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观二战后德日战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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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德日两国在反省二战历史的态度方面出现巨大的反差，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盟国对德日的认知带有“西方中心观”的局限性，极大地影响了德日的自身定位、政治走向和历史认知。两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历史叙事的变化集中反映了社会政治和历史认知的变化。借鉴德国反思历史经验，从“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角度看来，亚洲国家若想形成历史共识有两点值得重视：重视实证实物的发现、留存和展示，让记忆保鲜；重视“非西方中心”二战历史的书写。
　　关键词：历史记忆；历史书写；战后反思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9-0067-0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之际，观德国和日本，同为战争罪行的施加者和二战的战败国，两者却在反省历史的态度方面出现巨大的反差，与欧洲历史反思相比，东亚历史的反思显得更为漫长而曲折，历史叙事也争议不断，因为在当下的东亚，历史反思和历史叙事与现实紧密相连，包含着太多广泛而深刻的问题。
　　一、 盟国对德日的“西方中心观”认知与德日自身定位
　　对德日历史反思差异的根源国内学者已有颇多分析，要说明东亚历史反思与欧洲历史反思差异的原因，还必须从战后盟国对德日的认知和德日自身定位角度加以认识，二战后，占领国主导了对德日的审判与改造，由于盟国对德日的认知带有“西方中心观”的局限性，极大地影响了德日的自身定位、政治走向和历史认知。
　　在战后民主化改造进程中，盟国试图改变战败国“尚武、专制政府提倡和推行的行为方式”，试图“深入到被征服民族的思想深处，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国民性格’”，[1]（P.276）不过与对日本历史的认知不同，基于德国的历史文化贡献和宗教信仰，西方国家把德国看作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欧洲国家联盟的重要一员，“普鲁士军国主义”和“纳粹意识形态”病症让德国历史偏离了正常轨迹，现在是要重新纳入民主正轨的时候了。对西方盟国对占领区的“再教育”政策就主张“用西方的民主传统去影响、改变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2]使（西占区）德国人认同西方的民主道路。德国人也自视为欧洲家庭的一份子，如托马斯・曼就认为德国属于古老西方文化和社会的一部分，只是与英法相比，德国很晚才成为民族国家，而实行民主制的时间更晚。[3]（P.115）二战后德国的抉择便是重返欧洲大家庭，虽然在这痛苦的蜕变过程中，反思主流不止一次受到挑战，但总体而言，审查者们“对联邦德国勇敢完成清理过去的任务深加赞赏，因为在其他国度，没有一个继任政权能如此彻底地承认罪行，并对此展开如此深入的研究”。[4]
　　形成映照的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和东亚政策阻碍了日本的历史反思，也阻碍了东亚的历史和解。美国对日本的认知可从《菊与刀》这份文化人类学报告中可窥一斑，本尼迪克特看到的是一个与西方罪感文化截然不同的，充满矛盾的外部行为模式及内在文化价值体系的日本“耻感文化”。[5]如果西方世界视德国为“走失的他者”，那么日本便是西方文明圈“徘徊的异者”，与盟国对德国纳粹的清算相比，美国对日本战犯处理显得暧昧与。对于日本的战后定位，美国仅视其为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要支点，只需达成美国主控下的同盟关系。不似对德国那般要求同质化，美国没有强迫日本反省进行自我精神批判的必要，日本政治体制的解体与重构是在战后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美军单方面占领政策使日本人社会在物质上稳定过渡，却错失了完成意识形态彻底变革的战后最佳节点，美国没有给予日本精神审判自己的机会和时间。对日本自身而言，19世纪以后，日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为脱亚入欧，或是代表亚洲，可东京审判意味着欧洲和亚洲对日本的拒绝，标志着日本非亚非欧，这个尴尬状态一直持续，同时，由于受制于美国的强加外力，日本还增加了对美国说“是”还是说“不”的矛盾心理。在此内外定位下，日本战后的民主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有形而无质：全民反思的缺位、天皇制的保留和旧官僚体制的复活[6]，战争责任问题上留下暧昧的空间，使得日本缺少来自内在的反思动力，造成代际之间战争记忆和罪责意识的断层，也给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及与东亚邻国的和解留下不确定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登场与日本政治右倾化暴露了日本社会在战争历史认知和战争责任问题上的症结，成为解决东亚历史问题和外交问题的巨大障碍。
