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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基因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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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高通巨大的“专利墙”一样,华大基因做了一面“论文墙”。
  在华大基因深圳盐田总部,北山工业区11栋7楼展厅里,华大几十年来在世界各个顶尖科研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集结于此,形成了一面巨大的“论文墙”。站在科学的墙下,任何人都会感到渺小。
  就像尝试去读那些论文一样,许多人都看不懂华大。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在琢磨,这究竟是一家科研机构、一家事业单位,还是一家民营企业?
  2015年12月18日晚,在经过了近两年的努力后,华大基因终于在最新披露的IPO排队名单中现身。它想登陆创业板,计划拿4 000万股募资17.32亿元。谜一样的华大基因,而今终于随着招股说明书的披露,在大众面前变得清晰了起来。
  股东榜上深创投、软银、中国人寿等熟悉的身影赫然在列。市场对它的关注来自于一个参照物――IIIumina。这是一家美国的基因测序设备公司,200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占有全球基因测序仪70%的市场份额,目前市值高达277亿美元。2011年至今,IIIumina股价已经翻了6倍。
  而华大的估值,也从2012年的33亿元,飙升到现在接近200亿元。汪建,华大基因董事长,基因界的“老炮儿”,特立独行是他的一贯作风。从擅自“代表中国”加入人类基因计划,到带领华大出走中科院;从拒绝资本,到被资本倒逼,汪建带领华大一路暴走。
  “没有一声巨响,这个世界谁也不会理睬你。”
  从“造反”开始
  都说深圳有三宝:腾讯、华为、华大。前两者早已名满天下,而华大却一直显得有些神秘与低调。成立于1999年,华大主要从事生物技术服务以及相关系统方案。看起来离人群有些遥远,但是从科研服务到人人服务,华大现在正努力地让基因工程,和每一个人发生关系。
  1990年,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当时在华盛顿大学留学的汪建与基因学专家杨焕明等人聚在一起,决定参加这项计划。但是这个想法一直没有落实。直到1999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五次会议在伦敦召开,杨焕明跑上台称中国愿承担其中的1%。
  然而这项决议并没有经过中国相关部门的批准。尽管政府后来还是同意了这一“被代表”,但在当时看起来,这就是一次“造反”。
  1999年9月9日,北京空港开发区一栋旧厂房里,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宣布成立。
  1954年出生的汪建,如今华大基因的董事长他下乡插过队,又出国留过洋,学过西医又学了中医。他身上有一种湖南人的火辣性格,有一点“狂”。有人说他是“土匪”,他还蛮喜欢这个评价。诚然,如果没有汪建的“匪气”,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所看到的华大帝国。
  在汪建、杨焕明等人的带领下,华大顺利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划、水稻基因组计划、家蚕基因组计划、家鸡基因组计划、抗SARS研究、炎黄一号、大熊猫等多项基因组科研工作。
  2006年,国际上新一代的基因测序仪问世,测序效率较以前提高了一百多倍,且成本更低。汪建觉得测序技术的进步将出现拐点,整个行业将迎来巨变,他决定采购5台新仪器。
  中科院不同意。
  这成为华大出走中科院的导火索。2007年,杨焕明评上中科院院士。也就是在这一年,汪建辞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职务,率华大南下深圳。
  “科技服务能做到一百亿元,医学服务可以做到一千亿元,人人服务可以做到一万亿元。”
  暴走四部曲
  华大的基因,被注入了汪建的“狂”。他们从体制中来,却从来都是体制的破坏者;他们从“倒逼体制”获得成功和荣誉,也将这种风格延续至今。不管是寻求各级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支持,还是后期与投资人的博弈,始终是华大在主导着该做什么,要做什么。
  汪建给华大的发展定下了“四部曲”:科研服务、科技服务、医学服务、人人服务。“先做科学研究,树起旗帜来;科学研究做好了,科学家就愿意跟着我们走,科技服务就出来了;科技服务出来了,医生也愿意跟着走,就是医学服务;然后老百姓就自己做了,叫人人服务。”
  一盘很大的棋。
  论文也疯狂
  华大南下是深圳当局促成的。深圳是国家第一批确定的三个生物产业基地之一,生物产业也被深圳政府定位于战略新兴产业。深圳市擅长找样板,医疗器械的迈瑞、医药界的海普瑞都是深圳扶持成功的样板企业。
  2011年,深圳承诺每年给予华大基因2 000万元的经费。
  当时,有人觉得华大并没有多强。“从科技界出来做企业,证明你在科技界就是一混混。”他们质疑华大只是一个输出劳动力的公司,学术不行,打着科研的旗号问政府要钱、要地、要资源。
  既然国内有靠论文证明实力的风气,汪建就觉得“我要发论文发得你们都不好意思”。他和深圳市政府打赌,说要在十二五期间在《Nature》、《Science》等几本顶级期刊上发50篇论文。
  为此,华大竭尽所能地“一月一发”,后来又变成月均3篇。2012年,这个目标超额完成。到2015年,华大已有500余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
  发这么多论文有什么用?
