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观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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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辛亥革命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宣告了封建制度的结束，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里程碑。但中国并未由此真正改变命运。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在一定意义上有夸大之嫌。通过对辛亥革命的重新解读，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场失败的革命。
关键词：辛亥革命;失败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主流观点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而且林伯渠同志就曾经感慨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但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来讲，当前主流观点对辛亥革命历史功绩及地位的评说有夸大之嫌。另眼观辛亥革命，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场失败的革命。
一、辛亥革命之重新解读――失败之处
虽然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一回事，它的性质则是另一回事”。笔者认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在过去被一味的夸大了，其实它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功勋卓著，章士钊晚年就曾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我们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进行重新解读之后会发现，这或许是一场失败的革命：
第一，辛亥革命“不过是一部分先进人士的政治理想在一时间对无能的政府所取得的表面胜利”。清政府的垮台并不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能够与封建主义匹敌的程度，也不是由于民主共和观念多么深入人心，而是因为清政府自身已经进入垂死阶段，“民众无论支持不支持革命，理解不理解共和，了解不了解民主，但至少人们已经不再拥戴清政府，这是清政府所以垮台的大前提”。
第二，辛亥革命在更深层次上掩盖着旧式的权力争夺。尽管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正如冯友兰先生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其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面容下掩盖的“绅权和官权的斗争”，“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以此方法，他们便既摆脱了北京的控制又维持了自己在地方的势力，可谓“一箭双雕”。辛亥革命后，长期被清廷压制的地方势力犹如脱笼之兽，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再也不希望重新出现一个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辛亥革命只是帮助地方实力派找到了脱离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的一个借口罢了。
所以，清王朝虽然被推翻了，但是问题并没有随之而没。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却无力改变中国的封建社会状况。这个时期，中国除了政权名义上的改变，其社会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经济方面，在城市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仍然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夹缝中步履维艰;在农村，绅商合流加大了对农民的剥削，而承担着更多赋税的农民的境遇却丝毫没有改善。政治方面，统治阶级虽发生了重大结构调整，但是它的核心仍然集中于富裕家庭、与政府有关系的社会阶层，实权仍被控制在地方实力派手中。在思想观念方面，代议制的观念还没有确立，分权制衡的思想很少有人理解，人们更倾向于建立强有力的一元行政领导。于是，全体中国人经历了“没有专制的专制，以及没有皇帝的皇帝，拥有自由的不自由、实现了民主的不民主、没有了压迫的高压和没有了剥削的贫穷”。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却缺乏有力的替代性建国方案。费正清曾说：“1911年的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失败，不是一个创造。清王朝是灭亡了。选择主要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的确，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一项具有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必须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土壤，并配置以适宜的温度、阳光、雨露。但是民国共和政体只是美国的仿制品，如鲁迅先生笔下完全的“拿来主义”，它在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历毫无根据地的基础上附加于旧中国之上，因此注定要走向失败。
二、辛亥革命之再解读――另类失败原因
辛亥革命之所以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原因自然与中国社会客观情况密切相关，这些原因也历来被学者重复讲述，但除了这些客观障碍外，下面这些主观方面的原因也待考究：
第一，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没能逃脱陈旧的主角之争模式――舞台之争。傅国涌认为，成王败寇的观念及皇权崇拜的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中国史，而这源于一元的文化心理和绝对的主角意识，这种主角意识支配着人们企图将天下据为己有，定于一尊。由此可见，在当时之中国，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以及其他同时代的政治人物之间，分分合合、打打杀杀、由口水仗升级至暗杀乃至兵戎相见，固然由于政见不同，但更主要的无非是谁占有这个舞台，谁扮演主角的舞台之争。这些本身就和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宪政精神相背离。
因此，如若能将政治竞争纳入宪政轨道，以政见主张来争政权，由人民抉择何者执政，并容许他人合法的监督，争剧本，而不争舞台，立足于大局，着眼于大局，在求同存异的的基础上，寻找救国救民之策――这才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
第二，辛亥革命领导者注重的是西方宪政精神的工具价值，却没有看到该精神本身的价值所在。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忽略了宪政精神的自身价值理性所在。当然，这一缺陷也并非辛亥革命独有。当时借用西方的思想多涉及选择什么来适应中国的意识、中国国情的问题。在引入西方自由主义时，多强调自由原则的价值不在于争取法律面前个人自由，而在于努力增强国家实力――费正清称其为“集体主义的奋斗精神”。在20世纪初期，国家总在个人之上。
上述观点无意泯灭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只是为了提出一些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事实而已。毕竟，“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看待历史事件理应从中多吸取教训，而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
【参考文献】
[1]邹牧仑.长河落日――中国近代的政治演变，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01）
[2]朵渔.禅机：1840-1949中国人的另类脸谱，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01）
[3]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02）.
作者简介：孙宗魁（1969--），男，汉族，山东德州人，山东华宇工学院基础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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