　　二、 教科书“书写历史”的开放性与封闭性
　　“大众记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并非顺畅的，在更多时候，历史书写非但不从公共记忆中汲取书写素材，更用尽所有手段，试图毁灭公共记忆。”[7]作为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重要载体的历史教科书虽“肩负有塑造国家与民族之回忆文化的职责”，[8]亦可被利用成为毁灭历史记忆的书写工具。如前所述，二战后德日两国政治文化社会思潮的变迁，他者认知和自身认知影响着他们对历史的认知态度，两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历史叙述的变化集中反映了这一点，可被视为二战后两国战争记忆的一扇窗户。
　　德国在历史教育问题上的开放性使其在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正是德国政策受到瞩目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战后历史教科书仍然是一段时间内德国历史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一代对父辈的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对二战历史的书写变得更开放，更富有批判性，也正式开始了与国际的对话，德国与法国、波兰的教科书合作被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开放的对话机制有益于年轻一代形成健康的历史意识，推动了德国与周边国家的和解。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会上，德国和波兰两国正式约定了国际教科书对话的开始时间。随后，德波共同教科书委员会一直持续努力对话，在历次会议上发表了诸多成果，其内容远超两国间历史理解的二战时限。德国教育界和代表性企业还鼓励学生进行国际交流，实地感知战争记忆，如鼓励学生赴波兰短期留学，参观集中营博物馆或从事相关志愿者活动，以此让年轻人接触“过去”，思考战争责任问题。2006年，法德合作的历史教科书进入两国高中课堂，教科书立足于反映真实的历史的共同认知，“充满埋葬仇恨与历史和解的意图”。欧洲经验提出了有益借鉴，即：“有过战争经历的国家进行共同历史研究、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有助于“达成历史共识与和解，促进和平友好关系的重建”。[9]德国当代历史教科书在承认集体罪责的前提下，更具多样性，“通过集体罪责的分层化、消融化、当下化和立体化，试图建构年轻一代健康的历史意识。”[8]德国各个联邦州“均在各自的教育法规文件中规定，必须将纳粹德国的历史作为历史课的重点内容，老师在授课时也必须讲解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10]可见正视纳粹德国罪行的“历史意识”已被明确列入学校教育目的，成为德国当代历史教学中的核心理念。 　　在亚洲，国际历史教科书的双边、多边对话难以达成普遍共识，依然存在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上的障碍。[11]这场尚未平息的争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超越课本的内容问题本身，引起外交的冲突，日本历史教科书对“殖民和战争历史”的书写，对“历史问题”的认知成为目前令东亚不安的政治问题。亚洲国家对二战的记忆是有差异的，“日本士兵对平民实施的随意的暴行是亚洲战争记忆的主要内容，却不是日本教科书叙述的主题”，[12]（P.107）如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人记忆中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残忍、残暴的标志性事件”，日本一些保守派国会议员、学者、文化人、教育家和诸如《产经新闻》等保守派媒体却公开否定南京大屠杀，并试图阻止南京大屠杀事件在日本的历史认识范围。[13]东亚地区对日本的大量批评集中于对二战一系列历史问题认知的辩论上，尤其是日本的重要邻国，中国和韩国认为日本社会没有直面历史，未能克服自己的过去。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论调主要是保守的，其转型为国际争论的对象始于1982年，最臭名昭著的改变就是教科书中对日本在1930年代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描述由“侵略”变为“进出”，不仅教科书逃避日本军事行动的侵略性，日本主流意识对自身定位已经不是一个侵略者，而是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这也体现了民众源于战争“被害”与“加害”体验的历史记忆的巨大差异。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起，以保守派设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为标志，掀起了又一轮修改教科书的高潮。“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受到许多年轻议员的公开支持，并得到企业和财团巨款捐助，以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为代表的右翼民族主义者提出“自由主义史观”，右翼势力活动对和平史观造成了严重挑战。