  这是一个喜欢较劲的企业,却喜欢追求虚名。有时候,一篇《Nature》论文能够给华大带来上亿元的收入。许多人都想要摸索华大的商业模式,但是在汪建看来,华大的模式外人学不来。
  这不是一套商业模式,而应该叫做“发展模式”。
  成立之初,在体制内的华大紧抱着政府的大腿,但汪建时常感慨:“国家不认,厂家不认,没人理我。”
  即使这样,汪建还是坚持下来。一面拿着搞科研的勇气向政府“要饭吃”,一面为科研机构、医药公司、育种公司提供基因测序。这是华大最初的商业模式,没断奶,但自己也在寻食。   生物界的富士康
  华大开始强化在商业上的拓展。
  2010年是华大的关键时刻,在深圳市政府的促成下,国家开发银行给了华大基因15亿美元的贷款额度。利用其中6亿元(人民币),华大从IIIumina购买了128台测序仪HiSeq2000,这种测序仪在当时的售价在每台80万美元左右。手笔之大,“土豪”气质显露无疑。华大一跃成为全球最大基因测序机构。
  华大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与各个高校、机构建立合作,中科院、农科院、加州大学、盖茨基金会……它像一个工厂招聘工人一样,找来了大批科研人员,向各个高校、机构提供基因检测服务。这使得华大基因被称为“生物界的富士康”,但对于这个暗含讽刺意味的称呼,它也并不计较。
  这是IIIumina迄今最大一笔订单。这批仪器成就了华大的同时,也帮助IIIumina完成了商业爬坡,成为行业巨头。从此,华大成为IIIumina最大的客户,并一度占据其业务量的40%。
  这一年,随着新机器的到来,华大也迎来了一轮爆发,其营收从2009年的3.43亿元,涨到了10.37亿元。2012年营收达到12.63亿元后,华大的基因组测序能力及生物信息分析能力已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其基因测序数据产出能力已经占到全球的一半以上。
  2012年,华大的员工超过了4 000人。2007年才快速发展起来的第二代基因测序行业,人才极为匮乏。国际上每家机构或企业从事测序和分析的员工都以个位数计量,华大这种上千人规模的团队,是它们想都不敢想的。
  汪建也曾坦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华大确实利用了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每年大量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来到华大,他们在实战中逐渐成长起来。很多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来了。
  人群里的生命经济
  强大的仪器设备、人海战术的测序工程,尽管华大稳坐在基因测序中游链条的头把交椅上,但“世界最大的基因测序代工厂”还是富士康的模式,华大并不甘心。
  2013年,影星安吉丽娜・朱莉通过基因检测,发现自己罹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几率分别高达87%和50%,从而选择切除了双侧乳腺、输卵管及卵巢。
  随着精准医疗的兴起,民众对个性化医疗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这是一种建立在了解个体基因、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基础上的新兴疾病治疗和预防方法。
  从前,华大更多的是进行科研、医药上的基因测序。从医疗、科研机构获得收入虽然稳定,但是其潜力远不如针对大众人群的基因服务。人群在生育健康、基础科研、复杂疾病等方面都可以应用基因测序服务。
  国家对产前基因测序筛查服务正逐步推进,而这也是华大未来商业化的主攻方向。为孕妇和新生儿提供科学、个性化的健康指导,这种服务的收入较为丰厚。2015年上半年,生育服务项目的营收达2.4亿元。
  据BCC Research预测,2015年全球精准医疗市场规模近600亿美元,今后5年年增速预计为15%,是医药行业整体增速的3~4倍。
