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记者的婚礼记忆
作者 :  孔令龙

  30年前,土耳其记者德莱托古鲁见证了查尔斯与戴安娜的世纪婚礼;如今,他又将目睹威廉王子与凯特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不过现在,不仅是英国人,就连这位外国记者对王室的关注度也下降了。他只想去街上走走,完成属于他的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的故事。
  
  61岁的简・德莱托古鲁头发有些花白,和墙上挂着的旧记者证照片里那个年轻的小伙子相比,看起来差别很大。当然,30多年的岁月虽然让他失去了那蓬典型的土耳其式大胡子,却也慷慨地在他的眼神里增添了很多智慧的光芒。
  在伦敦的外国记者圈子里,德莱托古鲁可是老江湖了,他的办公室整整一堵墙上贴得密密麻麻的采访证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在这些卡片中,有一张颁发于1981年。那时,31岁的德莱托古鲁采访了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婚礼。时光荏苒,现在他正准备采访他们的儿子威廉王子和米德尔顿王妃的婚礼。
  “你看过《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吧?”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德莱托古鲁一边摆弄着手中绿茶,一边回顾着自己记者生涯中几个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祖国报》是土耳其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大报之一,作为这份发行量为15万份报纸的驻伦敦首席记者,德莱托古鲁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伦敦工作,对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深入的了解。
  当然,德莱托古鲁想说的并不是“英伦情人”休・格兰特在上世纪90年代主演的那部经典爱情轻喜剧影片,而是在记者生涯中,他亲身经历过的四次王室婚礼和一次葬礼:1981年的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婚礼、1986年安德鲁王子和弗格森王妃的婚礼、1997年戴安娜王妃的葬礼、2005年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婚礼,以及即将到来的威廉王子和米德尔顿王妃的婚礼。而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德莱托古鲁印象最深的还是1981年的那场童话般的婚礼―虽然它间隔得也是最久。
  真正的邻家女孩
  “现在距离1981年那场婚礼已经差不多30年了,那时我们没有台式机,也没有笔记本电脑,我当时所有的笔记现在都放在土耳其的家里。在我电脑的硬盘里有一部分资料,我曾经想过把一些当时的记忆写下来,可回想起来发现唯一能记清楚的,是当年在婚礼上抢拍查尔斯和戴安娜时,遇到了一位又漂亮又性感的意大利女郎。”德莱托古鲁对当年情景的回忆,无疑也勾动起对自己青春岁月的追忆。
  当然,虽说一个意大利同行给他留下了惊鸿一瞥,但他印象最深的无疑还是在那场婚礼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戴安娜王妃。更何况对于他来说,戴安娜是真正的邻家女孩。早在大婚前将近两年,德莱托古鲁就已经和那位当时还名叫戴安娜・弗兰西斯・斯宾塞小姐的“灰姑娘”做过邻居。
  1970年,当时作为土耳其通讯社的记者,德莱托古鲁住在伦敦西部。“我曾经在舍普赫德布斯住过一阵子,戴安娜当年曾在那里居住过,并在那个地区教书。我住的地方距离她住的只隔着四五个门。”
  “当时我订了好几份报纸,每天早晨7点,我会去门口取报纸,吃早餐的时候翻翻当天有什么新闻。”德莱托古鲁一般在取报纸的时候,还会和送报的人聊上几句,作为每天社交活动的开端。“有一天早上,送报的人告诉我,就在我们住的这条街上,有一个姑娘正在和查尔斯王子约会。他说每周有两次,带有王室标志的汽车会来接这个姑娘去约会。我让他把那个女孩的住处指给我看,果真就在很近的地方。”
  出于一个记者的敏感,德莱托古鲁拿出相机,打算给“那个姑娘”拍张照片,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但他一连等了好几天,都没见到他等待的人露面。由于还有其他新闻要报道,德莱托古鲁没有继续等待下去,但他起码搞清楚了那个姑娘的名字。而就在半年后,查尔斯王子和这个叫做戴安娜的19岁女孩宣布订婚。
  
