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亲历中国智库的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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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18日至22日，在德国柏林、法国巴黎先后召开了以“创新技术与国际合作”为主题的二十国智库论坛（T20）和以“气候金融”为主题的千人大会。两场会议均由不同的非政府机构发起主办，却获得欧美政府的全力支持，因为目标分别是为了2015年年底的二十国首脑峰会（G20）和巴黎气候大会而开，讨论内容都属于全球治理中的重大议题，都是欧美国家想继续借重领导世界的重要筹码。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如此重要的两次会议上，中国仅有笔者一位智库代表受邀参会。而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拥有1300多座位、观众座无虚席的大会堂里，更是看不到任何一张中国面孔。为此，笔者希望能够就亲历两次会议的感受，分享中国智库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孤单、不易与艰辛，探讨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人最多，但今天我很孤单”
　　在巴黎“气候金融日”大会上，法国金融与公共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分别做了开幕、闭幕演讲，联合国、世界银行高层均参加了小组主旨发言。我被安排到最后一组的最后一位主旨发言。说实话，看到上千名欧美人在台下，又是全英文发言，作为一个非海归的学者而言，笔者的内心一度还有些忐忑。
　　当我在开场白中说“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今天我却很孤单”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会意的笑声，为此内心也舒缓了许多。接着，我话锋一转，阐释了中国在努力平衡发展与低碳，并呼吁欧美人需要在气候金融上获得中国人的支持。会后，数十位气候金融领域的机构负责人与公司代表围着我索要名片，认同我的“中国声音”，此时，孤单感才缓缓转化为了一丝自我欣慰。
　　在柏林，同样遇到了类似的情绪转化。来自二十国的百余名智库代表，就目前创新困境、新技术转移、国际公共政策的障碍等议题讨论了三天。形成国际共识后，递交给今年G20峰会的土耳其秘书处，最终有可能融入二十国领导人共识，形成全球认可的国际规范。我受邀在开幕式上做了主旨发言。可惜，我只是唯一的中国智库代表，在与中国利益相悖的议题争论上，显得形单影只。
　　比如，美国智库想力推“消除互联网信息与创新技术转移在国际上所有障碍”条款，尽管不少发展中国家对此都有意见，却基本沉默。我于是直白地以美国网络技术霸权、斯诺登事件为由，反驳了美方主张，赢得了多数代表的认可。最终，美国方案“胎死腹中”。
　　当时，我暗中庆幸，因为，倘若不是在智库层面上的驳回，一旦那些不利条款上升到多边外交场合，不知又会耗费多少国家力量进行中美博弈。如果中国智库不能频繁地参与全球协商，类似的驳回又能有多少次呢？
　　为什么全球治理领域的中国人那么少？
　　我曾几次询问会议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为何没有更多地邀请中国代表？对方阐述了一些理由，总结起来，大体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学者不容易请，因为现在中国稍重要一些的智库学者，出国都要有严格的审批与期限规定，有的表达参会意向后，最终由于出国程序而放弃；二是在全球治理领域，擅长相关研究和感兴趣的中国智库学者实在太少，尤其是像“气候金融”等前沿领域，真正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三是主办方也透露，担心中国人是“刺头”，常会表达与会议主旨完全相悖的看法。
　　细想这三个理由，有一定道理，却又未必都对。关于出国手续，虽然由于十八大以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国各个事业机构领导干部出国管理的确比过去要严格一些，但只要有正当的理由和重大的事项，出国还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关于前沿领域，虽然中国学者在大多数领域都无法引领全球，但几乎在所有前沿的研究领域，跟踪研究的学者还是有一些的。在“气候金融”研究领域，国内也有人跟进，不同的是，这些学者往往深藏于“宫廷”之内，即在各类事业编制内的研究机构之中，并不显山露水。
　　关于“刺头”一说，也的确有一些牵强。中国智库学者总体上是非常愿意与世界交流的，有时可能由于既具备较强英语能力，又擅长国际表达的学者不是很多，在多边思想交流的场合容易出于过度捍卫中国利益的立场，而产生格格不入的感觉，但中国人性格内敛，并不一定愿意公开争辩。担心中国“刺头”，实在没有必要。
　　然而，欧美主办方的这种判断也有其成立之处。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领域的关注是不够的，尤其是在“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学者的全球治理抱负更多地表现在国家框架的“对上、对官思维”。
　　在参与国际交流、对外传播理念方面，中国学者的兴趣整体上不如欧美国家的学者高，至少没有像他们“对上、对官”负责那样的兴趣更大。换句话说，中国智库学者更多的，是希望能够通过参加撰写内参、研究报告等方式，影响决策者，拿到更多批示，进而提升本机构在中央领导眼中的地位，至于是否参与国际交往，目前还构不成智库发展的衡量标准或者是考核因素。
　　中国智库需要加入更多的国际平台
　　综上所述，学者受传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观念，以及当下智库机制的内向化趋势，正在影响着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发展。
　　这些年来，笔者常常为中国智库缺乏与国际社会足够的、频繁的思想交流而心存隐忧。在近年来多次参加国际研讨会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的一种现象是，中国智库擅长双边交流，尤其是在本国主办的国际会议上显得相当积极主动，但在非中国机构主办的多边场合，尤其是在全球治理层面动辄有数十国代表参加的国际论坛上，中国人的身影少之又少。
　　原因仍然是，本国主办的国际会议，本质还是对上负责，是完成自上而下的任务和指令；而在一些非中国主办的平台上发声，风险较大，除非是指定的。所以，中国智库，尤其是官方智库学者往往只关注像达沃斯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等少数几个国际多边平台。
　　但问题在于，中国智库不能只是盯着达沃斯论坛、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等几个享誉全球的国际多边思想交流平台（即便在这些平台，中国发出的声音也远远不够大），还应当到更多的国际平台上频繁发声。在布鲁塞尔、巴黎、伦敦、罗马、柏林、新加坡、纽约、华盛顿，几乎每周都有与全球治理相关（如气候、疾病、反恐、极地安全、互联网、海洋、反毒品、反洗钱等）的、数百人参加甚至更大规模的大论坛。
　　世界正在进入全球治理的时代。双边国家竞争与博弈固然重要，但体现一国综合实力的关键，不只是经济、军事实力的超越，更多的是在全球治理层面上的思想贡献与规划设计。在这方面，中国智库的贡献度，有时还比不上欧美世界的某些中等人口规模的国家，甚至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积极性也还差一大截，更遑论与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强国相比了。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发展，关键还在于自上而下的决策者的重视与推动，以及自上而下的行业自觉与能力唤醒。自古以来，中国智慧偏居亚欧大陆东侧一隅的“孤立主义”形式，应当在目前中国的国家全球化进程中得以终结。中国必须能够不断地借助在国际舞台上发声，而得到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总之，说中国是“智库弱国”是不确切的，但中国智库的国际参与和全球思想贡献的确有待真正的崛起。而中国智库如何真正崛起，则是政府、社会、智库机构、智库学者共同探讨的大课题。说这些，权且算是一周内亲历两次“中国智库孤单”的真实感言吧。（作者供图）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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