  在中国,精准医疗的风口才刚开始。而对于华大来说,这阵风的范围非常广泛。从上游的基因测序仪器和系统的研发、到中游的测序服务和生物分析,再到下游的终端消费市场,提前进入布局,则意味着能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2012年,华大反向收购了美国的基因测序仪公司CG(Complete Genomics),补全其缺失的上游环节。同时,它也与众多机构展开横向的合作。2015年10月,华大与英特尔、阿里云牵手建立了亚太地区第一个精准医疗应用云平台。这是一场IT企业、基因和生命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公有云服务提供商的跨界合作。
  汪建从不掩饰自己的野心:打通基因测序产业链,数年内使基因诊疗成为全球医院标配,这是一个千亿元级乃至万亿元级的大市场。“生命经济,以人为本,这是我们最牛的地方。”
  把自己弄成小白鼠
  随着国家基因库的建立与开放,在互联网IT技术、云服务的不断发展下,华大迎来了自己的新浪潮。目前,华大正大力拓展的,正是基于大数据、大计算下,基因检测下游的分析服务。
  来自美国BBC Research的市场数据显示,全球基因测序市场总量从2007年的794.1万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45亿美元,预计2018年将达到117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21.2%。
  在过去的两三年间,华大利用包括CG和Ion Proton在内的测序系统,与52个国家的1 300多家医疗机构共同完成近32万例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其中检出唐氏综合征T21阳性2 190例、T18阳性686例、T13阳性240例,另有性染色体异常807例。
  在汪建眼中,华大与阿里、腾讯、百度一样,实际上是一个大数据公司。华大一年的数据产生量高达20PB,超过3 000个国家图书馆的数据总量。腾讯一年的数据处理量大约在30~40PB,但华大的样本不足腾讯的万分之一。
  汪建自己就是华大最大的“小白鼠”。十多年来,他连续跟踪记录自己超过14T的多组学健康数据,并把自己的遗传蛋白、代谢、菌群、环境、平时的体质评价、运动、营养、睡觉、饮食甚至心情都进行了记录。他存了自己的细胞,甚至构建了符合他肠道菌群条件的酸奶。
  这些数据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谁能越早掌握越多数据,形成足够样本进行分析建成模型,谁就占足了先机。从科研服务与生物医药公司到大数据公司,如此之快的步伐也许并不是汪建的本意,但却正好切合了市场的要求。
  “我没见到过技术上很行、产业做得很好、还能做科学的。只有华大,全世界只有华大。”
  天才收割机
  华大之所以能迸发出如此大的扩张能量,首先是因为它积聚了一群具备暴走潜力的天才。汪建的特立独行在华大的用人风格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华大不讲资历,不讲文凭,有足够的技术平台,也能网络全球顶尖学术资源。   那些被反对者拿来做文章的“没毕业就来搞研究的学生”,恰恰是高手中的高手,天才中的天才。针对那些兴奋的年轻人,华大做了一个“特种兵团”,大部分成员都是20岁左右,对科学充满满腔热情。对于有天赋的年轻人来说,华大是一个造梦工厂。
  李英睿,2006年在北大生科院读大二时来到华大实习,做的第一个课题是研究猪的基因。做了两个星期,居然把一个很重要的参数给做对了,这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2007年,华大基因从北京搬到深圳,李英睿辍学跟着到了深圳。
  1986年出生的李英睿,在2010年就已经是华大基因研究院科学体系的负责人、首席科学家,后来成为华大科技的CEO。2008年至今,他在《自然》《科学》等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了50多篇论文,一直在和国际顶尖高手过招。