  发自内心的街头狂欢
  1981年7月29日上午,德莱托古鲁早早就来到了伦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教堂门口,那天的天气还不错。
  虽说举世瞩目的婚礼是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但在那之前,新人要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一场特别的祈祷仪式。“我当时就站在教堂对面,就是现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会议中心的那个位置,当时还有几位土耳其使馆的朋友和我在一起。”德莱托古鲁说。
  “她很年轻,有些青涩,人也很瘦。”这是德莱托古鲁对婚礼中的戴安娜的首要印象。“但是人却很和蔼,对记者的工作很配合。有些摄影记者请她往这边站点,或者往那边移动几步,她都会照做,而查尔斯则根本不听”。
  “戴安娜和蔼可亲的做派很快就赢得了一贯很挑剔的记者们的好感,而且和古板的查尔斯比起来,她的优点更是如此突出。”在赢得了记者的好感后,戴安娜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英国6000多万民众接受这个平民王妃,但这一过程惊人顺利。
  德莱托古鲁整整一天都在跟踪着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婚礼进程,不但去了圣保罗教堂,而且还挤到白金汉宫门口,看到新婚燕尔的夫妇站在阳台上向大家挥手致意。而在德莱托古鲁身边的,是10多万来自各地的民众。
  “在白金汉宫门口,我见到了以前从没见过的盛况,数以十万计的人聚集在一起,大家都高声呼喊着,还挥舞着小国旗,有人还塞给我一面旗子,很多人都激动得哭了出来。”大家这种发自内心的激动,也感染了德莱托古鲁,使得他不再作为一个旁观的记录者,而是随着人群一起挥动旗帜。“类似的场景我以前只在披头士乐队的演唱会上见过,每个人都在使劲庆祝。”
  更让德莱托古鲁感到惊奇的是,自发性的庆祝活动并不只发生在白金汉宫门口,在当天他走过的地方,“每条街上都有庆祝活动,从早到晚伦敦有上百万人参与了庆祝,就像是一场全民的狂欢。大家都是真心为这场婚礼感到高兴。人们都喜欢戴安娜,因为觉得她是和自己相似的普通人。而至于查尔斯,人们是因为喜欢戴安娜而附带喜欢他。”
  在这种喜庆情绪的带动下,德莱托古鲁当晚一气写了好几条关于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婚礼的文章。“其中一篇的名字叫《世纪婚礼》,由于是通讯社发稿,第二天土耳其很多家报纸都使用了那篇稿子。还有一篇名字我记不清了,但内容是比较英国民众对王室和对披头士的喜爱程度的。”
  
