制中,教授集研究与教学为一身,使教授在大学内部享有很高的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权力。19世纪的德国大学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讲座制有效地促进了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的发挥,有效地保证了教授个人和研究所群体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自由。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讲座制亦是如此。讲座制在保证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作用下也暴露了其固有的弊端。第一,教授尤其是正教授的权利过于集中,不利于学术创新和新人的培养以及学术民主。第二,讲座制只适用于较小规模的大学,当大学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的程度时,仅凭教授的一己之力已无法保证整个学术活动的正常运转。因此,在移植讲座制的过程中,应秉持批判性继承和创新的态度。
  一、“讲座制”的概念界定
  为深入了解和研究讲座制,首先就要对“讲座”进行界定。那么,何谓“讲座”呢?汉语《辞海》中关于“讲座”有两解:一同“讲席”,即学者或高僧讲经论道的座位,后逐渐演化为对师长、学者的尊称;二为对某种专门学科或某一专题的讲授。[2]英语的lectureship,lecture,chair等词都有“讲”或“职位”之意,但讲座通常用chair表示。《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大词典》中也有类似的注释,chair大致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指椅子或用作椅子的东西;二为类似椅子、有椅子支撑功能或以椅子形式存在的支撑物;三指官方席位、主教席位、教授席位等;四指当权者、尊贵者的职务。[3]“讲座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指为了教授某种特定的知识而专门设定的教坛、教座;二是要求担当者依据其报酬,必须每周以一定的时间,就其专攻的学问进行公开教学;三是特指大学中为研究、教育之目的而备有的由教授等人员组成的机构,它是一个组织实体或研究单位。”[4]本文探讨的讲座制度与第三层面相关,是现代大学的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是大学进行教学、科研、行政等的基层单位。
  二、讲座制的实质
  讲座制从诞生伊始就与大学里的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确保大学有效的履行其科研职责,达到为学术而学术的目的。讲座制体现了对学术声望的追寻,对学术教职的尊重以及对学术能力的认可。在讲座教授尤其是正教授的聘用上,学术水平是核心内容。《德国史1800―1866》有这样的记载:“在选择教授人选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地区的考虑,不是同事个人的好恶,不是社会交往能力或口才好坏,也不是笔头或教课能力,而是研究工作及其成果的独创性。”[5]
  从当时的学术风气来看,讲座的领导者、组织者皆以钻研学术为使命,无不以获得纯学术的科研成果而自豪,除了做学问、做学术之外,教授们几乎无其他爱好。在当时,教授们也不必为生活所困,不用担心自己的生计问题,因为他们享受的是国家拨款,而且国家也不会干预教授们的学术研究,教授们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因此,讲座制的本职工作就是保障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把学术研究真正交给懂行的人的手里。讲座制的实质就是学术自由。
  三、讲座制的异化及其成因
  何谓“异化”?汉语《辞海》作了如下解释:该词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也有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似或不相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提到哲学高度。黑格尔用以说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对立,并提出人的异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本文中的“异化”是指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似会不相同,脱离了原有的实质或本质。
  讲座制从诞生之日起就经历了无数次的变革,然而无论如何变革,其维护学术自由、重视学术能力的使命是其核心内容,也是其合理存在的依据。然而,在物欲横流、追逐功名利禄的今天,讲座制已经开始发生异化,已经渐渐地远离其本质和使命,具体表现为:第一,讲座越来越形式化。讲座的内容空洞无用,脱离实际,陈旧过时,讲座的数量虽多,但质量确实令人堪忧。第二,讲座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讲座主要的功能在于传播学术,培育人才。然而,许多主讲人并未充分意识到该功能的重要性,而是把讲座当成了传播声誉的一种工具,而对于学生而言,讲座是一种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是学校的硬性要求,没有把讲座当成是获得知识的一种重要的途径。第三,讲座成了一种互惠性的交易。如有些国外的学者,他们希望能够亲自感受中国的山山水水,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适逢中国的大学要与国际接轨、紧跟国际的学术潮流,这样双方一拍即合即形成了大学里的国外讲座之一。第四,从学校层面看,讲座是学校完成“升级”的一个必备条件。在中国,升格为研究性大学是每个大学的终极目标,每一个大学无论是职业性大学还是普通的二本院校无不以升格为研究型大学而自豪。挤进研究性大学的行列意味着获得了其他类型的大学无可比拟的优势。首先,能够获得一大笔的科研经费,能够保障学校有序、高校的运转。其次,可以招收成绩高、家境好的学生,学校的教学质量能够得到明显的提升。最后,学校的知名度更高,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屹立不倒。
  四、结语
  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现象都是本质的表现形式,即使是假象也是对本质的一种反映。讲座制的异化现象看似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实,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不为人知的成因。近年来,许多的学者都对讲座制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回顾历史,借鉴经验的基础上,而对于讲座制的异化现象的研究却很少,为得到应有的重视。
  讲座制的异化现象多种多样,其中的缘由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主体对讲座抱有不同的期望和目的,讲座被赋予了人的主观价值。然而,不管讲座制在多大程度上被异化或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在异化,讲座制孕育于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它的职责和使命始终是传播学术、发展科研,从而培养人才。如果讲座制因异化而失去了其本质,应该坚守的使命,那么讲座制也就失去了根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此,学校在开设讲座、邀请主讲人时,学术水平、学术能力应作为硬性的标准,而不是考虑关系的亲疏或是其他纯功利性的目的。而作为讲座的主讲人和学术界的领头人物,更应该坚守自己的学术信念,不断提高学术能力,不为功名利禄所牵绊,努力为同行和学生做表率。作为学生尤其是研究生,钻研学术是主要的学习任务,要想在学术上取得成就就要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努力跟进学术新潮,而要做到这一点,参加各种各样的讲座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讲座中,主讲人的一句话、一个研究成果或是某一种研究方法,亦或是科研态度都会对学生的学术生涯产生影响,学生能够在听讲座的过程中以及与同伴、教授的互动中获益匪浅。因此,当以上三种主体转变对讲座的看法以后,或许讲座制的异化现象就能够得到缓解。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马超.从讲座制到系科制:欧洲大学内部管理权力的变更[J].比较教育研究,2005,(4):62.
  [2]辞海编辑委员会.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1979:871.
  [3]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公司.韦氏词典[K].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1996:135.
  [4]赵俊芳.讲座制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评价[J].现代大学教育,2009,3:72.
  [5]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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