  2008年底,在华南理工大学读大三的李俊桦,偶然听了李英睿讲座,当场就被吸引了。讲座一结束,他就跑上前去问能不能去深圳看看。结果第二天一早华大就派来一辆车,把他拉到了深圳总部。参观完毕之后,他决定加入华大。
  2009年,包括李俊桦在内的华南理工大学11名学生,成为第一届华大创新班的学生。这些学生都属于“特种兵团”。
  “特种兵团”中最传奇的是赵柏闻。2009年他还是北京人大附中一名高二学生,暑假到华大实习,偶然想到华大既然有这么多高智商的人,何不做一个高智商和基因的研究?2010年,一脸稚气的赵柏闻成了华大国际IQ项目的负责人。
  这些故事打动了比尔・盖茨。2012年底,华大基因和盖茨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的会场上,盖茨说他见过很多人没上完大学就创业,“但我没见过像华大基因这样(的员工),没上过大学就去做研究,而且做得这样出色。”
  “我们原来一分钱资本都没有,谁来谈投资我们就财大气粗把人家骂出去。现在要收购,钱不够了,就割点小肉出去,把子公司卖40%换了14亿元人民币。”
  资本鸡血
  2010年以后,华大的营收数据持续增长,从2009年的3.43亿元增至2012年的12.63亿元。在对基因市场未来的畅想中,资本机构前仆后继地赶往华大。然而,创业10余年间,华大从未接受过风投基金注入。汪建认为投资人听不懂他说的话,还想控制他。
  到2012年,华大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在产业中下游有着明显的优势,但却一直受制于上游供应链环节。IIIumina就是华大最大的供应商,但几年间,其试剂、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使华大显得尤为被动。
  2012年6月,一个机会摆在了华大面前。彼时华大的CEO王俊收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CG)交易顾问的邮件,邀请其参与收购竞价。CG位于硅谷山景城,既有测序服务,也有自己的测序仪,只是经营不善,每年亏损五千多万美元。汪建希望借助这个“兵工厂”打通基因测序产业链条,从而大幅度降低基因测序价格。
  要完成并购以及后续经营投入,除了要经过美国政府审批,至少还需要10亿元人民币。华大账上根本没那么多钱,所以不得不向外部资本打开大门。2012年12月,华大控股宣布华大科技出让42%股份,融资13.98亿元人民币,由红杉资本和光大控股领投。
  2013年3月18日,华大拿1.17亿美元收购了CG公司。这是中国首例生物企业海外并购。
  在获得基因测序仪生产能力的同时,华大控股也背负了与投资机构的双向对赌协议。按照对赌协议,若华大科技不能达到规定数额的净利润,华大控股则要出让一部分股份给投资人。按照华大的性格,创始团队当然不甘心让渡股权。“于是”,2013年,华大营收10.4亿元,净利润1.7亿元。
  华大科技董事会中,华大占5席,风投占4席。但汪建有不同于资本的“野蛮规矩”:“你不要管我运作。什么叫规范公司?我能够把它做好了就是规范,我不守那些规矩。”
  投资人心里,他们最欣赏和最担心的都是汪建:“跟老汪打交道是一段痛苦的过程,无论我们怎么说,他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对老汪又爱又恨,他绝对是华大的精神领袖。还有一句玩笑话,华大最大的风险就是老汪,我们怕他出昏招。”
  资本给了华大前行的动力,却也不停地赶着华大上市。从2012年华大第一次引入外部投资者开始,华大基因上市的消息便隔三差五地传出。或主动或被动,华大就这样被资本推着往前走。
  2014年,华大基因一度被传将赴海外上市,甚至已经选定花旗与大摩作为承销商,但最后不了了之。对于华大基因终止海外上市的原因,汪建曾对媒体表示,基因科技上了国家负面清单,不能让外资涉入,因此基因公司只能在国内上市。
  此后还有关于华大要将华大科技和华大医学分开在H股和A股上市,华大要借壳深深宝或者深圳惠程上市的传言。但最后也没有了音信。