[12]步入21世纪，日本文部省出现对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的支持，这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美化侵略战争的支持态度，且右翼保守势力主导话语权正逐步上升。“日本教科书‘改恶’事件的出现是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想涌动、国内政治严重右倾化的结果，是日本社会主流意识保守化的结果，也是日本经济恶化的结果”。[14]（P.115）迫于政府、民间团体和社会右翼势力的普遍高压，政府检定教科书以阻止侵略史料流通，日本教科书的历史书写变得封闭狭隘，国民历史观教育严重倒退，[15]历史教科书争议反映的不仅是历史认知的变化，还反映了更广泛的政治走向和社会变化。
　　亚洲国家也开展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国际历史对话。如2002年发起的中日韩“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同年，中日韩青少年历史体验夏令营开营，中、日、韩三国学者还组成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历时6年共同编写了《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16]一书，在中日韩三国一起出版。可以看到，面对国内政治”新国家主义“逆流，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在战后反思国际对话方面所做的持续努力。[17]正如宫崎悠所言“对于加害者来说，反省自己的历史其实相对容易，真正难的应该是站在被害者的角度来分析历史”，超出本国视野才能真正意识到问题所在，这正是国际历史教科书对话的本质。欧洲的经验提醒我们，开展教科书合作，进行开放的历史书写对话虽不能与历史和解划上等号，但它“有利于塑造一个话语帮助走向相互了解与和解。”[18]（P.107）
　　三、以“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促历史共识
　　“自我批判式的评价与认识政治罪行的责任”是“德国人及其后代与欧洲邻居实现真正和解的前提条件”。[19]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深刻反思历史罪责使得德国从心理上为欧洲所真正接受，从德国反思历史的历程和成效看来，站在“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角度，亚洲国家若想形成历史共识有两点值得重视：
　　第一，重视实证实物的发现、留存和展示，让记忆保鲜。无论是中国的“日本记忆”，还是日本的“战争记忆”都有忘却和格式化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的记忆已经逐渐被官方宣传、教科书、电影等格式化了，失去了原有感知的多样性和个性。“个体记忆在形成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更进一步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公共记忆的时候，这样的格式化或许是不可避免的。”[20]这就更需要进行大量的多渠道的公开辩论，使得记忆的建构过程趋于开放化、真实化。“促进战后一代日本人的历史认知”，其前提就是“以充分的史实和证据揭示日本的战争罪行，扫清来自日本政治家、右翼势力、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制造的历史认知障碍。”[17]用事实说话，保存鲜活的记忆，“记忆可以成为帮助人们从创伤中得到释放和救赎的工具”，如实地回忆在诸如南京大屠杀这样极端战争创伤事件中“毁灭的个人、家庭、百姓、士兵们的痛苦、悲伤，将牺牲者每个人的苦楚与不幸牢记心头”，[13]将个人记忆写入当下的集体记忆中，这也是“人类的一桩道德义务”。[21]
　　第二，重视“非西方中心”二战历史的书写。“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立场看来”，“为民族国家进行辩护为自身宗旨的史学，已然成了一种压制工具。大写的、单一的历史凌驾于多元的历史之上”，[21]被殖民者、非欧洲边缘群体因素大写历史书写中受到压制，随着后现代观念的发展，小写历史开始冲击大写历史，西方史学叙事也试图打破西方中心视角，但总体而言，在历史书写中对于二战中亚洲战场的重要性重视不足。打破二战史研究、历史书写的“西方中心观”，将中国抗战史和二战史有机统一起来，把对东亚战场的“小写历史”变为“大写历史”，让中国二战史成为二战世界史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极端年代”的现代性创伤事件中，纳粹屠犹成为整个世界的创伤记忆，并引发历史记忆若干核心论题，中国的二战创伤记忆也应突破本国和东亚的范围，书写为整个人类的创伤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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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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