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增能：成人教育发展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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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Empowerment”一词随着“建设学习型城市北京宣言”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Empowerment”这一概念有着非常复杂和丰富的内涵。文章尝试对Empowerment意涵进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赋权增能与成人教育的关联性。在赋权增能的视角下对未来的成人教育发展进行展望，认为赋权增能可以赋予成人教育新的功能目标，可以促使成人教育更关注于弱势群体，可以为成人教育提出新的教育内容，同时也有助于更新成人教育教学的理念和方法。
　　【关键词】赋权增能；社会参与；自我效能
　　【中图分类号】G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6）06000105
　　2013年10月21日至23日，由教育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02个成员国500多名代表发出“建设学习型城市北京宣言”，承诺将采取措施和具体行动，加倍努力让城市发展成为学习型城市。“北京宣言”的第一个承诺是“Empowering Individuals and Promoting Social Cohesion”，由此一个既熟悉又新颖的概念“Empowerment”走进了成人教育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的视野。那么究竟何为“Empowerment”？“Empowerment”与成人教育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本文就此做一些初浅的探讨，希望能为成人教育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一、“Empowerment”的意涵解读
　　“Empowerment”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广泛用于社区发展、心理学、教育、经济、社会运动等领域的概念，中文译有“赋权”、“授权”、“赋能”、“充权”、“增权”、“增能”等不同说法，尚未统一。从各领域应用情况来看，“Empowerment”的含义大体可分为“权”、“能”和“权能并重”三类，“权”类强调权力的拥有、给予或分配；“能”类强调个人能力增长；“权能并重”则是兼顾权力与能力的含义。[1]那么究竟何种含义较为准确呢？
　　“Empowerment”的思想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始于受压迫民族或群体意识的觉醒，伴随着世界反种族歧视运动、女权运动、反压迫运动等政治运动逐步进入人们视野，几乎与“Emancipation”（解放）一词同义，指为社会受压迫群体、受歧视群体增加社会权力的过程。[2]随后，“Empowerment”成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并且应用于精神健康、公共卫生、人文服务等实践领域，其关注于挖掘和激发社会边缘群体、少数群体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其权力和社会参与的热情，使其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美国著名的社区心理学家拉波特（Rappaport）认为“Empowerment”就指个体能够尽可能的掌控自己的生活。[3]随着“Empowerment”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更愿意将“Empowerment”看做是心理学上“自我效能”的激发状态，指提升强烈的个人效能意识，以增强个体动机，达到感知能控制局面的过程。[4]可见，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对于“Empowerment”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然而对于“Empowerment”的实现模式国内外学者却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即“个体主动模式”，强调有增权之需的个体（包括有增权之需的群体）能够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通过采取恰切的方式，得以自我觉醒、自我激发，从而启动增权、增能过程；“外力推动模式”，强调借助外界力量来激活、激发相关弱势个体或弱势群体，并通过主客体之间关系的不断建构与循环互动实现增权、增能的目的。[5]其包含了两层含义：“Authority”――外界赋权和“Enable”――内在增能。《新韦韦氏国际词典》对于“Empowerment”的定义是：“赋予某人权力或权威做某事；使某人能够做某事”，恰恰也包含“赋权”与“增能”两方面含义。[6]综上所述，本文认为“Empowerment”译为“赋权增能”更为合理。
　　正如上文分析，“赋权增能”是一个动态的、跨层次的、关系性的概念体系，包括三个层次：宏观上强调社会行动和社会改变，是社会弱势群体改变自身地位，争取社会权力的过程；中观上关注于个人、组织和社区的发展，是通过参与行动和权力分享，提升其控制力和影响力的过程；微观上注重个人心理变化，是主体增强个人权力感和自我效能感的过程。“赋权增能”的价值取向在于：引导个人、组织、社区或社会群体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或影响事务决策的过程，通过行动来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能力，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更趋公平。
　　二、赋权增能与成人教育的深层次关联
　　成人教育与赋权增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入探析我们可以发现，成人教育与赋权增能的联系在赋权增能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都有所体现。
　　1宏观上共同追求社会权力的平等和公正
　　赋权增能理论是由权能（power）、无权（能）（powerlessness）和去权（能）（disempowerment）等概念构建起来。权能是赋权增能理论的核心概念。[7]最早定义赋权增能的美国学者所罗门（Solomon）认为，赋权增能是一个减少受歧视群体、受压迫群体、社会边缘群体无权感的过程。[8]
　　从宏观上看，赋权增能俨然是社会弱权或无权群体奋斗崛起争取社会权力的历程，而在这其中成人教育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巴西成人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Freire）明确指出“成人教育就是反对压迫、大众解放的工具。”[9]通过成人教育唤起民众的觉醒，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在历史创造与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并最终获得人的解放。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不仅促使正当被剥夺了应有权利的拉美大众从过去的冷漠中惊醒，并作为主体积极主动参与到国家的发展之中，同时也深深影响着现代成人教育的发展。在第四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开幕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AmadouMahtar MBow）在反思成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时，提出成人教育要为最为不利人群给予优先考虑的倾向。[10]事实上，许多国家已经把文盲、农村地区的居民、城市地区处于社会边缘的居民、偏僻社区的居民、妇女、残疾者以及青年失业者等社会弱势群体作为成人教育的优先人群，通过成人教育促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利地位得到改观，最终使社会权力结构更趋于公正合理。这也恰恰与赋权增能所关照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不谋而合。由此可见，赋权增能和成人教育有着相同的人文诉求，即追求社会权力的公正和机会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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