  时代不同了
  “现在和当时的时代已经不同了。”德莱托古鲁说,这点从记者报道王室婚礼时的程序就能看出来。
  “现在光是申请一个摄影位置竟然要900英镑甚至更多,英国人都想着靠这个挣钱了。而1981年的时候,摄影师都不用花钱的,他们都欢迎大家去拍照。”不过这次德莱托古鲁也并没打算花巨款去申请一个摄影位。“我只去免费的位置,拍到什么算什么,至于正面的大照片,反正通讯社摄影记者们也会去拍。”他说。
  对于德莱托古鲁等记者来说,收费意味着工作成本增加,而对于现在财政捉襟见肘的王室来说,这可是一个创收的机会。由于威廉王子并非直接的英国王位继承人,因此他的婚礼还不能被归为正式的“国事”,所以威廉的老爸英国王储查尔斯不得不自掏腰包承担儿子婚礼与相关招待会的费用,据估算这场婚礼至少要花费2000万英镑,这几乎相当于整个英国王室半年的开销。而就在去年,经济危机后经费遭到冻结的王室,甚至开始抱怨他们没有足够的款项去修缮白金汉宫的房顶。
  “30年前办婚礼的时候,英国王室一点都不用为钱的事发愁。”德莱托古鲁的语气中带着些嘲讽意味。“其实不仅王室,现在整个英国都不如那个时候了。”
  德莱托古鲁从几百镑的收费中就能看出一个夕阳西下帝国惆怅的背影,而且在他看来,眼下这场婚礼和三十年前相比,差距不仅体现在支票本的厚度上,甚至新娘也是这样。
  “没人比得上戴安娜,她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大家喜欢她,不是因为她的丈夫或者她的孩子,而是觉得她是自己身边的一分子,感觉很亲切。”德莱托古鲁认为上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中产阶层的力量空前强大,而戴安娜就赢得了他们的喜爱,并成为这个巨大群体的代表。
  1997年,德莱托古鲁深刻地感受到了英国人对戴安娜的喜爱―有些黑色幽默的是,那是发生在戴安娜的葬礼上。而在一年前,这个被誉为“英格兰玫瑰”的女人已经和丈夫查尔斯王子离婚。“当灵柩经过海德公园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周围的人都在哭,不只是孩子,大人们也在啜泣,大家都把她当做是家庭的一分子,把她当做是英格兰这个民族的一部分。”
  更让德莱托古鲁感到惊诧的是,他在葬礼上拍的照片的画面效果,竟然和16年前婚礼上的画面出奇相似:大家都在哭。不过一张是由于伤心,一张是由于高兴。一张里的戴安娜静静地躺在灵柩中,另一张则穿着洁白的婚纱微笑招手。
  英国人对戴安娜的喜爱甚至在她死后很多年也没有减退。2005年,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在温莎城堡举行了相对低调的婚礼,德莱托古鲁也前去采访。“当时迎接他们的并没有多少喝彩声,而是有很多嘘声,这仍是戴安娜魅力的延续。”
  在德莱托古鲁看来,现在的新娘凯特・米德尔顿不可能有戴安娜那样的魅力,即使她甚至没有后者所从小拥有的贵族头衔,而更像是一个灰姑娘。“自从上世纪80年代戴安娜的婚礼以来,大家又经历了很多王室婚礼,比如在丹麦,在摩纳哥,在中东,也有不少平民陆续和王室联姻,可这些婚礼的影响力始终没有超出本国范围。”他说。
  “时代变了,现在强调普通人的概念,已经不像当时那么有意义,因为人们已经不再关心这个。现在人们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因此凯特不可能赢得像戴安娜那样的关注和爱戴。”德莱托古鲁没有兴趣去了解更多关于凯特的故事,并坚信凯特比不上戴安娜,或许因为后者是他的近邻。
  当然,德莱托古鲁在说起今不如昔的婚礼时,并没有提到如今的男主角威廉王子比不上三十年前的查尔斯,不知道如果他的王储老爸知道后应该是欣慰还是郁闷。
  
  王室魅力今不如昔
  “现在的人是‘iPhone一代’,人们感兴趣的事情太多了,英国人对王室的关注度也下降了。”德莱托古鲁一边摆弄着他的诺基亚手机,一边说,“就像现在很多记者都人手一个iPhone4一样,有些人可能并不真的需要它,但是由于结构性的压力不得不让他去了解这个。因此,人们不再有精力去关注与离自己生活远得多的王室。”
  和30年前婚礼那天德莱托古鲁在伦敦每个角落都看到庆祝人群不同,现在拥有600多万人口的伦敦,地方政府只接到了不到500个在4月29日那天关闭道路举行街道聚会的请求。这些街道聚会将在王室婚礼举行的同时进行,在各个社区和邻里搭棚设台,与其说是人们在一起举行庆祝活动,不如说他们在举行大规模的街坊社交。
  “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德莱托古鲁说,“当时人们是发自内心地关心王室婚礼,而现在王室则在想方设法让人们关心这个婚礼。”现在他每天看新闻的时候,在同一份报纸上都能读到好几条关于王室婚礼的消息,这让他觉得就像是一场宣传攻势,甚至像是王室的一场商业市场推广活动。
  当然,现在人们的“王室冷漠症”也和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童话般的婚姻破裂有关,这让不少英国人觉得,王室已经不再是道德楷模,不值得信赖。但是同时英国媒体又好像有“为尊者讳”的传统,这种报喜不报忧和一味的鼓吹,让德莱托古鲁对英国的同行有些失望。
  “在英国的主流媒体上,很少有关于王室的负面报道,如果说在《独立报》或《卫报》上还能偶尔见到几条批评的话,那么在《泰晤士报》和BBC里根本就没有。现在他们都在搞所谓的媒体自律,甚至因此损害了这个国家的新闻自由……”
  “以前完全不是这样,那些美妙的旧日时光啊……”德莱托古鲁的语气颇为怀旧。不仅是英国人,连这位外国记者对王室的关注度也下降了。这次婚礼他认为并没有多少值得关注的东西,因此他不再打算像三十年前那样去西敏寺和白金汉宫凑热闹,只是想去街上走走,完成属于他的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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