  事实上,为了实现创业板IPO,华大对内部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将基因检测的主营业务都装入了子公司华大科技。2015年上半年,华大科技与华大医学整体合并。在先后引入和玉高林、中国人寿等外部投资者之后,华大基因的估值高达191亿元,较2012年增长4.6倍。
  砍不掉的风险基因
  步步攀升的估值背后,是华大基因阴晴不定的业绩,还有环伺周边的竞争对手。
  招股说明书显示,2012-2014年,华大基因(财报合并后)营收分别为7.9亿元、10.4亿元、11.3亿元,呈稳步增长的态势。而与此同时,其净利润却反其道而行之。2012-2014年,华大基因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8 173万元、1.36亿元、2 812万元,其中2014年净利润较上年下滑79.3%。
  不仅如此,2014年华大基因营业利润也从2013年的1.99亿元下降至5 355万元,降幅为73%。对于如此大的业绩波动,华大基因并未在招股书中详细解释原因。   虽然基因测序行业目前仍然算是“蓝海”,但已经有多家公司涉足该领域。药明康德、贝瑞和康等,还包括A股上市公司达安基因和迪安诊断,都已经涉入基因检测业务。其中,达安基因2015年上半年实现营收6.2亿元,净利润0.66亿元,与华大“势均力敌”。
  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华大不断拓展自己的销售力量,其销售人员比例已占员工总数的34.56%。相比之下,作为一家高科技公司,其研发人员数量仅为8.52%,甚至低于管理人员的比例15.02%。
  急剧发展需要足够经费支持,如此多的投资机构需要退出渠道,华大的上市,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箭离弦之后,不可控的因素也随之浮上水面。
  华大高估值与低利润的矛盾凸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成本的居高不下。同时华大对上游厂商,特别是外国厂商有着很大的依赖。
  华大的首要供应商IIIumina,在2014年下半年突然提高了测序试剂的价格,涨幅为55.81%。受此影响,华大基因的营业成本大大提升。2015年上半年,在测序仪和耗材采购方面,华大基因向美国IIIumina支出了约1亿元,占全部采购成本的46%。
  此外,2015年7月份以来,华大基因在人事变动上屡次遭遇“地震”。在华大任职16年的王俊辞去CEO职务,让关于华大基因高管内斗的传闻甚嚣尘上。虽然王俊依然保留华大基因董事会的职位,但他的离去带走了另外三位华大高管,华大科技CEO李英睿、华大基因首席运营官吴淳、华大基因首席信息官黎浩。
  连锁反应一直持续到12月。华大开始对其加州子公司CG大幅裁员,具体数量不详,但CEO克利夫・里德已辞去职务,同时其超级基因测序仪RevolocityTM的上市计划也暂时搁浅。这使得华大自主研发的愿望落空,CG变得有些鸡肋了。
  除此之外,业务推进本身,也不是一帆风顺。尽管华大在未来的商业模式上布下了很大的局。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基因测序无法大规模推进的一大原因在于,基因治疗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很大的道德质疑和技术上的不确定,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医药公司在技术上引而不发。华大虽然在技术上领先国内,但是市场应用却前景未明。
  尽管如此,汪建还是没忘记传播他的梦想:让人人都能活到100岁;管理癌症甚至攻克癌症;孩子出生了,不再有地中海式贫血;中国的聋哑学校应该关掉95%。对于61岁的汪建来说,未来的日子还很长,毕竟他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汪建:1954-2074”。
  是的,120岁。他自信于华大的基因技术、健康管理,能让他一直“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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